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过程

我们过去常讲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对的。但是，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完全确立，则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实际上，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遵义会议的开始确立、遵义会议后的逐步确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进一步确立、党的七大在组织和思想上的完全确立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一、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的三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曾先后任红四军党代表、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注: 中央政府，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进行了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完全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0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此时的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权，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因为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的力争，毛泽东才得以随军长征，被编在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编成的第一野战纵队的中央队。

湘江战役使中央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红军广大指战员希望改变军事指挥，摆脱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城紧急召开临时会议，毛泽东被吸收参加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会上，毛泽东鉴于国民党已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力主通道转兵，主张避实就虚，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人员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这是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参加高层决策会议，他的战略转兵主张为大多数与会者所接受。

1934年12月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2月18日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李德、博古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决定立即北进，强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

通道会议[注: 在长征中，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时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当时因情况紧急，]、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酝酿和准备作用。

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纠正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共产国际[注: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1、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4、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进入了党中央最高决策核心，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的，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总书记，博古还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被委任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成为党内最高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参与中央军事指挥。

1935年3月4日，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保证军事上的集中、机动和前方指挥的有效性，由张闻天提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组成遵义战役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接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各军团，要求“各X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首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利。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贵州苟坝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指挥作战权利必须高度集中，不能靠许多人开会集体研究决策，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新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使红军有了一个精干、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当时战争的环境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和决策机构，代表中央行使军事指挥决策权。毛泽东进入党中央军事指挥决策核心。

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斗争确立的。

红军四渡赤水，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四川会理地区。部队由于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某些基层指战员有些怨言。此时，林彪甚至提出要改变中央军事领导，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改变军事领导的意见，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率领部队南下，并另立中央，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抗。后经过党中央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从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逐步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会议，确定了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主席，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1937年11月份，王明从苏联回国，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又作了长篇的总结发言，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党的洛川会议确立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还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引起了党内思想上的混乱。他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和抗日战争情况，并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还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注: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著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原)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总理。]单独作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专门开会研究了中国革命的情况，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8月，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和任弼时。王稼祥回忆：季米特洛夫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当时很高兴，感到毛泽东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

王稼祥回国后，给在武汉的王明拍电报，要王明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拒不服从，反而提出到他那儿——武汉或西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又拍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明这才回延安。

1938年9月，王稼祥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六届六中全会前，陈云等曾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这个问题没有提交六届六中全会上讨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彭德怀在会上发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党的一切重大问题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

四、党的七大，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和思想上完全确立

为了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1942年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全党受到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在组织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作了《论联合政府[注: 联合政府是指有两个以上政党共同组成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被共产党提出并得到了第三方“民盟”的支持，但因与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基调冲突而未被通过。]》政治报告。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七大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在思想上完全确立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和到党的七大在组织上、思想上完全确立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姜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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