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火器部队“洋枪队”

　　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二十日傍晚，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渡过城濠，从辽阳的小西门大呼拥进。这时，城楼上的明朝辽东经略袁应泰眼见城外四处火起，后金铁骑奔突，明军尸横遍壕堑；城内大乱，谯楼着火队队兵士哗变，于是长叹一声“吾死于此也”，遂佩剑印自缢而死。仆人抱尸大哭后，纵火烧了城楼。
　　辽阳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君臣大受震动，“迁议纷纷”。光禄少卿李藻说：后金“倡乱三年(1618年)以来，倾我府库甲仗……一切为贼奄有，贼转区(驱)我之人，用我之炮，佐其强弓铁马，愈以逆我颜行。”御史方震孺奏：“京城火器，尽丧于辽，存者未必中用，宜责成工部星夜督造”，并建议召回徐光启以制火器，修敌台，相度通州至山海关一线的设防。吏部官员同奏此议。
　　徐光启以“畅晓兵事”曾得万历皇帝重用，主持练兵，因旧疾复发而辞职。此时熹宗诏用襄理军务，徐光启回到北京。鉴于辽阳之败，明朝“得志于四夷”的长技一一火炮大部分失去，而为后金拥有，要重新取得优势，军队必须实选实练，火器必须求得“以大胜小，以精胜粗”。这又大又精的火器，就是当时流行的最新式火炮--红夷炮。
　　红夷炮就是和兰炮。明朝人称荷兰为和兰、红夷、红毛蕃。此炮又称西洋大铳、西铳。《明史•和兰传》载：“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其所恃堆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三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此炮威力巨大，较之于明朝已引进的葡萄牙火炮“佛郎机铳”和西班牙炮(吕宋炮)，以及明朝兵器家结合中西火炮特点创新的“神威飞电大将军”炮更胜一筹。这些炮，明朝有，后金亦有。红夷炮，明朝还未使用，后金没有。据此，李之藻也认为必须添置新式武器，才能重整国威。向皇帝上疏说：“自非更有猛烈神器，攻坚致远，什倍于前者，未必能为决胜之计。则夫西铳流传，正济今日之亟用。”此时，已有四尊红夷炮运至江西广信。这四尊红夷炮，是前二年由徐光启、李之藻主持去澳门购买的。由李之藻门人张焘和孙学诗前去采购并押解北上。此时朝廷颁下敕谕，张孙二人迅速搬运北上，十二月四尊炮解至京师。1623年，四尊红夷炮发往东北前线宁远(今辽宁兴城)。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六万骑兵进攻宁远。袁崇焕率将士死守宁远，发西洋大铳，击中努尔哈赤，不久因重伤致死。这击中努尔哈赤的西洋大铳，就是徐光启购买的四位红夷炮中之第二位。
　　天后年间，阉党专政，政治腐败，徐光启的练兵计划一次又一次失败，于是愈加重视火器制造。他说：“火器者，今之时务也”；“都城万全之计，必赖大小炮位”。可是，一说到造炮，又大伤脑筋：一是所征募到的匠师大多无真才实学，“受匠役所欺者多矣。武弁方士，类言火器，而十无一真”；二是“工部经费无所出”，种种掣肘之事，计划难以实现。崇祯年间，战事愈紧，徐光启认为：“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己。”由于国帑愈绌，制造火器又处处掣肘，于是更倾向于造炮不如买炮，去澳门购买，那里是高水平的。“澳中火器日与红毛火器相斗，是以讲求愈精”。葡萄牙与荷兰争夺在华利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葡萄牙人手中的红夷炮也是真格的。有了炮还要有会用之人，“不宜浪发，一切装放皆有秘传”。徐光启向皇帝建议，在世臣、勋戚子弟以及京卫武臣中选“其志行可信，智勇足备者，别置一营”，成为专门使用西洋铳的“洋炮队”。京卫武臣，娇妻美妾，贪生怕死；勋戚子弟，花天酒地，骄贵庸愚，别置一营”谈何容易。于是，最后倾向于去澳门请洋人带枪炮来助战。
　　去澳门请炮手，早在1620年买四尊红夷炮时曾有葡人匠师、炮手、翻译等10人入境，但到广州则被遣返回澳门。1623年4月，由兵部尚书董汉儒与鹿继善、张焘等人主持，张焘去澳门聘请炮手，“夷目七人，通事一名，兼伴十六名”，同时入境的还有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和毕方济。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兵士第一次深入中国内地。他们的装束大异于中国官民与士兵，衣饰奢侈，惹人注目。在北京演习放炮时，不知何种原因，炮忽炸裂，一葡人和若干围观者被炸死，余下的被反对洋人洋炮的官员打发回澳门。1629年末，广西军门李逢节、广东军门王尊德等由于倾向于请洋人助战，澳门葡人也图拉拢明朝以拒和兰，于是一支由葡人译员陆若汉、葡人军官公沙的西劳带领西洋大铳10尊及其他火器，炮手士兵共400人的“洋炮队”入境。一时舆论大哗，除留下全部火器和一部分军官炮手外，其余打发回澳门，这一行人于1630年1月5日到达北京城外，正值涿州城危急，于是被明廷派往前去援救。守城15昼夜，后来清太宗皇太极未围攻涿州而退回边境。涿州形势缓解，一时舆论尽言西洋大炮的威力、公沙的西劳的功劳。公沙的西劳向明廷表示，如果皇上钦准，愿往澳门招集300葡人前来助战，不仅可使敌军败退，还可深入彼国跟踪追击。徐光启也向崇祯皇帝推荐陆若汉等人“教演制造，保护神京”。他说：“陆若汉不作诳语，臣近与议论，深入兵家阃奥，益知此辈必能破贼。”徐光启奏请皇上派人，“前往广东濠镜澳(澳门)遴选铳师艺士常与红毛对敌者200名，兼伴200名，统以总管，分以队伍，令彼自带堪用护铳盔甲枪刀版盾火枪火标诸色器械，星夜前来。”陆若汉被派回澳门作联络和组织工作，明廷还派了两个大官董其事，于是一支150名葡人和一巨炮队的“洋炮队”在明朝官员和陆若汉的带领下北上，根据徐光启的建议，陆若汉和公沙的西劳带着“洋炮队”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设防。据徐光启估计，那里共有西洋大炮16尊、中炮80尊。
　　1632年正月，登莱参将孔有德叛变，围攻登州。孙元化主抚，孔有德假降，孙元化、张焘等中计被执；城中内奸开门降，公沙的西劳在城墙上急忙燃线放炮，不意被叛兵放箭射死。这次登莱之役，葡人死12人，伤15人，所有洋枪洋炮尽为孔有德获取。事后，孙元化和张焘被朝廷处死，王征戍边；统领公沙的西劳和阵亡炮手受到皇帝追赠参将、游击、守备等，每人银10两，给其妻孥。陆若汉和其他洋兵要求回澳门。皇帝也赐与重赏。1633年，陆若汉返回澳门。翌年三月二十日，陆若汉卒于澳门。最早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洋炮(枪)队”就这样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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