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探源

　　【摘要】Through an exhaustiv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the coas-tal areas and territorial seas polic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sprang from the Confucian method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on.T-aking humanity and justice as its core,conciliation as its me-ans,and defensive preparations as its deterrent force,the pol-icy advocated changing the foreign countries which dealt with China and influencing them morally to enable these countries to achieve order and render the whole world peaceful.The auth-or further finds that the Qing rulers of China did not merely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n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butalso made many breakthroughs and developments.

　　【 正 文】
　　有清一代清人的海疆观念与今人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领海制度在十八世纪初已在西方世界形成，但其时朝野的海权意识仍十分淡漠。与明朝相比，清王朝的海防范围虽多有扩大，但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的海疆观念，却没有太大的改变，当时海疆所指仍主要是东南的海防区域，即东南沿海的府县，包括海口、沿海半岛和大小岛屿等，其海洋国土的领海观念，直到清朝末年也没有形成。如嘉庆时人严如＠②在《洋防辑要序》中列数清朝海防要地时指出：“我国家于崇明、舟山、玉环、海坛、金门、澎湖、南澳、＠③州岛屿深阻之处，皆特设镇将。而在澎湖外，距海岸水程千里，鸡笼、凤山隶我版图，设官莅长，人物繁昌，屹然为海外钜镇，声威雄壮，杜岛夷之窥伺矣；口岸则直隶之天津，山东之登莱，江南之狼山，浙江之黄岩、温州，福建之福宁、厦门、漳州，广东之潮州、碣石、虎门、高廉、琼州，各设专阃，分布重兵，而……松江当刘河、吴淞川沙要口，宁波当杭、绍、定海、象山要口，泉州当金门、厦门要口，惠州密迩碣石、虎门，特驻军门，就近统领防御，营城、汛堡、炮台、烟墩，星罗棋布，口岸之绸缪密矣。”（注：《皇朝经世文编》卷83。）
　　另外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在变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时，乾隆皇帝亦曾言道：“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注：《清高宗实录》卷533。）明确指出了像宁波这样的沿海城镇，和澳门一样均为海疆重地。以至到道光年间，上谕中亦反复言明：“即黄岩、温州两镇所辖，多属海疆。”
　　从以上清人的海疆概念来看，其所指主要是东南的海防要地，这与明代以来东南沿海备受倭患和早期殖民者的侵扰所形成的海防意识有关。但实际上清代中国的海疆还应包括东北沿海的库叶岛、勒富岛、格布特等大小岛屿及其海域，和庙屯、海参崴、瓦布齐努、尼满、土拉子等海口，以及三姓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所辖的普禄、双城子、珲春等沿海地区。还有南海的东沙、西沙和南沙群岛等。
　　而清代海疆政策的基本内容则主要包括：上的海禁政策、沿海移民政策、海岛政策（主要是治台与治琼政策）、海疆民族政策、海疆治安政策、海上管理制度、沿海属国政策、海疆地区的外事政策、禁烟、禁教以及一系列管理外人的政策法规等；上包括海疆地区的贸易政策、税收政策、海关制度、公行制度等；文化上则包括推广儒化、移风易俗、科举中保障名额制度等；军事上包括沿海防御政策、海上巡哨制度、外海水师和近代海军的建设与管理等。总之，凡是清政府为维护其领土完整和沿海地区的有效统治，在东南和东北海疆所采取的对内对外一切方针政策，都应包括在清代海疆政策之内。
　　一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政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其中，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一切客观环境。由于清代的海疆政策，是整个治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的思想基础与整个清代的治边思想是完全统一的，同时清代的治边思想，又是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的继承与，故探讨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渊源，首先还要明确传统的治边思想究竟是什么。
　　中国传统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治边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天下一统，和柔四夷。我国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出现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局面，但天下一统的思想很早就已出现了。如从《尚书·尧典篇》所载帝尧主张“协和万邦”，到夏禹受命时的文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注：《尚书·大禹谟篇》。）从殷商强盛时“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注：《诗·商颂·殷武》。）到周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证明了这一点。（注：《诗·小稚·北山》。）其后，孟子明确提出“定于一”；荀子亦主张“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注：《荀子·致士》。）的天下一统思想。有了天下一统的观点，就有了“中央”和“边疆”的概念，又由于“中央”与“边疆”的地位、层次不同，要想二者相辅相成，天下安宁稳定，就需要另外一种思想机制，这就衍生而出了“和”，也就是“和为贵”的思想。上自周成王大规模“封邦建国”始，中国便出现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注：《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的社会格局。周初，这种“大封建”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姬姜以外异民族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以藩屏周室”。其后，这种“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制度，在《左传》中便为“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意即掌握天下的君主应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卫。而这种和柔四夷的思想，与儒家仁爱的主张又是一脉相通的。儒家治边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仁”字。也就是说，对待周边少数民族要怀以爱心，强调仁爱与和平。如孟子认为，国家统一的根本在实行仁政，只有君主实行仁政，才能使天下向往而归一。所以他反复说：“仁政无敌”，（注：《孟子·梁惠王上》。）“仁人无敌于天下。”（注：《孟子·尽心下》。）而在治边方面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莫过于从俗从宜，因其风俗，尊重当地民族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并择其族中贤良干练之人以管理其部落。如此，才能达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中国尊安，四方得所”的太平盛世。
　　其二，用夏变夷，以德化之。夷夏大防是儒家治边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自西周封建诸侯以来，便成为中央统治者在治边问题上首先遇到的问题。夷夏之防的关键是要以夏变夷，而不能让诸夏沦为夷狄，所以孟子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注：《孟子·滕文公上》。）但如何用夏变夷呢？儒家的主张主要是怀柔远人，弘宣德化。即一方面用安抚怀柔之法，一方面用礼义声教等去感化之。具体作法则如《中庸》所言：“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即当属国或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动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宗主国便应积极出面，或安良除暴，治乱持危，以维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统治；或救济除灾，安抚流亡，帮助其人民度过荒年；或庆贺其典礼，吊慰其丧讣；或联之以婚姻，厚往而薄来。总之，用种种仁义道德来感化四夷，使之诚心向化，以达到天下太平，长治久安。
　　其三，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由于各民族之间地理条件不同，资源分配存在差距，或是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残酷压迫周边少数民族，所以自封建社会以来，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同时，中央王朝认为要安内安外也必须有武力作为支柱，以平定内部的叛乱和抵御外来的侵略，故孔子讲：“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注：《孔子家语》。）但这种武备与治边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易经》中载有这样几句话：“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下天。”（注：《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又有言：“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注：《易经·坎卦》。）这里的“待”字、“威”字、“守”字与孔子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备”字是相通的。即中国的军事建设，完全是防御性的，是在有备无患的思想之下对外的一种威慑力量，它对内是以维护国内的安定，对外是促进天下和平，并不是为了侵略战争、灭亡人国。所以，在儒家的治边思想中，中国的武力仅是“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平时有如猛虎在山，只有当边疆地区发生叛乱侵扰之事时，才有军事上的用兵。即所谓“顺则抚之，逆则讨之”。且往往也都是以天子征讨的方式进行，即古人所言：“天子有征无战”，意思是说天子用兵，只是讨伐叛逆之人，并非对敌国采取某种进攻。
　　其四，以德为主，刑政相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强调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主张政治与道德应结合为一体，甚至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就是道德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道德与刑政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在道德与刑政这二者之间，应以道德为主，刑政为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德礼是高于刑政的。但孔子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刑罚，他认为最完美的政治统治，应该是“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言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注：《孔子家语·刑政篇》。）也就是说，仁君要不要采用暴力和刑法，主要看被治理的对象接受不接受德与礼的规范。如果感化他也不改变，教导他也不服从，反而伤害封建社会的道德风俗，那就只好用暴力和刑罚来强制实行了。在这里，古人是把“德”与“刑”作为两种手段相提并论的。德近于礼，主要指教化；刑则为暴力，两者并行，互为补充。即“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注：《左传》僖公十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注：《左传》隐公十一年。）这种刑政相参、德刑并用的思想均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并多用来镇压和抚绥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
　　其五，安内攘外，国治而后天下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的人文地理概貌，我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产生了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谓治国，即治理中国（中原），而平天下乃是使周边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均能归顺中原王朝，天下一统，和睦相处之意。所以作为代天理民的天子，既要把中国治理好，也要把整个天下治理好。但治国与平天下这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儒家经典中的《大学》首章即明确指出：“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首先要把中国（中原）的事情办理好，因为如果中国（中原）动乱不安，四夷很可能会乘虚而入，侵扰中原，那天下必然大乱。反之，“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注：《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十二月条。）换句话说，就是“安内”为治中国（中原）之本，“安外”为治天下之本，欲行安外，必先安内，这就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安内攘外、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不论政权建设，还是思想文化建设，均强调以治内为主。
　　这种以仁义为核心、以怀柔为手段、以武备作为威慑力量、正不获意则权之以刑、以德化一统为目标的治边思想，不仅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吸收和采纳，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而且亦被清代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 　　二
　　清代前期的诸位君主，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治边思想呢？我们认为：
　　首先，继承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主张以王道治国，以仁政平天下。为政以宽，是王道思想管理国家的基本特征，而重德不重力又是明君以仁政平天下的主要体现，这在清前期几位君主的思想中均有反映。如康熙皇帝曾谕大学士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矣，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注：《清圣祖实录》卷245。）又言：“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注：《康熙御制文集》第1集，第27卷。）乾隆帝以界作比喻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并提出：“圣帝明王为治，莫不以礼为本，然后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和之以乐而天下化成。”（注：《乐善堂全集定本》卷1，《家人上九有浮威如终吉论》。）嘉庆帝在读书时也撰文提出：“圣人应天受命，调御万方，作之君，作之师，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家国以治，天下以平，流泽子孙，其根本深厚于仁。”（注：《味余书室全集》卷35，《古文一·参和为仁论》。）
　　其次，这种王道的治国思想，在治边方针上主要表现在怀柔二字上，而怀柔思想的最大体现则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朝统治者在统一幅员辽阔的边疆地区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要在当地建立起稳定而行之有效的统治，必须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起不同的统治机构，并“举贤立明，正复其职”，用少数民族的首领来管理其众，以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如入关之初，清廷在招抚西北少数民族时即明确宣布：“一切，悉因其俗。”（注：《清圣祖实录》卷15。）其后，康熙皇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从俗从宜”之策，不仅是平定天下，而且更是稳定天下的重要举措，所以他主张治理国家应因人因地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他说：“治天下为宽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断不可行也。”（注：《康熙起居注》册三，2104页。）同样，对蒙古民族，雍正帝亦表示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他说：“蒙古之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而不知者辄妄生疑议，乃浅近狭小之见也。总之……人品类不齐，习尚不一，不能强异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长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方得圣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55页。）当有人向雍正帝密奏回族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时，雍正帝却答：“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遗留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注：《清世宗实录》卷80。）乾隆皇帝也强调“从俗从宜”，“不易其俗”。如在平定准噶尔后，他对居处西北边陲的布鲁特部落公开宣谕：“尔等若如哈萨克慕化来归，朕将令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惟遣使来请朕安，即加恩赏赉。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注：《清高宗实录》卷555。）其后，这种传统的“从俗从宜”的治边思想，一直是清朝历代统治者治理边疆和属国的指导方针。
　　其三，安内攘外，天子守在四夷。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传统治边思想中“以藩屏周”，“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统治方针。如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康熙皇帝有两段非常精彩的上谕，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注：《清圣祖实录》卷151。）“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注：《清圣祖实录》卷151。）分析康熙皇帝这两段宏论，其中心思想，一是帝王治天下，其守国之道不能专恃险阻，而惟在修德安民；二是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三是受德感恩的边疆民族，是有生命力有向心力的万里长城，其坚固程度要远胜以土石堆成的没有生命的长城。这就明确指出了安内攘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天子守在四夷应该如何守法的问题，也就是“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卫也”。其后，清朝的继承者们也都因袭了这一传统的治边思想，前文已有言及，此不赘述。
　　其四，既反对穷兵黩武，又不能失国家一寸土地。在统一中国巩固边疆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一方面继承了“善筹边者，却敌而已，开疆辟土，利其有者，非圣主所欲为”（注：连横：《通史》卷15。）的儒家治边思想，反对穷兵黩武；一方面坚持原则，既不允许任何人分裂中国，也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割占中国的一寸土地。如康熙认为“从古穷兵黩武，皆非美事，善战者，皆时至事迫，不得已而后用兵也。”这里，康熙皇帝的本意十分清楚，他愿天下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均享安乐之福，一切生灵各得其所”（注：《康熙帝为使俄国速撤罗刹、停止滋扰致察罕汗敕谕》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中国第一档案馆藏。）。但如果谁危及到封建王朝的统治，或侵占、割裂中国的领土，那也是绝不能允许的，必然致罪声讨，假以兵威。如康熙亲政后，在积极策划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郑氏集团凭借海峡天险，欲成割据之势。清廷虽然以抚为主，议和条件一再放宽，但康熙皇帝始终坚持台湾“不可与琉球、高丽外国比”的原则立场。最后，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施琅带兵渡海平台，完成了祖国统一的大业。又如清朝初年，俄国多次侵入我黑龙江流域，盘踞要害，“剽劫人口，抢掳村庄”。康熙帝在派兵收复失地的同时，亦严正指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注：《清圣祖实录》卷135。）最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军收复雅克萨，迫使沙俄不得不坐在谈判桌前，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两国此段边界出现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
　　与康熙大帝一样，乾隆皇帝也是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繁荣，国力强盛，在他所指挥的历次边疆地区或深入属国区域的重大战争中，清军是完全有实力也有机遇突破传统疆域、扩大中国领土面积的。但历史证明，乾隆皇帝并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统治者。在他的治边思想中，有关疆域的观点十分明确，即中国“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注：引自《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01页。）如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当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穷途末路之际，乾隆皇帝谕曰：“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淹，著传谕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土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注：《清高宗实录》卷482。）十分明显，乾隆皇帝的意图就是要收复汉唐故地，并无扩张领土之野心。所以，当大军横扫西北之余，八旗骁勇即在哈萨克边境勒马收缰。其后，哈萨克汗阿布赉悔过投诚，愿向清朝称臣入贡，乾隆帝欣然接受，并谕之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体，“惟期尔部安居乐业，俾游牧各仍旧俗，即贡献亦从尔便，如遣使入觐，朕自优加赏赉……尔今既向化归诚，则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注：《清高宗实录》卷543。）只要求其尊重中国的领土，并没有丝毫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额外要求。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借祝寿之名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侵略要求，其中有“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存货、停歇，和“拨给附近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以便夷商居住。对此，乾隆皇帝严辞拒绝，“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注：《清高宗实录》卷1435。）
　　其五，宽严相济，恩威并举。
　　早在入关以前，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便已运用恩威并举这一传统政策，先后统一了满洲各部和降服了漠南蒙古等。入关后，顺治帝对据守东南海上的郑氏集团亦采取了剿抚兼施、偏重于抚的方针。康熙即位后，虽主张为政以宽，“国家致治，首在崇尚宽大”（注：《康熙政要》卷2。），但又绝不是仅此一面，他理想中的用人行政是“不可偏于宽，亦不可偏于严，宽严适中，始可谓善也。”（注：《清圣祖实录》卷231。）如沿海巡哨，常遇飓风骇浪，往往损兵毁船，康熙深为悯恻。他说：“官兵系朕历年养育之人，遇贼自应效死，如无贼而徒以巡哨受伤，实属可惜，凡提镇等官，当于此留意，务加谨慎。”（注：《清圣祖实录》卷245。）言外之意就是巡哨不必拘于教条，领兵大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这是康熙皇帝宽仁的一面。但当他得知浙江黄岩总兵官仇机和升任京口副都统许国柱在沿海私设小票、乱收渔船规礼时，却同意将他们加重处罚，“许国柱革职、充军，系旗人解部枷责；仇机革职，佥妻发边卫充军。”（注：《清圣祖实录》卷231。）这又是康熙皇帝严厉的一面。
　　雍正皇帝对宽严相济的治边之道，有他独到的见解。雍正七年(1729)五月，他谕大学士九卿曰：“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注：《清圣祖实录》卷81。）并特意强调，“奉天伐罪，治世之常经，锄暴除凶，安边之远略，”（注：《清圣祖实录》卷80。）但考察雍正皇帝的治边思想，仍是以怀德为主。如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反叛清廷，雍正帝在调兵遣将的同时，敕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曰：“我朝自创业以来，皆效法列祖用兵纪律，无往不施仁德，孟子云，仁者无敌。统兵者之大义，莫要于此……如罗卜藏丹津敢于抗拒，即行剿灭。其党内亦有惧罗卜藏丹津之势、胁从而行者，伊等果悔罪来归，即行宽宥。有能擒斩罗卜藏丹津来归者，分别具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者，毋加杀戮。须严禁兵将，凡经过地方，勿得骚扰百姓，勿离人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掘人坟墓，降附者勿得侵取其物，勿拆毁庐舍祠宇，勿扰害庙内番僧，以副朕戡乱靖逆之意。”（注：《清世宗实录》卷12。）又如，雍正二年(1724)五月，因四川、云贵等地土司勾结汉奸欺压和蹂躏当地苗民等少数民族，雍正帝谕曰：“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孰非朕之赤子，方今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嗣后，督抚提镇宜严饬所属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肆为残暴，毋得滥行科派，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以副朕子惠元元，遐迩一体之至意。”（注：《清世宗实录》卷20。）
　　其后，乾隆、嘉庆、道光诸帝的治边政策也均继承了传统治国思想中宽严相济、恩威并举的方针。
　　此外，和传统的治边思想相比，清王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的突破和主要表现在：
　　一、对传统华夷观念的重新认识。前文已述，华夷观曾是中国古代具有深远影响的治边思想之一。但随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华夷观念在清代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历史上最为中原王朝困扰不堪的西北戎狄之患，已不复存在，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自然不在夷狄之列，所以清朝的治边思想中，首先突破的即是传统的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中外大防思想。如康熙皇帝曾明言天下：“朕为上天之子，朕所仰赖者惟天”（注：《清圣祖实录》卷234。），“朕承天命，统御万方，惟思率土人民，咸得其所，安生乐业，不致沦于灭亡。”（注：《东华录》四十七。）雍正皇帝则援引《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他认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注：《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集。）并驳斥传统的“严华夷之辨”、“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治边思想，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为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克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注：《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集。）所以，雍正皇帝满族臣下，对蒙古各部不仅不能以夷狄斥之，而且应待之如“宾客”。
　　其后，乾隆皇帝亦继承其前辈的主张，认为“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灭。”（注：《乐善堂全集定本》卷6《新唐书后志论》。）并提倡天下一家，将蒙古诸部喻如“臣仆”，“亲如家人父子”。（注：《御园暮春清暇即事》诗自注，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卷51。）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当马灵柯在奏折中把蒙古人和汉人分别名色，用夷、汉二字称之时，乾隆皇帝立刻给予严厉斥责。其谕军机大臣等曰：“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不得以蒙汉字面混行填写，已屡经降旨……以百余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著再行传谕沿边各督抚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注：《清高宗实录》卷354。）另外，在称谓上清朝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也极少使用夷狄等字样，代之以外藩、远人、远藩、属国等。但对海外殖民各国则多称外夷、海夷、远夷等，这种称谓本身的变化，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中，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摒弃华夷之辨的观念，而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范围扩而大之罢了，即把中国版图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仍然视为夷狄之辈，这在中外激烈冲突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次，清廷放弃了传统的“高筑墙”式的边防模式，进而突出了修德安民的治边思想。
　　秦汉以来，由于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患”，均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故“历代备边，多在西北”，而备边的主要措施是以长城为屏障，明代时还在辽河地区修筑边墙，但清王朝在入关以前就积极笼络漠南蒙古各部，使之变为进攻明朝的得力助手。入关后，在统一中国，巩固边疆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进一步怀柔蒙古诸部，使之防备朔方，变九边为内地。如康熙皇帝所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注：《承德府志》卷首一。），“较之长城更为坚固。”（注：《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的这种主张，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治边思想和传统的边防模式。在变革这种传统治边格局的同时，康熙皇帝又进一步突出了传统治边思想中以仁政平天下的王道思想。如前引文“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这种修德安民、本固邦宁的治边思想，被其后的继承者们所继承，成为有清一代治边政策的指导原则。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乾隆皇帝诏谕边疆将军督抚等曰：“朕统驭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感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29页。）这样，随着西北边疆的不断巩固，作为清王朝西北“屏藩”的就不仅仅是喀尔喀蒙古，而是包括内扎萨克、准噶尔部、回部等诸多少数民族在内的“联合屏藩”了。
　　在清政府突出修德安民的思想指导下，其治边政策较之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马汝珩、马大正先生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一书中论述甚多，此不赘述。 　　　三
　　考诸史实，清代海疆政策的首要目标或称低层次目标，就是清帝在上谕中反复强调的宁谧海疆，保卫海疆。但还有一个高层次的目标，虽然它不是封建统治者既定和追求的目标，但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就是不断地开发海疆，发展海洋，通过海洋发展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以达到富国强兵、提高综合国力的目的。但纵观整个清政府的海疆政策，既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防力量，保卫住海疆的宁静；也没有积极地开发海疆，广泛地发展对外贸易与科技文化交流；其对外采取的一系列以禁、防为主的限制政策，不但没有限制住资本主义野蛮侵华的步伐；反而限制和封闭了自己，扩大了与当时先进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造成清政府这种海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
　　首先，清朝历代君主与明中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他们在继承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因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国商人货银万余两未还一事，乾隆皇帝的一段上谕，曰：“夷商估舶冒越重瀛，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致令货本两亏，尤当如法讯究，乃李质颖（时任广东巡抚）仅拟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有断无追，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申，岂封疆大臣惩恶绥远之道？幸而刑部奏驳，朕始得知，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样照覆，其错谬尚可问乎？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日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岂不轻视督抚？且朕此番处置，非止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轻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远近震慑威灵，自不敢稍萌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此事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驭中外，一视同仁。……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为推广此意妥行。”（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28页。）
　　乾隆皇帝的这篇诏谕较长，它集中反映了乾隆帝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细品其意，他以天下共主自居，不论是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周边属国，以至于东洋、西洋诸国，其所治理的政策方针是完全一样的，即所谓“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正经。”由于乾隆皇帝明令，“此旨著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并著入于交待，令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俾皆恪循罔懈。”（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30页。）所以成为清朝治理边疆和对外交往的国策，对后来的继承者和沿边督抚的影响极大。如嘉庆二年(1797)正月，清廷在给暹罗的敕谕中言：“尔暹罗国王郑华，屡供王会，久列藩封，兹于嘉庆二年，复遣使臣奉表入贡，鉴其忱悃，允荷褒扬，至以天朝叠庆重厘，倍呈方物，具见国王输诚效顺，弗懈益虔，实属可嘉。国家厚往薄来，字小柔远，自有定制，更念尔国僻处海陬，梯航远涉，业经备物呈进，若从摈却，劳费转多，是以特饬所司，将此次所进贡物，俱行收受，加赐国王文绮等件。嗣后只须照常呈进一分，毋庸增添。如国王仍前备进两分，即饬广东督抚发还一分，以昭定制，而示体恤。王其祗承眷顾，益懋忠纯，永膺藩庶之恩，长隶职方之掌。钦哉特谕。”（注：《清仁宗实录》卷13。）再看嘉庆十年(1805)十月，清廷给英国国王的一分敕书，其中谕曰：“尔邦远界海域，恪守藩维，遥申向日之忱，载肃来庭之使，循览陈奏，情词恪恭。已令将贡品进收，俾遂殷悃。至尔邦民人前来贸易，历有岁年，天朝一视同仁，无不曲加体恤，亦无需尔邦出力之处。兹国王特＠④表抒诚，极陈爱戴，并饬港脚等处地方官员，凡遇天朝兵民人等，倍加敬谨，具见尔国王慕义向化，深所褒嘉，是用颁敕奖励，并锡赉文绮等物。尔国王其祗承渥眷，弥失荩怀，长荷天朝之宠灵，益凛友邦之修睦，率职共球，延禧带砺，以副朕怀远敷仁至意。钦哉特谕。”（注：《清仁宗实录》卷151。）
　　从以上两个遣词用句内容口吻几乎相同的上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虚骄自傲的嘉庆皇帝是如何把当时独一无二的海洋霸主、所谓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看成是与暹罗一样的弱小属邦，是需要天朝的“宠灵”和“体恤”的。同时，愚昧的清朝统治者不仅把当时资本主义的第一强国与周边的属国视为一体，而且对二者所采取的政策亦是完全一样的。如道光八年十二月(1829.2)，清政府平息张格尔叛乱之后，因浩罕不送回张格尔家属，道光帝严命绝其贸易，不准茶叶、大黄出卡。其谕军机大臣等曰：“务当严饬各城，稽察要隘，不准茶叶、大黄稍有偷漏。在卡外恭顺各部落自当按照奏定章程，通市互易，惟不可任霍罕（即浩罕）夷商有影射冒混情弊，致查禁有名无实。”（注：《清宣宗实录》卷149。）我们知道，允许周边属国在进贡中央王朝的同时彼此互市贸易，本来就是宗主国对属国厚往薄来的一种恩赐，所以清廷用断绝贸易往来的非常措施，对不恭顺的浩罕加以制裁，使其“穷蹙”而不能“渔利”和“夸耀”于其他外夷。
　　这种对不听话的海外诸国的制裁手段，清廷也同样施行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因英国首任对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违反清方惯例，径往广州要求直接会见两广总督卢坤，并以公函的方式通知广州当局。为此，中英冲突加剧。七月二十九日，卢坤下令封舱，停止中英一切贸易，得到道光皇帝的支持和认可。谕曰：“该弁目（指律劳卑）既执拗顽梗，不遵法度，自当照例封舱，稍示惩抑，俾知畏惧。如该弁目及早改悔，照常恭顺，恳求贸易，即准奏请开舱，只期以情理之真诚化远人之桀骜。”（注：《清宣宗实录》卷255。）其后，道咸两朝将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谕旨和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谕旨专档统称为“剿捕档”，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清代前期历朝统治者均重西北陆路边疆而轻视东南海疆。由于古代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其间条件极不平衡，所以自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民族产生以来，随着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内向发展的少数民族势力，又自然形成一种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在这种双重封闭的地理格局中，千百年来西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侵扰与征伐，于是形成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传统治边思想。虽然清王朝统治者联合蒙古王公，变九边为腹地，但在其强化对西北广大地区有效治理过程中，其治边重心依旧是西北腹地边疆。
　　例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之后，清政府立刻派兵北上收复失地。康熙皇帝认为：“黑龙江之地，最为险要……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边民终不获安。”（注：《清圣祖实录》卷135。）结果通过两次雅克萨战役，迫使俄军停战议和，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与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遏制了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扩张。其后，为巩固这一龙兴之地，不容他人染指，清廷相继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统治政策。
　　再看漠北蒙古地区。早在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即已认识到：“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注：魏源：《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一》。）故在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已把联合蒙古作为战胜明王朝、入主中原的战略国策。其后通过恩威并施等各种手段，分别征服了东三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和西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外蒙古各部和青海蒙古亦相继归服，此时，距清入关已有五十三年。其间，清政府的治蒙政策基本完善，如盟旗制度为地理之区划，封爵政策为人事之分封，宗教政策为思想之控制，互婚政策为血缘之融合，怀柔政策为王公之安抚，隔离政策为各部之防范，形成清代极有特色的治边政策之一。
　　就新疆地区而论，其地理位置“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建瓴”。（注：钟广生：《新疆志稿》卷1。）故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远征新疆时曾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可见，新疆的战略地理位置何等重要。所以《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即对割据新疆的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拉开了征讨的序幕，前后历经三朝，费时六十八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方取得决定性胜利。次年，清廷又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统一天山南路。新疆统一之后，乾隆帝从巩固西北大局的战略高度，改变了以往地方建置中的羁縻色彩，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建立起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各级军政长官及其辖下的民政、军事两套系统进行管理。其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返归祖国，清政府给予了妥善安置。至此，蒙古各部除部分入居俄罗斯之卡尔梅克蒙古外，余皆统属于大清王朝。此时距清入关之时，已逾一百三十七年。
　　由于蒙古王公及其部众普遍虔奉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宗教领袖达赖、班禅亦均居于西藏，故西藏一地向为蒙古族众心目中的圣地。加之西藏地区居高临下，西南屏蔽廓尔喀、缅甸，东北俯视青海、云南、四川，战略地位亦十分重要。故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当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借西藏内乱之机欲图吞并时，康熙皇帝即明确提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倘为准部所据，“将边无宁日”。（注：魏源：《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上。）遂急遣大军进藏驱逐。并于康熙六十年(1721)直接任命西藏上层僧俗分子管理西藏。其后，雍正五年(1727)清廷建立驻藏大臣制度；乾隆十六年(1751)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废除藏王，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共理藏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派兵克服种种困难击退入侵的廓尔喀之后，又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职权，强化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中央政府能够始终对西藏实行有效的管理，与清前期政府对西藏的积极经营是分不开的。
　　由上可知，自康熙统一台湾之后的百余年间，清王朝的治边重心一直是在西北地区，其中重点又主要是蒙古各部族。由此反观清廷对治理东南海疆的指导思想及其一系列禁防政策，我们不能不得出清前期清朝统治者重西北陆疆而轻东南海疆的结论。
　　以台湾为例。先是在是否统一台湾的问题上，清政府内部就曾存在反对意见。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施琅率兵克复台湾后，清廷又出现弃留之争。时“方郑氏初平，廷议以其海外孤悬，易薮贼，欲弃之。”（注：魏源：《圣武记》。）福建当局亦有人主张：“迁其人，弃其地”。（注：陈寿祺：《福建通志》卷88。）最后争议迁延八个月之久，在施琅等人的力争之下，台湾才得以保留。而当时康熙皇帝虽然支持施琅统一和保留台湾，但其出发点则主要是消弭后患，免得“为外国所据，奸宄之徒窜匿其中”，“万一蔓延再如郑贼者”，则又大费周折。（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一月，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并明言：“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即未入版图，“亦不足为治道之缺。”（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326页。）对台湾的战略地位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在此思想基础上，清廷对台实施了一系列以防台而治台的海疆政策。这种防台与抑台的种种政策，其中有些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仍然顽固地执行。如台湾埔里社开垦一事，道光二十一年(1841)给事中朱成烈奏言，台湾旷土甚多，应许开垦。但闽浙总督颜伯焘以难防后患，援例奏禁。二十六年(1846)正月，北路理番同知史密与副将叶长春率通事入山时，埔里社等番要求内附，闽浙总督刘韵珂上奏其事，诏谕不可。刘韵珂渡台勘察之后再奏请，仍不可。直到二十八年(1848)台湾道徐宗干再请此事，清廷方允。（注：连横：《台湾通史》，《抚垦志》。）前后历经八年。其他如对移居东南亚各地之华侨的弃民政策、吉林沿海的弃守政策、对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种种限制、以及吉林、金州、天津水师的相继裁撤等等，无一不反映了清廷对海疆治理的消极态度。
　　其三，因对洋人和汉人的疑惧心理而愈加突出“天子守在四夷”的“守”字。由于清代海疆政策与陆疆政策所治理的对象不同，中国陆地边疆绝大部分为少数民族地区，相邻属国虽多，但只有暹罗和南掌二国请封入贡较早（暹罗在顺治九年，南掌在雍正七年），“奉贡不绝”，其余均在乾隆中叶以后，其与宗主国清王朝的关系和海疆属国朝鲜、琉球与安南相比，相去甚远。所以清廷在陆疆方面的治理对象，主要是以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主。而海疆政策的治理对象，除吉林沿海、台湾和海南少数土著民族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洋人之外，绝大部分是汉族人民。其治理方面，又有侧重。在乾隆朝以前，清廷以防内为主，即主要防备不法之人潜聚台湾，为害清廷，或商民出海与外勾结、图谋不轨等。乾隆朝以后，则重点是限制不法洋商和防范欧美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另外，清代海疆与腹地边疆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亦不相同。对清代腹地边疆，清廷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理藩院；但在沿海边疆，以汉人为主，除朝鲜、琉球和安南等属国之外，无藩可理。万里疆域，海岛星罗棋布，沿边百务丛生，清廷既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也缺乏长远的开发政策。其与沿海属国之间的封贡往来主要由礼部掌管，而其海防及海外贸易等事务，均委之于沿海各省督抚，其管理方法如同内地（其中吉林沿海情况特殊，清廷在此采取姓长、乡长制，但因人数稀少，地方事务不多，故治理政策极为简单）。正由于清代海疆无一藩部，治理对象以汉人为主，且沿海八省的经济结构除渔猎工贸以外，主要是农业经济，所以清廷海疆政策的宗旨是大陆化和集权化。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的“因俗设官”、“因俗而治”，有很大区别，即使是对台湾高山族和海南黎苗等少数民族，清政府亦同样推行内地化政策，强调封建社会的道一风同。同时，明朝中叶以后，新老殖民主义者接踵而至，南洋诸岛相继沦亡，东南海疆风波叠起，传统的贡舶贸易逐渐被中西直接贸易所取代。于是在大清帝国与朝鲜、琉球和安南等属国宗藩交往的背后，西力东渐的大潮已滚滚而来，在西方殖民势力步步紧逼、沿海汉人不易管理的严峻形势之下，清朝统治阶级的戒备心理与日俱增，尤其是惧怕外国人与汉人频繁接触，相互勾连。如康熙帝认为：“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注：《清圣祖实录》卷270。）“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须预为措置”，“加意防范。”（注：《清圣祖?录》卷270。）为此，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发布了“南洋禁航令”。其后，雍正帝更明确指出：“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注：《耶稣会士通信集》，《坊表信札》第3卷，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所以他主张“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注：《朱批谕旨·孔毓ｘúｎ＠①奏折》，雍正二年十月初九日折。）乾隆皇帝继位后，面对复杂多变的海疆形势，不仅进一步强化台湾的禁渡政策，加强对澳门以及沿海贸易的管理，而且将对西洋贸易的四口变为一口。并于二十四年十二月，颁布了全面管制外商的第一个章程《防范外夷规条》五款。上述清朝统治者对洋人与汉人疑惧心理日增的同时，清廷海疆政策中的防范与限制内容愈来愈突出，这集中反映在“禁”与“防”二字上。如台湾统一前的禁海迁界政策、台湾归清后的禁渡政策、边禁政策以及沿海商民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等。对外防范限制则更多，仅昭示天下的各种章程便有《管理澳夷章程》（乾隆九年）、《澳夷善后事宜条议》（乾隆十四年）、《防范外夷规条》（乾隆二十四年）、《防夷四查》（乾隆四十一年）、《民夷交易章程》（嘉庆十四年）、《整饬夷商贸易九事》（嘉庆十八年）、《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道光十一年）、《防夷新规八条》（道光十五年）等等。这种以禁防为主的管理措施，既是清廷海疆政策的核心，又是清政府海上力量不足的明显例证。由此，我们也可以论断，清廷在海疆方面之所以以守为主，推行一系列闭关自守的政策，其原因其实很简单，除了传统治边思想的束缚以外，主要是天朝海防力量的不足，没有一支可以与西方海上力量争雄称霸的军事力量。
　　毫无疑问，在殖民主义者横行世界的时代，清政府的海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但同时也与西方世界相对隔离，拉开了中国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距离，造成了后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归咎于清代哪一个皇帝，因为压迫中央王朝的对手已不再是西北地区落后的游牧民族，而是新兴资本主义各国的联合进攻，悲剧是整个封建社会酿出的苦果。同时，我们也不能用今天的观念去苛求前人没有及时改革开放、接受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因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手推磨产生封建制生产关系，蒸汽机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在封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包括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文化、宗教、等等，又会反过来维护传统的经济基础，阻碍新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没有发生变革的清前期，其封建统治者维护和发展的只能是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另外就治内与治边方面来讲，在清前期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掌握政权的清代统治者们孜孜以求的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不断强化和内重外轻、强干弱枝的统治局面。其治边的目标在于宁辑边疆，相安为用，以藩属和海岛为其屏障，最终达到拱卫京师，维护中央王朝的目的。因此，它对周边的要求是同心向化，不侵不叛，而并不希望出现尾大不掉、能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边疆势力。如前所述，清朝统治者在台湾采取“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的抑制政策；在东北则主要采取封禁政策，以保护龙兴之地；在蒙古推行盟旗制度，分散隔离，众建而分其势；在新疆则东、北、南各采取不同的管理制度，以北制南，互相牵制；在西藏则采取驻藏大臣的监督管理制度。这样，在突出内治、强干弱枝的统治格局中，虽然体现了传统的“以藩屏周”、“天子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但实际上却形成了虚边和弱边的效果。当中西两大世界逐渐接近，资本主义的侵华势力与日俱增的时候，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们虽然已经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潜在威胁，却不可能改变封建制度本身，而只能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框架中修修补补。而其所采取的一系列以禁、防为主的闭关自守政策，也只能抵制和延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于一时，但终究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的滚滚大潮。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右加旬
　　＠②原字火右加翌
　　＠③原字石右加（淘去氵）
　　＠④原字羽右加工 　　二
　　清代前期的诸位君主，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治边思想呢？我们认为：
　　首先，继承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主张以王道治国，以仁政平天下。为政以宽，是王道思想管理国家的基本特征，而重德不重力又是明君以仁政平天下的主要体现，这在清前期几位君主的思想中均有反映。如康熙皇帝曾谕大学士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矣，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注：《清圣祖实录》卷245。）又言：“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注：《康熙御制文集》第1集，第27卷。）乾隆帝以界作比喻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并提出：“圣帝明王为治，莫不以礼为本，然后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和之以乐而天下化成。”（注：《乐善堂全集定本》卷1，《家人上九有浮威如终吉论》。）嘉庆帝在读书时也撰文提出：“圣人应天受命，调御万方，作之君，作之师，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家国以治，天下以平，流泽子孙，其根本深厚于仁。”（注：《味余书室全集》卷35，《古文一·参和为仁论》。）
　　其次，这种王道的治国思想，在治边方针上主要表现在怀柔二字上，而怀柔思想的最大体现则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朝统治者在统一幅员辽阔的边疆地区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要在当地建立起稳定而行之有效的统治，必须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起不同的统治机构，并“举贤立明，正复其职”，用少数民族的首领来管理其众，以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如入关之初，清廷在招抚西北少数民族时即明确宣布：“一切，悉因其俗。”（注：《清圣祖实录》卷15。）其后，康熙皇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从俗从宜”之策，不仅是平定天下，而且更是稳定天下的重要举措，所以他主张治理国家应因人因地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他说：“治天下为宽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断不可行也。”（注：《康熙起居注》册三，2104页。）同样，对蒙古民族，雍正帝亦表示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他说：“蒙古之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而不知者辄妄生疑议，乃浅近狭小之见也。总之……人品类不齐，习尚不一，不能强异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长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方得圣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55页。）当有人向雍正帝密奏回族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时，雍正帝却答：“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遗留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注：《清世宗实录》卷80。）乾隆皇帝也强调“从俗从宜”，“不易其俗”。如在平定准噶尔后，他对居处西北边陲的布鲁特部落公开宣谕：“尔等若如哈萨克慕化来归，朕将令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惟遣使来请朕安，即加恩赏赉。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注：《清高宗实录》卷555。）其后，这种传统的“从俗从宜”的治边思想，一直是清朝历代统治者治理边疆和属国的指导方针。
　　其三，安内攘外，天子守在四夷。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传统治边思想中“以藩屏周”，“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统治方针。如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康熙皇帝有两段非常精彩的上谕，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注：《清圣祖实录》卷151。）“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注：《清圣祖实录》卷151。）分析康熙皇帝这两段宏论，其中心思想，一是帝王治天下，其守国之道不能专恃险阻，而惟在修德安民；二是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三是受德感恩的边疆民族，是有生命力有向心力的万里长城，其坚固程度要远胜以土石堆成的没有生命的长城。这就明确指出了安内攘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天子守在四夷应该如何守法的问题，也就是“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卫也”。其后，清朝的继承者们也都因袭了这一传统的治边思想，前文已有言及，此不赘述。
　　其四，既反对穷兵黩武，又不能失国家一寸土地。在统一中国巩固边疆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一方面继承了“善筹边者，却敌而已，开疆辟土，利其有者，非圣主所欲为”（注：连横：《通史》卷15。）的儒家治边思想，反对穷兵黩武；一方面坚持原则，既不允许任何人分裂中国，也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割占中国的一寸土地。如康熙认为“从古穷兵黩武，皆非美事，善战者，皆时至事迫，不得已而后用兵也。”这里，康熙皇帝的本意十分清楚，他愿天下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均享安乐之福，一切生灵各得其所”（注：《康熙帝为使俄国速撤罗刹、停止滋扰致察罕汗敕谕》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中国第一档案馆藏。）。但如果谁危及到封建王朝的统治，或侵占、割裂中国的领土，那也是绝不能允许的，必然致罪声讨，假以兵威。如康熙亲政后，在积极策划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郑氏集团凭借海峡天险，欲成割据之势。清廷虽然以抚为主，议和条件一再放宽，但康熙皇帝始终坚持台湾“不可与琉球、高丽外国比”的原则立场。最后，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施琅带兵渡海平台，完成了祖国统一的大业。又如清朝初年，俄国多次侵入我黑龙江流域，盘踞要害，“剽劫人口，抢掳村庄”。康熙帝在派兵收复失地的同时，亦严正指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注：《清圣祖实录》卷135。）最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军收复雅克萨，迫使沙俄不得不坐在谈判桌前，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两国此段边界出现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
　　与康熙大帝一样，乾隆皇帝也是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繁荣，国力强盛，在他所指挥的历次边疆地区或深入属国区域的重大战争中，清军是完全有实力也有机遇突破传统疆域、扩大中国领土面积的。但历史证明，乾隆皇帝并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统治者。在他的治边思想中，有关疆域的观点十分明确，即中国“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注：引自《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01页。）如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当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穷途末路之际，乾隆皇帝谕曰：“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淹，著传谕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土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注：《清高宗实录》卷482。）十分明显，乾隆皇帝的意图就是要收复汉唐故地，并无扩张领土之野心。所以，当大军横扫西北之余，八旗骁勇即在哈萨克边境勒马收缰。其后，哈萨克汗阿布赉悔过投诚，愿向清朝称臣入贡，乾隆帝欣然接受，并谕之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体，“惟期尔部安居乐业，俾游牧各仍旧俗，即贡献亦从尔便，如遣使入觐，朕自优加赏赉……尔今既向化归诚，则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注：《清高宗实录》卷543。）只要求其尊重中国的领土，并没有丝毫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额外要求。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借祝寿之名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侵略要求，其中有“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存货、停歇，和“拨给附近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以便夷商居住。对此，乾隆皇帝严辞拒绝，“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注：《清高宗实录》卷1435。）
　　其五，宽严相济，恩威并举。
　　早在入关以前，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便已运用恩威并举这一传统政策，先后统一了满洲各部和降服了漠南蒙古等。入关后，顺治帝对据守东南海上的郑氏集团亦采取了剿抚兼施、偏重于抚的方针。康熙即位后，虽主张为政以宽，“国家致治，首在崇尚宽大”（注：《康熙政要》卷2。），但又绝不是仅此一面，他理想中的用人行政是“不可偏于宽，亦不可偏于严，宽严适中，始可谓善也。”（注：《清圣祖实录》卷231。）如沿海巡哨，常遇飓风骇浪，往往损兵毁船，康熙深为悯恻。他说：“官兵系朕历年养育之人，遇贼自应效死，如无贼而徒以巡哨受伤，实属可惜，凡提镇等官，当于此留意，务加谨慎。”（注：《清圣祖实录》卷245。）言外之意就是巡哨不必拘于教条，领兵大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这是康熙皇帝宽仁的一面。但当他得知浙江黄岩总兵官仇机和升任京口副都统许国柱在沿海私设小票、乱收渔船规礼时，却同意将他们加重处罚，“许国柱革职、充军，系旗人解部枷责；仇机革职，佥妻发边卫充军。”（注：《清圣祖实录》卷231。）这又是康熙皇帝严厉的一面。
　　雍正皇帝对宽严相济的治边之道，有他独到的见解。雍正七年(1729)五月，他谕大学士九卿曰：“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注：《清圣祖实录》卷81。）并特意强调，“奉天伐罪，治世之常经，锄暴除凶，安边之远略，”（注：《清圣祖实录》卷80。）但考察雍正皇帝的治边思想，仍是以怀德为主。如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反叛清廷，雍正帝在调兵遣将的同时，敕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曰：“我朝自创业以来，皆效法列祖用兵纪律，无往不施仁德，孟子云，仁者无敌。统兵者之大义，莫要于此……如罗卜藏丹津敢于抗拒，即行剿灭。其党内亦有惧罗卜藏丹津之势、胁从而行者，伊等果悔罪来归，即行宽宥。有能擒斩罗卜藏丹津来归者，分别具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者，毋加杀戮。须严禁兵将，凡经过地方，勿得骚扰百姓，勿离人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掘人坟墓，降附者勿得侵取其物，勿拆毁庐舍祠宇，勿扰害庙内番僧，以副朕戡乱靖逆之意。”（注：《清世宗实录》卷12。）又如，雍正二年(1724)五月，因四川、云贵等地土司勾结汉奸欺压和蹂躏当地苗民等少数民族，雍正帝谕曰：“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孰非朕之赤子，方今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嗣后，督抚提镇宜严饬所属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肆为残暴，毋得滥行科派，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以副朕子惠元元，遐迩一体之至意。”（注：《清世宗实录》卷20。）
　　其后，乾隆、嘉庆、道光诸帝的治边政策也均继承了传统治国思想中宽严相济、恩威并举的方针。
　　此外，和传统的治边思想相比，清王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的突破和主要表现在：
　　一、对传统华夷观念的重新认识。前文已述，华夷观曾是中国古代具有深远影响的治边思想之一。但随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华夷观念在清代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历史上最为中原王朝困扰不堪的西北戎狄之患，已不复存在，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自然不在夷狄之列，所以清朝的治边思想中，首先突破的即是传统的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中外大防思想。如康熙皇帝曾明言天下：“朕为上天之子，朕所仰赖者惟天”（注：《清圣祖实录》卷234。），“朕承天命，统御万方，惟思率土人民，咸得其所，安生乐业，不致沦于灭亡。”（注：《东华录》四十七。）雍正皇帝则援引《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他认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注：《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集。）并驳斥传统的“严华夷之辨”、“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治边思想，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为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克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注：《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集。）所以，雍正皇帝满族臣下，对蒙古各部不仅不能以夷狄斥之，而且应待之如“宾客”。
　　其后，乾隆皇帝亦继承其前辈的主张，认为“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灭。”（注：《乐善堂全集定本》卷6《新唐书后志论》。）并提倡天下一家，将蒙古诸部喻如“臣仆”，“亲如家人父子”。（注：《御园暮春清暇即事》诗自注，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卷51。）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当马灵柯在奏折中把蒙古人和汉人分别名色，用夷、汉二字称之时，乾隆皇帝立刻给予严厉斥责。其谕军机大臣等曰：“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不得以蒙汉字面混行填写，已屡经降旨……以百余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著再行传谕沿边各督抚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注：《清高宗实录》卷354。）另外，在称谓上清朝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也极少使用夷狄等字样，代之以外藩、远人、远藩、属国等。但对海外殖民各国则多称外夷、海夷、远夷等，这种称谓本身的变化，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中，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摒弃华夷之辨的观念，而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范围扩而大之罢了，即把中国版图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仍然视为夷狄之辈，这在中外激烈冲突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次，清廷放弃了传统的“高筑墙”式的边防模式，进而突出了修德安民的治边思想。
　　秦汉以来，由于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患”，均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故“历代备边，多在西北”，而备边的主要措施是以长城为屏障，明代时还在辽河地区修筑边墙，但清王朝在入关以前就积极笼络漠南蒙古各部，使之变为进攻明朝的得力助手。入关后，在统一中国，巩固边疆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进一步怀柔蒙古诸部，使之防备朔方，变九边为内地。如康熙皇帝所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注：《承德府志》卷首一。），“较之长城更为坚固。”（注：《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的这种主张，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治边思想和传统的边防模式。在变革这种传统治边格局的同时，康熙皇帝又进一步突出了传统治边思想中以仁政平天下的王道思想。如前引文“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这种修德安民、本固邦宁的治边思想，被其后的继承者们所继承，成为有清一代治边政策的指导原则。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乾隆皇帝诏谕边疆将军督抚等曰：“朕统驭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感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29页。）这样，随着西北边疆的不断巩固，作为清王朝西北“屏藩”的就不仅仅是喀尔喀蒙古，而是包括内扎萨克、准噶尔部、回部等诸多少数民族在内的“联合屏藩”了。
　　在清政府突出修德安民的思想指导下，其治边政策较之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马汝珩、马大正先生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一书中论述甚多，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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