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之上的明末皇帝为何爱攒私房钱

　　崇祯十七年的朝贺，满朝大臣们一个都没来。
　　认真说起来，大臣们在正月朝贺这种重大典礼时失朝，确实非常奇怪，很叫人匪夷所思。满朝大臣们居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来，即使连续鸣钟也不见一人至，不知道是他们隔夜吃喝太多腐败太过，还是全然没把给皇上朝贺当回事儿，又或者是人人以为别人都会去，缺自己一个也不打紧，于是大家全都没来。
　　总之，不管这事到底是怎么着，朝贺时一个大臣都不到实在有点太没道理。
　　而崇祯皇帝，却又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一位极勤政的皇帝。和他父亲、哥哥不同，崇祯对党争和宦官、大臣专权都极为反感，所以事事亲力亲为，可谓勤奋努力之至。
　　虽然如此，可在他手上，朝中的党争还是和前朝一样剧烈，并无太大好转。尤其是崇祯朝末年的朝纲，大约是历史上最坏的，好比元旦朝贺、祭拜祖庙如此重要的重大典礼，臣子们敢于一个不到的，印象中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尚无先例。
　　我不知道当时的崇祯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可以肯定他绝不会觉得好过，是否大怒则不得而知，恼火想来必定是有的，盖因崇祯的脾气一向不怎么好。
　　譬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他就以失地之罪，一次斩杀了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三十六名官员。
　　再后来的日子里，他又开大明三百年来未有之先例，九五之尊的天子带着年幼的皇子们在殿堂上亲自主持审问，并且主持行刑，以夹棍断了朝官的双腿，当头棒打廷臣，行刑人一棍下去，朝官纱帽立时绽裂。
　　崇祯做了十七年皇帝，一共杀了两个首辅大臣，撤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
　　另外还撤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而且这被撤掉的十四位，还都是正经八百的兵部尚书，仅仅只加兵部尚书衔的还没计算在内。这十四人里，其中有九个被治了重罪：斩首者一人，治死者一人，自杀三人，下狱两人，革职查办两人。
　　刑部尚书，前后撤换了十七人。
　　处死或被逼自杀的督师、总督，包括袁崇焕在内合计有十一人，如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挼取
　　各地巡抚被斩杀的十一人、未来得及问罪先行自杀者一人：“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六·颜继祖传》。
　　不过有的时候，崇祯的脾气又是出奇的好，对事关朝廷纲纪和皇帝脸面的事，也能不了了之。譬如崇祯十六年元旦朝贺，准时到场的就只有两个臣子，而崇祯十七年，更是连一个臣子都没到，但这两次他居然都没动手严惩什么人。
　　崇祯十六年元旦那天到的两位大臣，其中一个是前面说过的那位姓名不详的勋戚，另一位则是当时崇祯面前的大红人，鼎鼎大名的首辅大臣、内阁大学士周延儒。
　　周延儒在此事后，只婉转兜了几句圆场话，就把崇祯皇帝的怒火平息了下去，此事竟就此不了了之。
　　单以此论，就可知这周延儒绝非泛泛之辈。
　　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氏。从记载看，此人确实是个聪明人，不但很会读书考试，还容貌出众，善体上意。《明史》的《奸臣传》记曰：“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庄烈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金庸先生则在《袁崇焕评传》中这样说道：“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这个周延儒说起来，其能力在崇祯一朝的大臣中是出色的。以我看，崇祯首辅之中真正有能力也能干事的，只有一个半人，杨嗣昌是实实在在地算一个，而周延儒虽在杨嗣昌之下，但实事也做了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他手上去掉了大明朝鼎鼎大名的锦衣卫的缉事之权，因此锦衣卫的权力一落千丈再不复当年之威杀。所以他最少可以算半个能干事的人。
　　但此人于《明史》内名列《奸臣传》，的确也没冤枉他。盖因其人虽然能力不错办了不少实事，但坏事也做了不少，可以算是个奸臣，最起码也是个佞臣，不过这佞臣自然是奸的，不会是好的忠的。
　　周延儒的发迹，一是由于他聪明伶俐善于揣摩崇祯的心思，另一方面，则和明朝末期几位皇帝喜欢攒私房钱这个莫名其妙的癖好有着莫大的关系。
　　明朝的几个皇帝，在对待钱财的态度上，都有些匪夷所思。按说一个人做了皇帝之后，最看不上眼的只怕就是钱了。因为他钱再多也没用，既没什么可以买的，也没什么物事是皇上要不到的。可明神宗，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万历皇帝，他不这样。他特别喜欢攒私房钱。除此之外，这位皇上还另有一个更莫名其妙的行事风格，那就是不愿意见人。
　　万历做皇帝时只有十岁，那时的两宫太后都很信任名臣张居正。张居正虽然是个极其能干的忠臣，但他不像中国历史上很多忠臣那样，到处得罪人，而且也不能算得是传统概念上的清官，还很善于权衡人事关系，公关手段相当不错。譬如当时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就和他关系极好，再加上两宫太后对他信任有加，所以内廷不但不会给他掣肘，还一直是他的后盾。
　　在他当政的万历元年到十年期间，大约是明朝最富强的时期。对外，有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等人，北方蒙古人的入侵几乎次次大败，最后只好和明朝达成协议，通过和明朝进行边市贸易来获取钱财，不再入关抢掠。而后来明军出兵朝鲜，打败了入侵朝鲜的丰臣秀吉的部队，也是倚仗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积累。对内，则治理黄河、淮河，清算农田面积，大兴邮政交通等，一时间国家粮仓的储备粮可支十年以上，财政收入甚至一度达到支出后的盈余，都可超过以往一年国家所需的财政开支。
　　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
　　万历大约自小就被张居正这个老师逼得狠了，十分怕张居正。好不容易等到张居正死了，顿觉得再无人可制自己，于是开始大肆报复。这第一件事，就是先追夺了老师张居正的官位，抄了张居正的家，又将其家属充军流放，更将其长子逼得自杀。再之后，万历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敛财历程，然后就是几十年隐居深宫不见大臣。
　　万历在不见外廷大臣期间，对所有和他私房钱无关的奏章也一概不搭理，以至于大明朝的官吏缺了一半而无法任命。关于这些情况，史家所言就不多说了，论著汗牛充栋，就是小说家金庸先生在他的历史杂文《袁崇焕评传》里，亦有如是说：
　　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金庸先生这两段，除“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一句似打击面太大或可商榷外，其他所言甚是。
　　清朝撰《明史》的作者们，则在《神宗本纪》中说：“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而清高宗乾隆在其所撰的《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也这样说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
　　这两说所言，都基本符合后世史家的公论，即明之亡，始于万历之手。
　　万历此人甚好钱，有人说乃因他母亲是农民之女，受他母亲影响所致。这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后来的崇祯皇帝虽然没什么寒门背景，而且还很勤政，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很吝啬皇家私房钱，也就是内库中的内帑。不过他和万历有一点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他不像万历那样几乎一毛不拔，可他对动用内帑还是非常敏感，这也许和他对自己的形象极其看重，死要面子有关。
　　崇祯在除去魏忠贤后，朝中是暂时没什么大事端了，民间也还算好，后来杀进北京的闯王李自成，这个时候还领着大明朝的薪水，是大明朝的公务员，正在给大明官吏和家眷们充当保镖和信差。大明朝此刻最大的威胁，乃是来自北方的边患，也就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之名对明宣战的女真族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
　　于是，崇祯元年(1628年)冬，崇祯起用了辽东旧帅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授以督师之名，命其出镇辽东。
　　袁崇焕一到辽东，就面对着一个莫大的烂摊子，因为此刻大明的辽东军团已经缺饷四月之久了。
　　先是，辽东巡抚毕自肃屡屡上奏请饷，但户部一直未有回复。到了宁远、锦州边兵军哗兴起，才倚仗当地军政部门的储备发出了大约两万军饷，而库房已立告罄尽。之后又由毕自肃等人出面，向当地商户告贷借了五万两银子来充当军饷，可饷银依然短缺不足。
　　据《明季北略》记载，最后毕自肃无奈之下只得走入空房，上书谢罪后自缢身亡。不过这个说法有点不确实，《明实录》中他兄长毕自严的疏奏里说他曾经想自杀，但不成，而后来这次军哗中其他人都被救治过来了，唯独他不治身亡。因此毕自肃应该是被殴打或者自杀的伤太重而死，而不是自缢身亡。
　　堂堂一名辽东巡抚，竟因无钱发军饷要去向当地商户借钱发军饷，最后更因此而死，堪称古今奇闻。应该说，这位巡抚大人有相当的职业操守，他既没有诿过推搪，也没有无动于衷，他有尽职之心，可却真的拿不出解决方案，于是，在他的面前也就只剩下了自杀这条路。
　　这两次因缺粮饷而酿成的辽东军哗，很快就被袁督师暂时平息了下去，但士兵们的军饷却依然没发足。而北京户部的官员又一再地说目前外库缺钱，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陆续筹措完毕。
　　于是，袁督师上书崇祯，欲暂且借用皇帝内库的私房钱——内帑，先发军饷救急，以平息缺饷军哗。
　　然而崇祯却对这个建议相当抵触，心中极不情愿，勃然道：“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烈皇小识》。
　　这话听着叫人觉得崇祯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敢情你知道军哗已经平息，就不情愿给军饷了？不过，如果仅仅不太情愿也还罢了，听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崇祯似乎认为只要将领去安抚安抚，那些士兵就可以不要军饷去打仗了，所以辽东部队缺饷哗变，是袁督师以及辽东将帅们未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一般才有此事。
　　这就不免刻薄了。
　　其实在此事的处置上，袁督师为了不得罪户部而委曲求全，已然有些枉杀无辜。当时他为平息军哗，放过了两名为首官员，斩杀了十六名从犯。其实说起来那些军人只是绑缚上官索要被拖欠了四个月的粮饷而已，并无造反的意思，所以书曰“哗”而不载“变”，盖因其时确实哗而未变也。为此，袁崇焕颇为时人所诟病，如后来计六奇就于其所著的《明季北略》中《宁远军哗》一条下作评曰：
　　(毕)自肃奏请，而户部不发，则罪不在自肃，而在户部明矣！至崇焕斩其党，而宥首恶，颠倒如此，安得不启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锦州之哗也。
　　在这里顺便插一句闲话，那些因缺饷闹事受处分的军官中，其中一位便是日后鼎鼎大名、势倾江南的左良玉。此刻，他还只是个小小的都司。
　　在崇祯说那些话的时候，前面所说的那位周延儒此刻正好在场，他不愧有“性警敏，善伺意指”之名，马上就猜到了崇祯是什么心思，这根小荷于是凭此露了尖尖角，开始在朝臣里一枝独秀起来。
　　《明史》记他当时揣摩崇祯心思，“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
　　以此君臣二人言之，边镇官兵只要有饭吃就可以卖命去打仗了，周大臣子说“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崇祯皇上复怀疑“边将要挟”，此已然荒谬之极，然君臣二人并不满足于就此罢手。
　　周延儒毕竟是饱学的才子，二十来岁就在大明朝的两试中都得了第一的堂堂会元、状元，胸中锦绣文章不少，所以他当时曾用了“罗雀掘鼠”的典故，道：“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选自《烈皇小识》。折色：明代赋税中，将原定征收的标的物称“本色”，如改征其他标的物或货币，则称“折色”。明初时，本色专指米麦，折色范围则较广，《明史·食货志》：“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
　　明中叶以后，赋税折纳银两的现象较多，这种折征银两一般就称为“折银”或“折色银”，亦称“轻赍”。周延儒之意，是说朝廷只是欠发士兵月饷银两，但没有减少他们月饷的银两数目。其实欠饷便是欠饷，关月饷数目的事，周说实为无理之极。
　　崇祯和周延儒两人此几段对话，均出自文秉所著的《烈皇小识》。
　　文秉，字荪符，长洲人，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玄孙，天启、崇祯两朝名臣、大学士文震孟的长子。由于身处其间，他所记载的崇祯朝事有相当的真实度。明亡，其弟文乘因投奔抗清部队被杀，文秉也遭到牵连而被通缉。他在《甲乙事案》自序中道：“予自遭仲氏之难，列在官府者，幸荷宽政，而托在至诚者，反罹密网，孑然数口，屏迹深山，吸风茹霜，莫可诉语。”黄容的《明遗民录》说他在“明亡后挈家庐于文肃公之墓下，与天池山相距里许。幅巾布袍，与樵夫释子为侣。采橡实以自给，与城市人绝不相闻”。其所撰书有《烈皇小识》、《先拨志始》、《甲乙事案》、《定陵注略》流传至今，是研究明史时几种比较值得重视的史料。
　　“罗雀掘鼠”典出唐朝忠臣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乱军围困时。当时张巡部队缺粮，有段时间只能靠抓麻雀捕老鼠来充饥，到最后城里什么吃的都没了，人也都打完了，终于全军战死，张巡被害，全城守军无一人降。
　　只是这“罗雀掘鼠”实乃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可崇祯却居然大以为然，周延儒的“罗雀掘鼠四字，深契圣心”，当下竟欣然点头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日缺饷，岂遂至此？！”《烈皇小识》。
　　说老实话，部队的将士是在为大明朝和崇祯皇帝卖命，这军饷原本就是朝廷应该发的。这位皇上好像一点都不明白，这些人是在为他守江山。照这君臣二人的说法，朝廷似乎不但不用发军饷，还可以要明军将士们饿着肚子去抓鸟捉老鼠来充饥，然后继续为皇帝和朝廷去打仗。
　　再者，这周延儒的诡辩实在出色之至，“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这是说朝廷只是欠饷，并没减少士兵的饷银数目，所以没什么可以鼓噪的，因此鼓噪，其中必然有问题，这矛头便隐隐指向了大批的边军将帅们。谁知道这崇祯竟也大以为然，以为此话“深契圣心”，当真是焉有是理。这皇上、大臣们对战地一线部队的欠饷问题尚且如此态度，那么对其他地方守卫部队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崇祯，或者说大明朝皇上和一部分大臣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正是引发明末农民起义，且起义屡镇屡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皇上和大臣们都不觉得不发饷有什么问题，可以要士兵们自己去挖老鼠充饥，那么也就难怪大明朝的官兵要靠抢劫民家而赖以为生了。崇祯朝剿灭农民起义最有经验也最有战绩的两位大臣之一卢象升，对这个问题总结得最为精辟，他在奏章中曾这样说道：“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卢象升传》。
　　原本西北、西南的农民军，主要是由无组织无训练的饥民、流民组成，基本没有什么军事素质可言。但随着崇祯中期以后大股明军的加入，尤其是大批中下级基层军官的加入，使得他们的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原来屡战屡败的不少“流寇”，一下变成了和明军一样有鲜明军事结构和具备标准军事训练水准的部队，故而极为难治。再加上各种其他因素的促成，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颠覆了大明朝。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也比较复杂，故在此仅举一端而已。
　　然而“兵将从贼而为寇”，使得明季官兵之害尤甚于“流寇”。官兵们转而为“寇”抢劫百姓，而“流寇”们却打出“剿兵安民”的旗号去争取民心，顿时官匪殊难分清，整个情况已经颠三倒四，这也是一大奇观，实在很叫人哭笑不得。如此情形之下，大明朝又焉能不亡。
　　崇祯、周延儒君臣两人的这些言论，读来着实让人无话可说，唯有为舍生忘死抗击清军的袁督师和辽东将士们不但吃不饱、无钱养家，还因讨要拖欠军饷被指责的际遇心酸而已。
　　在后来崇祯三年(1630年)让袁督师含冤九泉的罪状中，又有继续说袁督师勾引清军犯北京，乃是企图挟持朝廷以邀功邀钱这一条。而主其事者温体仁，当时与周延儒为一党。“温体仁讦谦益，延儒助之。帝遂发怒，黜谦益。”又有：“初，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将兴大狱，梁廷栋不敢任而止。”《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钱龙锡传》。当时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在《剖肝录》中这样记道：“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
　　可见袁督师下狱，固然祸起于清之离间计，但最后勘查九个半月竟依然不能洗冤，乃至以身殉国，实是先因了崇祯好面子死不认错，之下则是因周、温等人与钱龙锡等的权利之争、党争，另外还有一干朝臣、太监因私产被清军所毁等小小私事而迁怒于袁督师之故。数端并发，于是大明朝对清军战事的最后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就此夭折。
　　近代梁启超推袁督师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他在《袁督师传》中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则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袁督师之死，崇祯先受敌方离间，过后事实已明但依然拒不认错，以袁督师之死来维护自己的皇帝脸面，当负首责；主其事者温体仁、梁廷栋自然也一样罪无可逃，而周延儒虽然后来也曾上疏救袁督师，但其实是惺惺作态权衡之策，并无真想救他的意思，不过是摆个架子以免遭忌，二则其时他正开始与温体仁等辈争权夺利，故以此为器用耳，他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不过待得后来，这周延儒自己竟一样死在了清军犯京这件事上，而罪名之一居然也是“受贿纵敌”，这可真有点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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