1405，郑和下西洋留下的谜团

　　明成祖朱棣，他登基后不顾其父明太祖朱元璋的《皇明祖训》，钦命三宝太监郑和出使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亘古未有的壮举。
 

 
　　壹
　　1457年，意大利传教士毛罗FraMauro应葡萄牙王阿丰索五世AlfonsoV邀请绘制世界地图，两年后完成。1459年，这幅重要的地图由威尼斯贵族特雷维萨诺StefanoTre鄄visano送往里斯本，不久神秘失踪。所幸毛罗本人为威尼斯大公制作了一件副本，几经辗转，终于保留下来。将近五个半世纪后，人们在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NazionaleMar鄄ciana,Venice目睹了这幅地图。令我失望的是，面前的这幅古地图如同纷乱的星图，令我困惑不解。
　　工作人员将这幅圆形地图旋转了180度，一幅我熟悉的世界图景便清晰呈现在眼前。我不仅看到了日本列岛，而且清楚地找到了中国的海岸线。15世纪，西方人开始用他们的画笔和舰艇逼近东方。
　　更重要的发现在于，在《毛罗世界地图》的一条注记中，记录了一项重要的史实———大约在1420年左右，有一条大船或称“印度的中国式帆船”横越印度洋，通过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绕过好望角，取道绿色群岛和暗海，向西和西南方向连续航行40天，约2000海里，但见水天一色，别无他物，便在第70天回到迪布角。在注记旁边，毛罗还画了一张中国帆船的图片。据台湾大学教授凌纯声考证，葡萄牙语oncho一名，来自汉语“船”。那么，这艘闯入了葡萄牙人视野的中国船，究竟是何人驾驶地图上所记载的航行海域，又在哪里？
 
　　贰
　　从中国的史料中，我几乎找不出有关这支船队海上经历的任何记载。1420年，即明永乐十八年，官方文件中记录的重大事件，首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就在第二年的年初，北京紫禁城发生了一场大火，刚刚落成的三大殿荡然无存。然而，给朱棣形成打击的，不是这场意外的火灾，而是朝中大臣对于郑和下西洋的一片反对之声，要求停止航行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早晨，他读到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的上书，他们在这份上书中抱怨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
　　李时勉和邹辑的措辞十分巧妙，他们把终止航行的理由说成是由于郑和下西洋，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它们不断派遣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有关接待部门应接不暇，总之，是送礼的客人太多，令人不胜其烦，不如少招惹他们，以免劳民伤财。
　　显然，这份略显幽默的上书只要求结果，却掩盖了他们的真正动因，那就是这个强盛的帝国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正面临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让我们回到公元1403年，这一年，中国有两个皇帝———六月以前，是建文帝朱允火文；六月以后，则换成了明成祖朱棣。在经过了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火文的手里夺取了政权，在南京登基，建元“永乐”。一个充满雄心的皇帝的上台，意味着一系列不朽事业的开始。几乎在他上台的同时，他就已经下定了迁都北京以及重新疏浚在元代已经被废弃的大运河的决心。这两件事情的因果联系是，由于北京已成他的常驻之地，因而他每年要“将400万石每石合107.4公升从南方各省征集的‘税粮’漕运到北方，漕运的数目相当于全国地税收的七分之一”。《纵乐的困惑》，［加］卜正民著，第4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公元1411至1415年，仅清理山东境内的河床，就动用民工16.5万人。同上同一年，朱棣动用三千文士，历时三年，编纂总字数多达3.7亿的《永乐大典》。两年后，他派遣郑和组建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驶向埋伏着巨大风险的茫茫大海。
　　帝王的每一次壮举都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只不过人们通常只关注他器宇轩昂的表情，而遗忘他手中的赌注。为数不多的史料使我们有可能计算郑和远航的成本。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广志绎》卷一据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郑和之行，净亏损白银六百万两。
　　实际上，朱棣时代，大明王朝每年的支出，常常是实际岁入的两至三倍。因此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才有了“永乐初年之通货膨胀，仍变本加厉”《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见《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之说。无奈之中，政府只能通过增加徭役，来有限度地缓解国库的压力。在郑和出发的第二年，即公元1406年，朱棣便修改了由他父亲朱元璋制定的规则，将农民在农闲季节服三十天徭役、工匠服三个月徭役的指标一律延长至六个月，而1410年的政府报告则显示，这批服役者在一年之后，仍未归来。
　　部分大臣的要求应当说是正当的，他们希望以内河漕运取代海运，通过刚刚得到疏浚的大运河，刺激国内贸易的发展，使这个屡经战乱的国度得以生息。实际上，在永乐初年，大运河上已经出现“走私”行为，由于大运河未被限定在官用交通之内，大运河很快成为南北贸易的媒介，使得朱元璋时代死气沉沉的国内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在大臣们眼里，漕运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远胜于将大把来之不易的白银无谓地抛向大海。
　　但是朱棣仍然执迷不悟，就在接到上书的这年冬天，他又命令郑和进行了第六次大规模远航。这次也是这位充满野心的帝王生前见证的最后一次远航。
　　现在，让我们暂停上面的叙述，拿出片刻时间进行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他至死不渝地把目光投向大海那深不可测的海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魔力朱棣显然是一个精明的皇帝，那么在他高昂的投资背后，他期待着什么样的回报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的船队，究竟会给他带回怎样的消息？
 
　　叁
　　有人把目光集中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消失上，而这支庞大的船队，就是为了寻找到这个人。这个价值超过一支远洋船队的重要人物不是别人，而是朱棣通过四年战争推翻的那个皇帝———建文帝朱允火文。据《明史·恭闵帝本纪》记载，朱棣在攻入南京金川门的当天，“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遮蔽了建文帝的去路———他是蹈火自焚，还是趁乱远逃这个疑问一直令朱棣如坐针毡。《明实录》披露了一条为历代学者所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细节，朱棣在“六月夺嫡”，攻入南京紫禁城后，却没有找到王朝的玉玺。那块“受命于天”的玉玺使朱棣陷入尴尬———它标明了朱允火文作为朱元璋亲自指定的接班人的政权合法性，只要朱允火文愿意，他随时可以以那方玉玺号令天下。可以说，那方玉玺本身就是政权。它控制着千万颗人头的命运，因而，它比任何金钱都重要得多。
　　当我试图在史料中寻找线索，又一张地图引起我的注意。朱棣率领大军杀入都城南京这一天，走投无路的建文帝朱允火文下令烧毁宫殿，同时慌忙找来老皇帝朱元璋生前留给他的一只铁箱，打开箱盖，发现最上面是一张羊皮，羊皮中裹着一幅以墨绘制的地图，图中标明乾宫旁边古井中，有一地下通道，通往长江附近的孔庙。而另外一张地图，则绘出以孔庙为起点，前往武昌的道路。显然，这是朱元璋担心孙子无力应对叔父们的挑战，而精心为他准备的逃亡之路。这并不是实测地图，而仅仅是一幅示意图。作为千军万马的统帅，朱元璋可以算得上半个地理学家，对江南地形的了如指掌，使他为他的孙子设计了一条最便捷的逃亡之路。据说，朱允火文在读过这张地图后，便毫不犹豫地取出铁箱里事先备好的袈裟、草鞋、僧帽、度牒、剃刀、银钱等物，削发扮作僧人，经由孔庙，逃出京城。
　　这幅地图仅存于一些历史秘录中，除了朱允火文本人，几乎没有人见到过它的真实面目。那么，它是否存在这幅简单的示意图，是否能够挽救这位落难皇帝的生命
　　在郑和家乡的一块碑记上，我读到如下文字：
　　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冢坟茔祭扫追□至□十二月吉日□还记耳。
　　我注视着《郑和还乡扫墓记》，既然是“奉命还乡”，那么，扫墓就只是一个借口。或许，此次返乡，与他率船队下西洋一样，担负着秘而不宣的使命。因一个皇帝的逃亡而将自己的大部分生命托付给道路和地图的人，究竟还有多少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正月底，郑和的朋友、太监李挺，受朱棣之命，开始侦察朱允火文的踪迹。他率先从武昌罗汉寺得到有关两位神秘僧人的线索，继而从浔阳得到他们曾搭船由鄱阳湖南下的消息，又从信江得知，曾有一位卖盐商人陪伴二人，由鹰潭向南出发，有可能向福建方向行进。
　　李挺很快追踪到福建泉州。至少在公元8世纪以前，泉州就已是东西方航线上的重要港口，是中国向南亚、西亚、东非地区航行的起点，在这里，能够见到各种肤色的商人，以各自不同的语言，讲述着他们的海上经历。泉州开元寺住持念海和尚告诉李挺，去年底，有两位从内地来的僧人，踏上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出海。李挺相信，建文帝迫于在国内已无处落脚，已经逃往国外求生。海天茫茫，他到底要去往哪里？
 
　　肆
　　苍茫的大海使追踪者黯然止步。翻卷的白浪湮没了逃亡者的足迹。当搜捕行动在国内几乎穷尽了所有的道路以后，泉州这个湿热的南方港口，使得那位旧日帝王的踪迹显得更加飘忽不定。那条阿拉伯商船将通往哪座城市那位神秘的漂泊者最终将在哪里悄然登岸
　　郑和、李挺，甚至朱棣本人，或许都曾面对当时那幅著名的世界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陷入沉思，搜寻着埋藏在地图里的线索。
　　至少从蒙元时代开始，全球化的进程就已经开始。随着欧亚大陆上一个庞大帝国的建立，旅行家、传教士、商旅、航海家开始在欧亚之间的陆地和海域间畅通无阻。中国人眼中的“天下”，突然间变得无限扩大，并且随着探险者的不断挺进而呈几何级数增长。朱棣曾经在与郑和的谈话中，对他父亲的闭关锁国政策深表不满。据《杰出航海家郑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研究》，陈水源著，台湾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初版在西方人想象和寻找东方航线的时候，东方人同时也在寻找着真正通向“西天”的海上通道。中国与西方这两大文明系统在中世纪几乎同时相向而行，互为目的地，这种历史现象，绝不能以巧合来形容。在内陆被穷尽的道路，在海上获得了延长线。令中国的航行者困惑的是，这条延长线，是迟早有一个终点，还是永无止境。
　　远方的轮廓在中国的古地图上日益清晰起来。这幅令后来的地理学家叹为观止的《混一疆理图》，与那位远遁的皇帝还有着微妙的联系。朱允火文登基的时候，朝鲜李朝使节金士衡、李茂前来祝贺，据分析，他们可能在南京文渊阁见到了那幅绘于元代、后来失传的世界地图《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人清氵睿的《混一疆理图》，并将复本携回本国。李朝太宗二年1402年，经金士衡和李茂初步考订，由李荟详细校对，由权近补充朝鲜和日本部分，最后合成一幅新地图，在绢上，绘制成宽四尺1.30公尺，长五尺1.60公尺的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原图在绘成之后，同样神秘地消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5世纪末的摹绘本。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我见到龙谷大学藏1500年摹本的摄影本。建文帝是否阅读过这幅地图，踌躇满志的他，是否能够预想到这幅地图日后将成为他海上沉浮的向导
　　逃亡的朱允火文，以及那艘可能存在的阿位伯商船，将朱棣的目光牵向远方。这幅精致的地图所描绘的世界尽头，是南非的好望角。在《毛罗世界地图》描绘东方海岸线之前将近一个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对非洲地理有着明确的认识。英国史学家、皇家海军退役军官门西斯GavinMeizies在他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称，《混一疆理图》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地图，其亚洲与非洲细部中，好望角被勾勒得极为精确。他坚信郑和船队曾经绕过好望角，而一位曾经与中国船队在古里相遇的威尼斯商人孔蒂Nic鄄colodeiConti，约13951469带回西方的、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则令他的威尼斯同乡毛罗大开眼界。1421：TheYearChinaDiscoveredtheWorld,《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文版，第111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这等于暗示我们，在《混一疆理图》和《毛罗世界地图》之间，孔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人。
 
　　伍
　　我看到了这些地图之间的隐秘联系，那些散落在不同的博物馆里，彼此孤立的地图，在我的头脑里已被叠放在一起。它们之间漫长的时间间隔消失了，我仿佛看到一个连续的动画过程，那一张张接替出现的地图，使得大陆与海洋的轮廓不断飘动，如同一幅正在成形的写生图画，逐渐变得清晰和准确。
　　我似乎看到地图大面积的深蓝暗示的凶险，看到在无数圆点表示的岛屿与港口间游动的古船。在络绎不绝的航行者中，一个流亡者的背影显得微不足道。
　　明永乐三年六月己卯，公元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正式从江苏刘家港出航，至福建长乐集结并等待季风，开始了他第一次下西洋的旅程。刘家港原本只是一个贫穷的产稻村落，此时已成为一个“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的港口。郑和在这里登上他的宝船，并对船只进行编队，开始了他不可思议的旅程。此后，又于公元1408、1412、1416、1421、1424和1430年先后出洋。
　　上升的船帆像树干上迅速生长的肥硕的树冠，在强劲的风中呈现出饱满的弧度。六十二艘巨船同时启动，仿佛一座漂移的城市。每只船都是一台巨大而复杂的机器，把每个人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但仍有一些水手聚集在甲板上，手里攥着情人的信物，抻长脖子，依依不舍地向故乡作最后的了望。船队在全速前进，水鸟漫天飞舞———它们或许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测速员在船头的甲板上将一支木片抛到海面上，然后以同样的速度向船尾行走，计算出所需时间，除船的长度，就得出目前的船速。报告船速的声音在海涛声中若隐若现。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直到今天，学者们仍在争论不休。这支耗资巨大的船队，难道真的只是一支豪华的侦缉队吗一个已不在位的皇帝，真的能够对世界历史施加如此之大的影响吗倘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又是什么力量能够撬动一支如此庞大的船队是什么原因，使这支船队获得了原始的推动力，并且一直航行到遥远的非洲顾起元在其1628年编纂的《客座赘语》中透露，在14651487年间，朝廷下令在国家档案馆中查找有关郑和出海的全部文献，并由兵部侍郎刘大夏负责将它们焚毁。从那时起，郑和就永远缄口不言了。
　　我在今天所能面对的，依旧是一幅地图，一幅由郑和本人亲手绘制的航海图。这幅地图，描述了船队自刘家港出发，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全过程。由于明代学者茅元仪将它辑录入《武备志》一书，它才躲过了被焚毁的命运而流传至今。那么，这幅地图，是朱允火文手持的那幅逃亡地图在空间上的接续吗长乐，是否可以被认为两条线路的衔接点可以肯定的是，这幅地图，或者说这支空前绝后的庞大船队，无论主观上的动机如何，客观上对当时的东西方地图进行了一次难得的实地检测和修正，它将东方人和西方人对于海洋的所有认识联系在一起。尽管对它的解读同样需要胆识和智慧，但是显然，这幅地图将是我们进入15世纪的导游，有关历史的所有的答案，都须从这幅地图中寻找。（本文摘自《祝勇文化笔记———1405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实际上，朱棣时代，大明王朝每年的支出，常常是实际岁入的两至三倍。因此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才有了“永乐初年之通货膨胀，仍变本加厉”《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见《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之说。无奈之中，政府只能通过增加徭役，来有限度地缓解国库的压力。在郑和出发的第二年，即公元1406年，朱棣便修改了由他父亲朱元璋制定的规则，将农民在农闲季节服三十天徭役、工匠服三个月徭役的指标一律延长至六个月，而1410年的政府报告则显示，这批服役者在一年之后，仍未归来。
　　部分大臣的要求应当说是正当的，他们希望以内河漕运取代海运，通过刚刚得到疏浚的大运河，刺激国内贸易的发展，使这个屡经战乱的国度得以生息。实际上，在永乐初年，大运河上已经出现“走私”行为，由于大运河未被限定在官用交通之内，大运河很快成为南北贸易的媒介，使得朱元璋时代死气沉沉的国内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在大臣们眼里，漕运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远胜于将大把来之不易的白银无谓地抛向大海。
　　但是朱棣仍然执迷不悟，就在接到上书的这年冬天，他又命令郑和进行了第六次大规模远航。这次也是这位充满野心的帝王生前见证的最后一次远航。
　　现在，让我们暂停上面的叙述，拿出片刻时间进行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他至死不渝地把目光投向大海那深不可测的海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魔力朱棣显然是一个精明的皇帝，那么在他高昂的投资背后，他期待着什么样的回报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的船队，究竟会给他带回怎样的消息？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