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师爷判案贪赃枉法的技巧与伎俩

　　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法律制度极不完善，历来就有“春秋决狱”的说法，也就是儒家的经典也具有法律的效力，常被引来决断刑狱。晚清樊增祥的《樊山批判》曾记下一个案子，内容是有个不安分的寡妇，想敲诈一个男子，状告后者，说自己正在院中洗脚，该男前来调戏，并将其绣花鞋抢走，如此云云。樊增祥听毕，随即就判定不予受理。其判词曰：“院中非洗脚之地，绣鞋非寡妇所穿。”从根本上说，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按照一般的习惯，从前缠足的妇人不会在院中洗脚，而穿绣花鞋的寡妇亦不多见。不过，法律上并未明文禁止缠足之女在院中洗脚，亦未曾规定寡妇不宜穿绣花鞋。但樊增祥判案的根据是礼——社会的道德规范。在这里，他并不与原告引证法律，而只是引证经典。
　　在这种背景下，同样一个案子，因儒术名法的不同，而有了两套不同的问罪标准。譬如，清代有一桩官司久未结案，案情实际上再简单不过了：一个弟弟打死他的哥哥。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一桩案子，师爷们却争得不可开交。虽然案子经反复审讯，罪犯也供认不讳，确实没有丝毫的冤枉。但被告家中是四代单传，到他父亲这一辈才生了两个儿子，现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又要被判死刑，如果这样的结果发生，那么，这一家自然是断子绝孙了。就儒家的观点而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子绝孙自然是值得怜悯的一件事。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兄弟是五伦之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伦（也叫五常），三纲五常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因此，杀死兄长就是灭伦，杀人者抵命，灭伦者必诛，为死者申冤，也是维护社会正义之所在。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主张赦免被告的人振振有词地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出于“仁”。他会代死者立言——从死者方面来看，如果处决了弟弟，虽然自己的冤情得到了伸张，但却因此断绝了祖、父的香火，如果死者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不愿看到这样的结局。这些人甚至还进一步推断：愿意看到这种结局的人一定是个毫无心肝的不孝之子。言下之意是说，根本不必为这样的不孝之子复仇申冤。而主张处决罪犯的那一方又会说：断案靠的是情、理、法，也就是人情、道理和法律。“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倘若仅仅因为只有兄弟两人，弟弟杀死哥哥，害怕这一家断子绝孙，就不把弟弟拿来法办，那么，杀害兄弟、抢夺财产的事情就会多起来，这样的话，还能用什么样的法律来纠正人伦风纪呢？
　　在清代的许多例案中，充满了类似的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案情的如何论定，往往取决于绍兴师爷对情、理、法的拿捏，也取决于“师爷笔法”的优劣。
　　“师爷笔法”也叫“师爷气”，从根本上讲，也就源于读书人的一种基本功或笔墨游戏。对于师爷笔法，周作人曾经解释过：
　　小时候在书房里学做文章，最初大抵是史论，材料是《左传》与《纲鉴易知录》，所以题目总是“管仲论”、“汉高祖论”之类。这些都是二千年以前的人物，我们读了几页史书，怎么了解得清楚，自然只好胡说一起，反正做古文是不讲事理只凭技巧的，最有效的是来他一个反做法。有一回论汉高祖，我写道，“史称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天资刻薄人也”，底下很容易的引用两个例子，随即断定，先生看了大悦，给了许多圈圈。
　　周作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从小在私塾里做文章，最初做的都是议论文，用史书里的材料评价历史人物，其实很多人没读过多少书，对于历史人物的事迹不甚了了，但做文章不需要讲什么道理，而只是凭借一种技巧。最讨巧的做法就是会做翻案文章，也就是你这么说，我偏要那么说。这就像我们看电视辩论赛，一个模棱两可的命题，正方与反方都可认定死理，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要看哪一方巧舌如簧，妙语连珠，哪一方就能得到评委们的“许多圈圈”。周作人认为，天下的文风原是一致的，并且指出，上述的“反做法”，就是“师爷笔法”的一例。读书人从开始受教育起，就一直接受这种“反做法”的训练。所以一旦有机会入幕做师爷，玩起“师爷笔法”这样的把戏来，也就驾轻车就熟路，得心应手。
　　比如说“奸案格杀勿论”吧，按照法律，这一条款仅适用于在“（通）奸（场）所登时捉获”，否则就不能引用此条为例。也就是说，碰到通奸的人可以将他们杀死，但这要有个前提，是要在通奸的场所当场将他们抓住，俗话说得好，“捉奸要拿双”，指的也就是同样的意思。比如说武松在紫石街哥哥家杀了嫂子潘金莲，又到狮子桥酒楼斗杀了西门庆，后来，他拎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主动到县衙投案自首。但西门庆的两个小舅子却不依不饶，仗势撺掇阳谷县令，力主重判武松，他们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父台，请容禀，即使有奸啦，奸有几等呀，奸乃总称，有强奸，有卖奸，有和奸，等等不一。武植（引者按：即武大）平素穷苦呀，他也作兴得我姐丈的银钱呀，他甘心自愿呀，让妻子失身与我姐丈，亦未可知。此为卖奸啦，此为和奸啦。既有奸，武松为何不杀于奸所？现在尸分两地，撒手就不算奸啦……
　　他们的意思是说：西门庆虽然与潘金莲是有奸情的，但奸情有好几种，有强奸，有卖奸（相当于卖淫），有和奸（相当于通奸），武大可能是因为穷极无聊，看中西门庆有钱，故意让妻子潘金莲失身于西门庆，这是卖淫行为，这是通奸。但既然有奸情，武松为什么不在他们发生奸情时当场格杀，现在尸体分在两处，所以就不符合“奸所登时捉获、奸案格杀勿论”的法律条文。阳谷县令也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所以最后判武松判脊杖四十，脸上刺了两行金印，发配孟州牢城……其实，武松真是生不逢时。当时还没有绍兴师爷，如果再过上几百年，碰上一个善辩的绍兴师爷，他或许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和牢狱之灾。
　　例如，光绪年间，广东有一个女人随人私奔，本夫（也就是她的丈夫）在其逃走之后两年，才在数百里之外找到奸夫、淫妇，并将他们一并杀死，长长地出了一口窝囊气。因为是杀了人，所以就闹到了衙门。有人援引“奸案格杀勿论”之例，要求无罪释放。但中央刑部的官员却认为，这不是当场格杀，所以不允许以此结案。因此，案子也就一时搁了下来。怎么办呢？当时，总督门下一位师爷大笔一挥，改定判词曰：
　　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觅不获，乍见即为登时。
　　这位师爷说得好，他的判词意思是说，奸夫淫妇两个人是私奔，所以他们逃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发生奸情的场所，这是上半句话的意思；下半句话说，她的丈夫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所以，找到他们的那一瞬间，也就是刑律上规定的“登时”。于是，这个案子也就迎刃而解了。
　　又有一个案子，有位在墙外小便的男人，在他小便时，忽然看到楼头有一个女子无意间正朝此处张望，男人轻薄之心顿起，就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私处。古代的女子脸皮很薄，认为对方那是调戏行为，自己受了侮辱，故而羞愤难当，就上吊自杀了。她的家人自然很愤怒，就将该男子扭送到官府。当时，官府也觉得其人相当可恶，想要治他的罪，但一时间谁也找不出罪名来。
　　这个男子的行为应当是属于调戏妇女，并导致妇女死亡，也就是所谓的“调奸致死”。但根据清代的法律，“调奸致死”有几个要素，要有“手足勾引”和“言语调戏”等情节，也就是要动手动脚和说些脏话。不过，上述这位男子举止虽然轻薄可恶，但他既没有言语调戏，也没有手足勾引。所以要想重判他，也还真拿不出什么法律依据来。不过，有位师爷却下了这样的判语：
　　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
　　这两句话是说：他的调戏方式虽然（或即使）没有言语，但他的勾引行为之严重性已超过了动手动脚。此处的“虽无”和“甚于”四字，用得真是巧妙！巧妙之处就在于虚词的连缀和判词的起承转合。在古汉语中，虚词的意义通常比较抽象，也最为奥妙。以“虽”字为例，它的用法有两种，所讲的事，既可以是事实（作“虽然”解），也可以是假设（作“即使”解），随你怎么理解。正因为存在这种朦胧感，论者便可借此闪烁其词。于是，就在虚词的点缀下，就在判词的起承转合间，一份罪名也就顺理成章地罗织而成了。因为从字面上看，“言语调戏”与“手足勾引”一应俱全，依照惯例，也就可以“杀无赦”了。
　　上述的两个例子都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判案的轻重并无一定的客观标准，全看师爷持心的公允与否和技巧（或伎俩）的高低优劣。对此，周作人曾经说过：绍兴的老师爷传授的办事经验，说打官司时，如果要叫原告胜诉，就说他如果不真是吃了亏，也不会来打官司的，要叫被告胜诉，便说是原告先来告状的，可见这个人健讼，好打官司；又比如说长、幼两个人对簿公堂打官司，如果责备年长的说，你为什么欺负弱者，那么自然年轻的就胜诉；如果是责备年幼的说你不尊敬长辈，那自然是长者胜诉；其他的也照此办理。这就是所谓的“师爷笔法”。周作人认为：“师爷笔法的成分从文人方面来的是法家秋霜烈日的判断，腐化成为舞文弄墨的把戏。”
　　除了文字上的游戏外，在绍兴师爷的断案中，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事情还相当之多。有时，师爷串通衙役，想把监狱中的某人弄死，他们会先叫某人的家属写一份“有病保外”的具结，让家人大喜过望，以为某人可以保外就医，很快就会放出来了。殊不知实际上，师爷与衙役拿到具结后，就悄悄地弄死该人，然后通知家人，说是“暴病身亡”。此时的家人虽然明知上了当，却有苦说不出。为什么呢？因为事先自己出过具结，如果某人无病，家属出此具结，不就是在欺骗官府吗？如果确实有病，那暴病身亡，也就顺理成章，家属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想来想去，他们也就只好咽下这颗苦果。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往往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说。民众的这种困境，我们从许多谚语中，都可以找到证据，如：
　　衙门深似海，弊病大如天。
　　公堂一点朱，下民一点血。
　　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会做鲊鱼也要盐，会打官司也要钱。
　　饿死不要做贼，气死不要告状。
　　穷人打官司，屁股上前。
　　纸官司，钱道场。
　　本文选自《千山夕阳》 王振忠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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