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清代货币研究历程与成就

　　编者按  研究古钱币在已经有一千数百年的，但是把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宣传来研究则是近二十年的事。近二十年来，钱币学研究借鉴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甚至应用了化学、物等分析的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钱币学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钱币学也是这样。版别研究的方法是钱币学独有的方法，但是在版别繁杂的宋钱和清钱的研究方面，对于版别所代表的确凿含意、版别划分的标准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德国学者布威纳先生毕生研究清代钱币，他整理了大量的清代钱币实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大量清代档案中的钱局铸钱报告，获得了大量的可靠的一手资料，他提出了清代钱币版别代表不同年份的观点，并据此排出了一个清代钱币年表。无论布威纳先生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是否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他的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为此我们编译了布威纳先生的这篇文章，把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介绍给钱币学界的同仁们，以期对钱币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所推动。
　　钱币是反映一个国家历史上状况的一面非常好的镜子。对于中国尤其如此。我一直致力于中国清代铸币研究，想知道为什么每一代皇帝的每一个钱局铸造的铜钱是如此不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版别。不难猜测不同版别的铜钱可能是不同年份铸造的。但是要证明这点，并且按照年份来排列这些铜钱是相当困难的，我很快就发现为什么没有人尝试这样做了。一位慷慨的香港商人的资助奠定了我个人收藏的基础。此人从印度尼西亚进口了一批金属废料，并为其中的钱币额外附费。他允许我从这7吨总共约200万枚的钱币中挑选我所需要的。从宋代开始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钱币就陆续来到南洋地区当零钱使用，并且在印度尼西亚一直流通到20世纪40年代。幸运的是没有多少海外华人对特殊的中国钱币感兴趣，也就不会去收藏，所以一些比较罕见的品种仍然包括在这7吨钱币中。
　　在取得一些最初的成功之后，我想将清朝的钱币排列在一个完整的帝国谱系之中。但是很快我就碰到了三个棘手的问题：1．在这些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大量中国钱币中，很少有咸丰钱，而且也没有其他人的收藏可供我研究那些缺失的钱币种类。2．在这些钱币中几乎没有新疆钱和西藏钱。3．乾隆朝的60年中，云南的9个钱局，北京7钱局，只田一个钱局标志。
　　于是我决定出版我的到雍正朝为止的研究成果，书名为《1735年前的清钱》①。我努力获知每一件可能与钱币是怎样被实际铸造出来有关的事。对任何清钱，只有在我自己能估算清楚之后我才会稍感满意。这本书是多年以前出版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一个错误的解释和漏掉了少许种类。
　　接下来，我开始收集所有能得到的与钱币、货币制度、铸造和钱局有关的书籍文献，包括史料，当时的旅行者所写的见闻，中国和西方钱币的目录。毫不惊奇的，最有用的著作是《清朝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是一个“官方”的历史，严格删除令官方不悦的信息。基本上，该书记录了一些明显的事实，象某一个钱局何年开何年关。偶尔它也记录某一个钱局一年的铸钱串数。书中所有的解释引自奏折，但是罕有提及具体哪个奏折被批准或实际上被执行。
　　我很快意识到自我研究清钱以来，从文献中得到的每一点资料，只是叙述了什么是应该发生的。文献上提供的一个钱局的开铸日期，仅仅意味着钱局被命令铸造钱币，而不是它实际执行铸造钱币的任务，所有钱局的铸钱数字只是它们应该铸造的数量，而不是它们实际铸造的数量。除了努力将那些散乱的信息编织成一幅连贯的图景，没有其它选择。
　　为了写作我的第二本书《清钱，从1736到1911》，我首先不得不找到那些缺失的铜钱。过去的数年里，无论何时何地我尽可能找到我缺失的清钱种类并都买了下来。终于，我购得了几乎所有的咸丰大钱，和相对比较珍贵的同治和光绪钱。几年前，一些新疆钱进入了市场，也满足了我的研究需要。
　　我对那些零散信息的细节掌握越多，就越感到受挫。我复印了所有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的相关部分，这些档案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②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它们非常之混乱，因为它们是如此之互相矛盾。奏折中皇帝的批语“知道了”应该如何解释?奏折是执行了还是没执行?那种状况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是与我所知道的中国官僚的图景不相符合的，那些小心翼翼的记录员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关于任何一个钱局的单独报告，或是户部对它在首都的四个钱局的帐目?我向每一个知名的清史研究者请教，如哈佛的费尔班克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戴逸教授，等等。在中国的官方档案馆中，我没有得到比富有同情心的看门人更有意义的东西。而且，中国的清钱研究状况是令人非常失望的。例如，中国的钱币研究者甚至不能从就整个清帝国来说总数仅为29个的钱局中鉴别康熙的四个局名，而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9世纪的钱币都已被研究得滚瓜烂熟了。
　　每一次去北京，我会拜访任何一个愿意接纳我的故宫工作人员。我尽力查找每一本与上述主题相关的书籍。经过了5、6次的尝试之后，我终于成功说服了故宫博物馆的有关人员为我复印了《钦订户部故铸则例》。它包含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则例，一个关于掌握铸钱资金的部门如何运做的条例汇编。对于实际上发生的事它只字未提。只是一本关于什么事是应该发生的书。
　　1996年的北京之行，我终于开始变得幸运：第一历史档案馆承认他们有铸钱报告，这些报告从乾隆朝1736年1月开始。这一年的另外两次拜访中，在支付了一笔经费之后，我终于得到了一系列《内阁汉文题本户科货币类》的微缩胶片，总共有2，838卷。我将其打印出来，总共有43，742页，装订成了60大本。这个收集是不全的，但它是所有能找到的。这些资料的内容是不均衡的，常常是好几年的资料和好多至关重要的东西缺失了。比如，关于咸丰和同治朝的动荡时期的资料令人失望的不完整。仅有一个工部的报告。我也很失望地发现，完全没有关于新疆、西藏或是安南的资料。也找不到任何来自乾隆朝的铸钱资料。在另外几次拜访第一历史档案馆之后，我得知新疆单独由军方管理，那意味着满族官员和满文文献。经过商谈之后，我也得到了这些满文文献。
　　我花了数年时间来解读这60大卷本资料。如何利用这些材料逐年排列钱币，把现有的钱币与文献相对照?一方面，这些文献含混不清。在所有文献中没有一个单独的说明，除了一个来自新疆的满文文献。而且没有一次提到钱币上那些多出来的可区别的记号意义何在。
　　雍正皇帝在雍正6年开始采用的铸钱方法一直持续到清末。户部一年春秋两季给每个钱局打制一枚祖钱。在得到正式批准后，户部再用祖钱铸造出数百枚母钱，这些母钱被送往各省铸造流通用的铜钱。然而一年中的这两枚钱在外形上是如此接近，任何人都能容易地看出它们是代表同一年的。
　　铸钱由国家垄断，因此属于国家机密。每年的钱在书法字体上都有不同，包括那些偶而出现的多了一个星或是多了一个月纹，目的是为了检查钱局的官员，看他们是否铸造劣质或减重的钱币，即所谓的钱局假钱。钱局的官员没有被告知如何辨别钱币的不同，大量不诚实的官员用这个方法被揪了出来。在各省官员给内阁的报告中，这些细节都很符合逻辑地没有被包括进去。
　　这些文献中最有价值的资料是某一个钱局在某一年的铸钱统计数字，即钱串的确切数字。我发现甚至在250年后存世钱币的数量反映的生产数量惊人地准确。
　　要将清钱按年代排成年表，首先要研究所有可能找到的文献，摘录所有信息，以便找到钱局何时开始铸钱，何时关闭，也就是应该有多少铜钱的种类。唯一真正有用的材料是铸钱报告。需要每一个皇帝当政时的每一个钱局铸造的所有铜钱。然后，要尽力将这些铜钱分成不同的类型。有一些钱局的钱非常容易排列，但是钱局之间的不同是非常非常小的。，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助鉴别什么是刻意的不同。
　　通常，铜钱类型的数量和年份的数量是非常接近的。然而，总有一些数量的铜钱与之不符。经验会告诉你什么是同时代的伪造
　　品、什么是钱局的假钱、钱局的错误、安南人的复制品、后来制造的赝品，等等。
　　最后，也是最困难的部分：按年份排列清钱。因为，你不得不将所有的类型排队。通常就整个清朝来说，同样的年份具有相似的特征。我说“相似”，而不是“同样”的特征。各省经常有他们自己的独特外貌，这种特征会保持很多年。
　　你必须利用所有能得到的“固定的点”，像钱局的开或关的时间。户部的想法是，使变化尽可能的小和逐渐变化，这意味着经常是一个笔画的改变就表明了是下一年的铸币。
　　把清钱逐年排列有什么好处呢?在清代中国，每一件和铸钱相关的事情被操作都是以年为基础的：钱局每年得到新的一套钱，有关帐目是一年一年记录的，等等，诸如此类。因此，看待中国清代钱币唯一科学的逻辑方法是：逐年进行。
　　用这种方法排列钱币，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事情，否则绝不能够有所发现。审视钱币的，我们现在能够理解隐藏在奏折所提请求背后的真正原因。
　　让我提两点发现，我将它们归功于按年表排列清钱而得到的。
　　在顺治朝早年，不同的钱局用一个特征就可以辨别，或者在顶部，或者在右边，甚至在左边。可是，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同样的特征出现在钱的顶端和右边。文献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然而，通过按年排列它们，这种变化的原因显而易见。
　　康熙41年到61年只有两个钱局在首都铸钱。不是铸造通常的一钱四分的钱币，他们铸造的一半数量的钱币只有一半重，即七分重。这创造了两级货币体系，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在北京，用小钱的习惯(价值只有大钱的一半)变得如此普遍以致于这个体系甚至一直保持到大部分康熙钱从流通中消失。当时所有价格都用小钱标注，众所周知即京钱。甚至到了1907年，H·B· MORSE写到：  “在北方(直隶，山东)一个钱等于两个。一个商品的价格标明是100钱，你只用给50个铜板……，在北京也是这样，这个规则很有用，……”③令人惊讶的是，仅有一位钱币学家描述了这种巨大的“官方”欺诈，可是没有展示实物的图片。④
　　如果没有来自第一档案馆的铸钱年报，我绝不能够精确排列乾隆以前的清钱。官方历史记录如《清朝文献通考》的差别非常巨大。这里举一些乾隆朝的例子。
　　通常的史料记载江西是在乾隆7年或8年开始铸钱。然而，钱局的报告告诉我们，他们在乾隆3年就开始用废铜铸钱了。在我得到报告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把这枚钱排在哪里，它看上去与其他所有的钱是如此之不同。
　　还有陕西，所有常见的材料都说陕西在乾隆7年开始铸钱。但是他们所有能铸造的钱是15，000串。然后在接下来的6年里他们没有得到任何铜料。在我得到钱局的铸钱报告之前，我总是想找出那些“缺失年份”，我总是认为我收集的铜钱不够多。有一枚外观很奇特的钱，它不适合放到任何排列表中。现在清楚了，它是乾隆7年的钱，毫不奇怪，它看起来和下一枚钱即乾隆14年铸造的非常之不同。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例子，没有钱局铸钱报告我就不能够满意地排列一些铜钱。云南是一个特别的挑战，它有九个钱局，这些钱局都用同样的钱局标记：宝云。另外有三个钱局关了又开，一个钱局甚至出现两次关停，这意味着辨别每一个钱局的相同标记有五次刻意的变化。我花了很多个月的时间来解开这个巨大而又错综复杂的迷局。
　　案例研究：湖北的铸钱活动
　　一个特殊的难题是钱币上那些所有的点和圈。但是当我非常仔细地阅读铸钱报告后发现，即使这个问题没有被明确提到，任何
　　人也可以解决那些问题。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乾隆时期的湖北。
　　所有通常的史料记载宝武局在乾隆8年(1743年)铸了15炉36卯钱，一个月有3卯，10天为一卯。湖北有一个年帐系统，也就是在闰年它不会多生产，闰年有13个月。他们每年应该铸造72，800串钱。⑤然而钱局报告更精确：在乾隆7年的8月，和乾隆8年的4月，省里请求重开钱局。乾隆8年7月铜料到达后，他们试铸了一批钱。然后钱局在乾隆9年3月22号开始铸钱。在这第一年(乾隆9年)到乾隆10年的3月21号中，他们用15炉36卯仅铸了43，200串钱。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接下来的一年：43，200串加上额外开销的216串，这意味着每一串钱要额外花5个铜钱。⑥因此，钱局实际的铸造数量仅是应该铸造数字的一半。
　　湖北没有得到足够的铜料，因此他们自行决定在乾隆11年把铜钱的重量从一钱二分减为八分。在有关湖广总督的史料中记载，塞楞额辩解道，“小钱能和大钱一样流通。……用同样重量的铜料，铸小钱可得3000枚，但铸大钱只得2000枚。……因为这个原因应该增加炉数，从5炉加到20炉……”这个事件每一个材料都有详细记录，因为它是一个省单方面的决定。⑦铸钱报告接下来记录了细节：从3月22号到7月底的15卯中，他们生产了18，828串零712枚一钱二分的铜钱；从8月5日到12月底他们铸造了19，200串八分钱。⑧有一枚钱，恰好重八分，看上去像是一个较小的孪生兄弟，这一点能从拓片上看出来。它看上去每一方面都是令人赞叹地相同，只是内径和外径稍小。然而，其厚度只有原来的2／3，重量也是原来的2／3。精良的普通钱币通常会被作为母钱使用。在一堆其他钱中，我们非常可能把这些8分钱当作普通的钱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那个省仅有一对真的大钱和小钱，它们铸于乾隆11年，那一对钱对于按年来排列钱币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乾隆12年，他们又开始铸造一钱二分的钱，他们真的将炉数增加到了20，但是将卯减到了24，即一个月两卯。他们现在有足够的铜料，能铸97，859串零327枚钱，加上489串零296枚为了串钱的额外开销，总共是98，348串零623枚。⑨这个情况我们只能从钱局报告中得知。
　　所有常规的史料记载，湖北的钱局被命令从乾隆18年开始铸造两倍于它年铸造量
　　的铜钱，即另外多加24卯。其中86，900串是不得不上交中央政府的。事实上，它们必须被运到甘肃，作为在新疆打仗的士兵的军饷。⑩另外的11，424串钱作为运费和其他花销。这在钱局报告中没有被提及，但是显然，他们不得不另建一个新的同样规模的钱局。这个工程一定花了他们一整年的时间，因为钱局报告记载得很清楚，在乾隆18年，他们只铸造了通常的数量，即98，348串。⑾这是另一个官方档案只记录什么是应该发生的例子。

　　乾隆19年，新的钱局已经准备好了，另需的铜料也已经到达，他们铸造了两倍于
　　通常数量的铜钱，即196，697串零246枚。⑿然而，那年没有双倍数量的铜钱。一个有20炉的新钱局显然如此之大，它需要多加一个钱局局长，一个额外的钱局局长意味着他铸的钱不得不与其他正常的钱局铸造的钱相区别。的确，有些钱在每一方面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多余的点在背面底部，这一点能从拓片中辨认出来。这些多一点的钱存在于所有那些双铸的年份，他们同那些来自旧有钱局的没有点的铜钱一样普通。他们有点粗糙，明显的是由缺乏经验的工人生产的。第二个钱局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一直都在铸钱。从乾隆20年开始，他们肯定从北京得到了他们自己的母钱，因为它们的设计有着微小的不同，即使它们仍然容易被看作是同样年份的钱。
　　从存在两个不同的铸期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钱局的存在。旧有的钱局从乾隆20年7月25日到乾隆21年7月24日铸钱。⒀同时第二个钱局从乾隆20年1月25日到乾隆21年1月24日铸钱。⒁
　　然而，乾隆21年，追加的铜料迟了五个月才到，他们在5月16日前不能够重开第二个钱局。为了铸造30卯，第二个钱局多运转了2个半月，总共铸造了122，935串铜钱。⒂
　　到乾隆21年底，第二个钱局只铸造了它定额的一半。延误的铜料到乾隆22年才到达，所以他们开了第三个钱局。在新年前几天他们开了第三个钱局，即乾隆21年12月25日。⒃
　　到年中，他们必须回到第二个钱局，因为那年有三枚不同的铜钱：即一枚铜钱的点在顶部，第二个钱局的铜钱的点在底部就像前几年一样，一枚来自旧有钱局的钱没有任何点。第三个钱局生产的钱并不好看，显然是由缺乏经验的新工人生产的，这点可从拓片中看出来。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那一年发生的事：现存钱币的数量证实了这样一个假设，第二个钱局完成了它乾隆21年的定额后，铸钱被转回到了第二个钱局。
　　对于两个钱局来说，第二年的生产即乾隆23年是非常正常的。它们铸造同样数量的钱币。老钱局从乾隆22年中继续铸钱，第二个钱局从前一年的12月到乾隆22年的12月铸钱。⒄
　　乾隆24年的钱局报告没有留存下来，但是两个钱局肯定继续正常铸钱，因为我们有两种类型铜钱的正常数量。接下来的两年，我们又有了钱局报告，两个钱局每一个都正常生产了98，348串铜钱。乾隆26年是双铸的最后一年。乾隆27年就不再有类似的铜钱了。⒅
　　从乾隆27年到31年，主钱局正常生产。乾隆32年，为了再次铸造两倍于正常数量98，348串的铜钱，户部下令湖北重开第二个钱局。⒆现存的第二钱局的铜钱其标记是顶部有一点。户部肯定做了另一枚母钱，因为它与那一年正常的钱稍微有所不同。
　　钱局报告告诉我们，湖北在乾隆33年根本没有铸造任何铜钱，因为“没有足够的铜料和锌”。⒇对“缺失铜钱”的解释只能在钱局报告中找到。没有别的记载揭示这个“国家秘密”。
　　从那时起，铜料供应变得非常不稳定和不可靠。乾隆34年的定额是在乾隆34年8月26日到乾隆35年7月25日铸造的。[21]当再没有铜料到达后，他们关闭了钱局整整一年，直到乾隆36年lO月23日。三年后，他们再一次获得了足够的铜料，于是又继续铸钱。他们在乾隆38年5月12日重开钱局，铸造乾隆35年的钱。十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那一年的指定数量。
　　又两年之后，他们能够继续铸钱。从乾隆38年5月到乾隆39年4月的十一个月中，他们用的是乾隆35年的母钱铸钱。[22]下一年的指定数量到乾隆40年4月11日完成。[23]钱局保持着运转，然而，正常的生产到乾隆41年10月15日才恢复，用的是乾隆41年的母钱。[24]那意味着湖北有五年即乾隆33年，乾隆37年到40年没有铸造任何铜钱。所有传统的史料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记载。没有来自云南的铜料供应这个问题被简单地忽视了，或者那些作者不知道。这清楚地显示了传统的史料只记载应该的数字。它们是不完整的，同时是如此的不准确。在我研究钱局报告前，我总是在寻找那些“缺失的年份”。因为我不能找到它们，我对逐年排列钱币的方法产生了怀疑。但是有了钱局报告，每一件事都简单地就位了。
　　整个清帝国的铜钱产量
　　深藏于钱局报告中非常重要的信息之一是铜钱生产的精确数字。对于偶尔缺失的年份，我们可以用相关确定的事情填补，尤其因为那一年的铜钱是个证据。我们不必依靠猜测和应该的数字来研究清钱。一个精确的数目清单和详细的分析将在我下一本书中出现。但在这里我写下了一个简短的摘要。
　　我把整个清朝每年的铸钱数量加在一起，然后以每5年为一期，平均铸造量。数字的精确度在正负百分之一以内。然
　　后让我们来看人口的数字，让我们简单地把那些铜钱的生产数量按每一年分给每一个人。我完全明白有很多因素决定着国家的，而不只是货币的供应。但是对于18世纪的经济，货币供应，不管是白银或铜钱，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康熙朝的衰退原因，可以简单地被解释为从康熙10年到22年只有首都的两个钱局铸造了少量铜钱。在接下来的图表中我们能看到这个趋势持续到了19世纪，它揭示了很多事件的原因。
　　在乾隆朝的六十年里，人口数量翻倍。铜钱的生产量在最初的30年里几乎翻倍了，但是到乾隆末年跌到了它开始时的水平。那意味着在乾隆皇帝退位时，大众人口的财富仅是三十年前的三分之一，相当于乾隆朝初期时的一半。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如果他用750文(值一两白银)买的货物800文卖出去，或是用950文买的东西1015文卖出，没有什么关系。然而，铜钱重新进入流通领域总是用来购买东西或服务的，对于很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交易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