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的旅法岁月

　　一

　　五四时期，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中国大地兴起了一场青年知识分子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一大批有志青年怀着满腔热血，到欧洲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先后有数以千计家境贫寒的知识青年来到欧洲文明的中心——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他们通过勤工俭学掌握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立志归国后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办法，使中国富强起来。

　　1912年，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提倡青年学生自费赴法，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1915年6月，他们又在法国成立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宗旨。在他们的倡导下，1918年，留法勤工俭学总会在成都设立分会，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吴玉章担任名誉校长。1919年，重庆又开设预备学校，积极组织青年学生赴法留学。仅在成、渝两地，就先后招收学生380人(备取生未包括在内)。四川成为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生最多的省份。

　　1918年3月，陈毅和哥哥陈孟熙一同考进了中国留学勤工俭学会成都分会留法预备学校。

　　1919年4月，经考试，陈毅兄弟双双考入前30名，取得省政府旅费津贴400元官费赴法的资格。1919年6月初，陈毅等60名赴法勤工俭学生从成都出发，由重庆乘船东下，于7月初抵达上海。为节省开支，陈毅兄弟和几个穷一点的同学住进了法租界靠外滩的一家破烂旅馆。在这里，他们要呆一个多月候船赴法。

　　上海被誉为“东方巴黎”，然而，陈毅等看到的却是一幅幅令人心碎的画面。黄浦江上到处游弋着外国的商船、兵舰，五花八门的万国旗在海风中给人一种置身外国土地上的感觉。在租界里，他们到处可见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分子欺压中国人的情景。一群群喝醉了酒的外国水兵，搂着妖艳的女人在街上招摇过市，好像太上皇一样傲慢无礼。而平民百姓则在又脏又挤的里弄里挣扎着生活，凄苦之情一目了然。

　　有一天，陈毅和几个学生到英租界买衣服，看见印度巡捕在洋人的指使下，正在殴打几个中国工人，并强迫搜身。一到外滩，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赫然在目，学生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姓李的同学主张砸掉木牌，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

　　当时的上海，广大工人和市民声援五四运动的高潮方兴未艾。北京学生纷纷南下，上海的大街上，到处是听讲演的人群。在上海学联的邀请下，陈毅等赴法学生多次参加了在上海南洋公学操场上举行的一些集会和示威游行。在这一期间，陈毅读到了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孙中山办的《建设杂志》等进步杂志，听到了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反帝反封建和讲科学、争民主的思想深深地印在了陈毅的脑子里，他被这全新的事物吸引住了。在上海这个“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陈毅“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动荡”。他觉得“世界变了，中国也要变”，但究竟怎样变，此时的他思想上并不清楚。

　　1919年8月14日，陈毅等赴法学生搭乘法国“麦浪号”正式起航。“麦浪号”是一艘设备很差的货船，是法国政府包租来运载在青岛的德国战俘回欧洲顺道载客的。勤工俭学生都住轮船底层的四等舱，几十个人挤在又小又闷的舱房里，每人仅能用船上发给的一床旧毛毯在地板上安下铺位，与战俘的待遇差不多。同船的人十有八九唉声叹气、神色懊丧，抱怨说不该坐这只船。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陈毅并没有悲观，主张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处境的改善。他与其他同学主动承担起船上的饮食改良、开窗通风、清洁厕所等工作，给勤工俭学生创造一个有序的生活环境。陈毅还把从上海收集来的《新青年》等各种刊物拿出来供大家阅读、讨论，并畅谈赴法后的理想与打算。

　　二

　　经过近2个月的航行，陈毅等60余名川籍学生于10月10日抵达法国第一大港马赛。由于长时间海上颠簸，加上恶劣的居住条件，陈毅等9名学生在途中就生了病，一上岸就被送进医院，到年底才出院。出院后，陈毅和其他勤工俭学生来到巴黎。

　　由于当时四川、湖南的学生先后到达巴黎已有400人左右，一时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去做工。这些没有工作的学生就被临时安置在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候工候学。陈毅兄弟在华侨协社地下室找到个空隙，安下地铺，自己生火做饭，有时只能吃“冷水面包”(面包加自来水)。稍后，徐特立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一批湖南籍的学生也带到这里。在一次欢迎会上，徐特立慷慨陈词，号召留学生发愤学习，寻求真理，为拯救中国于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下而尽自己的微薄力量。陈毅等人听了深受鼓舞。

　　因为勤工俭学生大都法文很差，华侨协社就安排他们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尼工学院去学习，一面补习法文，一面等待工作。陈毅和湖南籍的同学被编在一个班里，和蔡和森同一排长桌听课。主要教员是沙博博士。沙博先生对中国学生很友好，善于引导学生学习。随着法文程度的提高，陈毅同法国社会各方面的接触也逐步扩大。这时，他日益热心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候工3个多月后，陈毅兄弟俩于1920年春终于进了“法国200家族”之一的施奈德公司在巴黎郊区的一个炮厂当杂工。这个分厂主要生产汽车、火车头、铁甲车等。陈孟熙当油漆工，陈毅学做铁锉工，工资一天约有12法。做工的生涯异常艰辛，陈毅兄弟住在离炮厂不远的出租房里，自己开伙做饭，主食依然是大面包，偶尔还买一点大米煮成软饭，没有菜就拌上酱油吃。从陈毅写于1921年7月10日的《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一文中，可以看出他经受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苦痛：“我学无根底，又无有求学经费，住在法国工厂内，我受的痛苦，就是不能求学的痛苦。所以我两年来的痛苦，就是国内旧社会的痛苦，与资本制度的罪恶相加。如果工资很多，倒可以积蓄，求最后的胜利。可怜，资本家用10个法郎，便把我苦朋友的精神、时间将来一齐买完了。凡事总要有结果，我们既然不是奴隶，当然以资本制度底下的生活为不正当。并且我看见那些古人遗留的学说的伟大丰富，我知识上的需要也就膨胀极了。痛苦啊!把我少年光阴拿去兑换口粮，这个才是精神上的痛苦啊!”

　　做工之余，陈毅还广泛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一般法国平民的基本情况。陈毅在《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一文中写道：“法国人民尚有不识字者，大都年在40左右，其普通仅识字而不通文法者极多。推其原故，无求学经费而已。”“我在国内见各报上所载的颂扬某国文字，简直与我所见不合。”通过调查研究，陈毅逐步了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当货物销路极广的时候，资本便雇过数的工人，以资制造。到销路低落时，便大批取缔出来。常见工人被退出厂的情形，就用‘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令人表无限同情，觉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他回忆道，“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注: 社会秩序正文　　表示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的社会学范畴。 　　中外思想家很早就注意社会秩序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出的“治”，]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但是，实际生活打破了我的这种迷信。”通过到工厂做工谋生以及社会调查，陈毅“逐渐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认识到“法国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对各种思想的学习和争论十分普遍也十分热烈。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学说都有人信奉。此时陈毅的世界观尚未完全确立，思想上还是大杂烩。而随着斗争阅历的丰富，特别是与蔡和森相识交往之后，陈毅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蔡和森走在陈毅前面。蔡和森在到法国后的短时间内，不仅收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书籍，而且选其重要者“猛看猛译”，他明确主张中国走苏俄的道路。陈毅很赞成蔡和森的主张，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并经常和蔡和森、李富春、蔡畅、李维汉、王若飞等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陈毅感到“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过是资本家的事务所”。在这里，他“经历了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逐渐靠拢马克思主义，靠拢无产阶级”的过程，很快就站到了无产阶级的一边，“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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