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都城形态的东西差别

　　对战国都城的形态加以概括，我们发现东方列国普遍出现城、郭分治的“两城制”，秦则采用了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特点。
　　东方列国都城形态内部也有差别，按小城和大城的结合方式，可以分成三个类型：一、两城并列式的，如燕下都、中山国灵寿城、郑韩故城；二、小城位于大城之中的，如曲阜鲁城、纪南城、魏安邑；三、小城嵌入大城一角的，如田齐临淄、赵邯郸。同一类型城市之间应当有相互影响，如燕下都与灵寿城；这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不管怎样，东方列国都城形态的内部差别较它们与秦的差别要低一个层次。
　　战国及稍後的文献对“两城制”有所记载：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宋孙疏：“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为之御”。
　　《战国策·齐策六》：“安平君以之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
　　《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尔雅·释名》：“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战国一尺相当于今23厘米，一里相当于414米，三里就是1242米，战国都城如安邑、邯郸、临淄、纪南城等的小城边长与之接近；七里就是2898米，战国都城的大城边长也多与之接近。考古与文献互证，东方列国都城中的小城为“城”，大城为“郭”，确凿无疑。小城中为宫殿区，大城中为居民及工商业区，性质也吻合。惟独大、小城的位置关系，不限于《管子》和《尔雅》所说的内外相套。
　　自敬王迁都以後，洛阳就成为东周王室的所在地，改名叫“成周”。此前这座城兴建于春秋早期，主要用于驻守诸侯国靖王军队，叫“翟泉”。敬王迁都时在城的北面又扩建了一座小城，来安置宫殿和陵墓，至于原来的大城，可能仍然作为驻军场所，并安排平民区[1]。晋都新田的城市功能分区还不明朗，象牛村古城内既有大量的宫殿，又有手工业作坊及居址，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宫城。春秋晚期晋国异姓卿大夫专权，他们在东面兴修了三个小城，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左右公室的宗庙祭祀权。新田手工业既具有氏族工业的特征，又有商业萌生的征兆；石圭的批量生产具有典型意义，意味著礼制的衰落和现世商业观念的流行，并与卿大夫势力膨胀的历史背景有著紧密联系；到了新田晚期，石圭作坊遗址有突破牛村故城南垣的趋势[2]。到了战国时期，“分散的几个小土城，战国时，又集中为一个大郭城”[3]。三晋的都城，都具备了“两城制”的格局，规划明朗，赵都邯郸的北大城既是主要的工业区和居民区，又包括贵族的府邸，同时还在其西北部加强了军事防御设施。从春秋时郑韩故城的东城分布著以社稷为中心的手工业遗址看，东城是包括“百工”在内的国人居住和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曲阜鲁城在西周乃至春秋早期时还以南北垣西门干道为界，西面分布著当地土著或殷遗民，东面分布著周人居址及宫殿区，这种按血缘差别的二分和西周洛邑很相似；春秋中晚期之後，由于“三桓”等私门的崛起，在城的中部修筑小城，其东面墙垣的防御性比北面强，有很明显的针对性，城市布局发生结构性转换，两城制出现。新的格局就其反映的政治生活既与晋都新田相似，又延续到了战国，如田齐临淄。田氏代齐後夷平了原大城东北部姜齐的宫殿区，在西南另修小城，而且其东墙和北墙的防御措施显然针对东北大城内的居民，姜齐时期惨烈的政治斗争给新的统治者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纪南城的大城兴建于战国早期，当在“吴师入郢”之後，此前在昭王时期就有过几次因战争危机而发生的“城郢”建议，大城的军事守备功能很明显。当然也有管理商业的意义，这从《鄂君启节》铭文可以看出来。燕下都的军事防御性最突出，其城垣的厚度堪称东方六国之最。综上所述，“两城制”在东方之所以普遍出现，不外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军事守备三方面的原因。
　　这三者之间有著紧密的内在联系。就工商业而言，东方各国的卿大夫相当深地卷入其中，获得利益，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晋国的魏氏曾发放高利贷；齐国的陈氏出身“工正”，後又大斗放贷、小斗收回以拉拢人心。西周以来“工商食官”旧体制之所以解体，卿大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田石圭作坊遗址生产性质的改变、空首布的铸造以及铜器的商品化生产，紧跟在东面的三个小城的兴建之後，是卿族势力入侵公室控制的手工业体系的一种表现。军事守备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城址对内的防御措施越突出，内部的政治斗争就越激烈，如曲阜鲁城、齐临淄；就是新田的平望故城东北部也修成凸出的三角形，显然针对东面的卿族势力。战国时期，大城内的居民和工商市场在城市对外防御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居民既提供兵员，又是包括兵器铸造在内的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来源；工商业税收反过来为军饷发放提供了保障。这在战国及稍後的文献中有所反映：
　　《商君书·兵守》：“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钜万之军者，其国危”。
　　《史记·苏秦列传》：“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银雀山汉简《市法》：“市者，百货之威，用之量也。中国能市者强，小国能市者安”。
　　《墨子·杂守篇》：“市去城远，四不守也；蓄积在外，富人在虚（墟），五不守也”。
　　《尉缭子·武议篇》：“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市······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能战也”。
　　《管子·小问》：“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公曰：‘来工者何？’管子对曰：‘三倍，不远千里’”。注云：“西州工匠之庸，值常三倍它处，则工人不以千里为远，皆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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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议兵》：“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反观秦国，这三方面的因素都不明显。首先，关中的地理形势决定秦国一直把洛河至黄河的“河西之地”作为军事防御的重点，而不太关注国都本身的防御；商鞅变法後对外更是节节胜利的进攻态势，修筑国都大城的意义不大。东方六国的国都皆遭受过城破国灭或兵临城下的厄运，如临淄在春秋时就曾被晋国为首的联军攻破，郑国都城更被多次攻破，燕国因“子之之乱”国都被齐攻破、几近亡国，邯郸几次被秦、魏攻破，郢都曾被吴师攻破。这些历史教训，後世国君在经营都城时肯定会加以吸收。然而，文献中却没有一条雍城或咸阳被敌军包围的记录。《商君书·兵守》讲到“守战之国”和“攻占之国”，战国时期的东方列国属于前者，秦应当属于後者。燕、韩最为小弱，修筑的城垣最厚实，防御色彩最浓；雄霸天下的强秦反而不为自己的国都修筑大城，足以发人深思。其次，秦国社会的卿大夫不够强大，没有到东方那种“政归私门”的程度，国君依然能保持足够的权威。春秋时秦国有很多来自东方的“客卿”，参与政务，他们在关中本土没有社会根基，也没有发展起可以和国君对抗的势力，在政治上没有出现东方那种内部分裂的现象。商鞅变法更对宗族进行彻底打击。雍城和新田布局上的差别，就很说明问题。再其次，秦国和东方的工商业发展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东方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就出现以布币为代表的金属铸币，显示了“工商食官”旧体制的解体和私营商业的自下而上的勃兴；战国以後更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大商人，他们经营煮盐和冶铁业，交通诸侯、地位显赫。相反，目前在关中没有发现一枚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金属铸币，“工商食官”得以保留，私营商业发展迟缓。《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亦被四川青川郝家坪M50出土的半两钱所证明[4]。战国中期秦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是一种更为抽象的货币符号，不象东方货币仍然模仿铲、□、刀等工具；金属铸币出现得晚，形态却更先进，说明在东方商业的发展是一种连续性的变化，在秦国却呈现出跳跃性的裂变。半两钱完全由政府铸行，云梦秦简记载私铸货币是一种犯罪行为。可见商鞅变法直接在“工商食官”的旧体制之上建立起庞大的官营手工业，举凡铁农具、铜兵器、砖瓦、乃至一部分日用陶器都由官府作坊生产，分职也极细密。就商业和军事的关系而言，秦国没有东方那么多的雇佣兵，官营作坊中也没有东方那么多的雇佣劳力。商鞅在秦国建立二十级军功爵制，国民十七岁编入户籍服兵役，获得军功後赐以爵位，不象东方的齐国那样仅赐以黄金；秦爵、禄合一，东方却存在爵、禄分离的现象[5]。从云梦秦简记载秦士卒黑夫写信向家里索要冬衣的情况可以看出，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制在秦国达到了何等彻底的程度。战国中晚期秦兵器绝大多数由刑徒铸造，刑徒属于“国家罪犯奴隶”[6]云梦秦简中没有刑徒有刑期的记录；东方如三晋兵器生产可能也役使刑徒，但绝没有达到秦国那样大的规模。工商业的不发达以及它在军事方面的有限意义，使秦没有在国都为此开辟出一个独立的郭城。总之,“两城制”没有在秦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秦和东方都城形态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春秋时期东方国都以晋都新田的布局最为清楚，与同时期的秦雍城相比有著巨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宫寝与宗庙的相对关系及其它们在都城中的位置方面。马家庄宗庙位于雍城中部偏南的位置，为“祖庙居中、左昭右穆”的结构；宗庙的西面500米处还发现一处“五门三朝”的朝寝建筑遗址。此外，在宗庙东约600米处还发现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还在雍城西垣东600米处的姚家岗发现宫殿台基和铜建筑构件。在雍城北部的高王寺发现埋藏吴、楚铜器的窖藏坑以及宫殿遗址，在北部还发现方形院落的广场，性质待定。庙、寝分别位于一条南北向大道的两侧，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庙、寝并重”的格局，反映了宗族团聚精神[7]。在商代和西周的都城乃至东周王城中宗庙皆居核心位置，雍城与之类似，有很强的滞後性，反映出宗庙在春秋秦国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发挥著重要的作用。宫殿基址几乎在全城范围都有分布，说明国君的地位依然稳固。在总体布局上，也没有出现东方那种宫殿区与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区及贵族居住区截然分开的现象。相比之下，新田的宗庙已经被排挤到城外东面的呈王路一带，并被呈王故城和赵氏祭祀坑遗址带所环绕，公室宗庙的祭祀权显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卿族所控制，这也反映了宗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滑。目前在齐鲁等国的都城中还没有发现宗庙遗址，但从鲁国的“三桓”设立公庙的记载看，政治生活中应该发生了和晋国类似的现象。战国以後由于元旦大朝会等新礼仪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时君居住的宫殿的重要性[8]。商鞅迁都咸阳，一开始就兴修颁布政令的“冀阕宫廷”，此後宫殿的建造连年不断，“诸庙皆在渭南”，完全沦为附属。西汉宗庙甚至脱离了城市，被安排在帝陵左近。在都城布局从庙到寝的转变过程中，秦国似乎跳过了东方经历的以新田为代表的那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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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城的范围虽然很大，但从城内宫殿基址的分布来看，很难说是小城还是大城，是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新田也是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特点。“两城制”在东方的齐、郑较早出现，後来得以普及。结合曲阜鲁城、以及从新田到三晋都城、东周天子都城的历时性逻辑变化，可以说东周列国都城形态走了东西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东方：非城郭制形态————城、郭分治的两城制
　　秦：非城郭制形态————非城郭制形态
　　再结合工商业和庙、寝位置的变迁，这两条道路还可以具体化。
　　东方：庙、寝并重——寝重于庙——朝、市并重（东周王城）（新田）（六国都城）
　　秦：庙、寝并重————————朝寝压倒庙、市（雍城）(咸阳)
　　战国及稍後的文献也记载了一种不同于“两城制”的都城布局：
　　《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
　　《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
　　“国”内有宗庙、宫殿、市场等，没有提到“大城”和“小城”的存在，显然不同于《孟子》、《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根据史学界对周代国野制度的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国”指都城，还包括近郊，居住著“国人”；野是都城以外的广大土地，居住著“野人”。二者之间是点和面的关系。战国以後，国、野差别消失，才出现了领土国家的概念[9]。目前一般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包含很多儒家的理想化成分，但也有西周礼仪制度的影子，《匠人》把都城叫“国”，正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习惯。
　　那么“国”有没有建造城垣呢？回答是肯定的。《诗经·大雅·瞻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郑笺曰：“城，犹国也”。《左传·隐公元年》：“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可“国”有城垣圈定其范围。“国”字金文作“或”，象荷戈的武士守卫城邑。《匠人》“方九里，旁三门”；也说明城垣的存在。城垣无疑是在空间上区分“国”、“野”的最重要的标识。然而，从《周礼》中无论如何读不出大城和小城的共存。
　　对照考古发现，曲阜鲁城在小城建造之前只有一个大城圈，西周晚期当地土著或殷遗民居住遗址及墓葬在城内靠西的位置，周人居址及宫殿区在前者之东。两种居民都属于“国人”的范畴，史书也记载鲁国有“周社”和“亳社”，“亳社”在春秋晚期还是会盟国人的场所。秦雍城更典型，只有一个大城圈，城内宫殿分散，但范围很大，可见国人居址及市场是杂厕其间的。宗庙位于朝寝之东，符合“左宗庙”的记载；宗庙及朝寝结构更与礼书记载吻合。可以说，《周礼》所记多少反映了早期“非城郭制”形态的一些影子。
　　经秦火焚毁後，《周礼》在西汉景、武间被河间献王求得，藏于秘府；到成、哀之际经刘向、刘歆整理，公布于世。王莽即位前後在长安城南郊兴建了许多礼制建筑，如位于长安城安门南出大道1.5公里处东侧的辟雍，位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平行线之内的“王莽九庙”，位于西安门南出大道西侧的官社、官稷等。未央宫前殿是长安城的正朝大殿，北与横门、南与西安门对直；在桂宫和北宫以北还有“九市”。如果以这条线为基准，正好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格局。刘歆得王莽重用，由此《周礼》应当对西汉晚期长安城布局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影响。然而，西汉早期该书隐没不见，长安城的形态来源于何处？
　　汉长安城继承了秦国都城的非城郭制特点。首先，目前发现的长安城只有一圈城垣，如果说它的性质是东方六国那种大郭，“小城”在哪？城内未央宫、长乐宫、桂宫等都有自己的宫墙，但都属于某个特定宫殿区的围墙，性质与秦咸阳宫的墙垣或阿旁宫的“阿城”相同，与东方六国那种集合诸多宫殿区的小城截然有别。况且城内的宫殿区占了全城五分之四的面积，不同于六国都城主要用于安置平民和商业区的大郭。如果说它的性质是东方六国的那种小城，“大城”在哪？至今在长安城外没有发现大郭墙垣的遗迹，在城外北部和西北部很少见到汉代建筑遗址，地下多为淤沙层，系渭河泛滥所致，在城外的东面则是密集的墓葬区，限定了城市的范围。况且六国都城也不象长安那样在小城内安置工商业区和平民区。那种用东方六国的“两城制”或隋唐以後都城的“内外城制”把长安城解释为内城、或外郭的观点都是说不通的。其次，长安城继承了秦国都以宫殿区为主、又包含手工业区和平民居住区的特点。雍城的宫殿基本上在全城范围内都有分布，贵族和国人杂厕其间，虽然没有发现手工业作坊区，但在北部发现一方形院落，有学者认为属于“市”；咸阳的宫殿群落范围更大，从咸阳北阪到渭南皆是，并通过甬道、复道和桥梁连接成一个整体，手工业区局限在长陵车站和黄家沟一带。长安城也仅在横门以内、桂宫和北宫以北安排市场，在东北隅安排平民区，二者相加面积不过7平方公里。相比之下，六国小城约占大城面积的比例是燕下都1/5、郑韩故城1/1.4、齐临淄1/7、纪南城1/5、赵邯郸1/4、安邑1/13。宫殿区在秦汉都城中的面积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是专制主义制度得以建立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东汉洛阳城和北魏洛阳城也是“非城郭制”道路的延伸。魏晋以後由于经济基础的变更和新的等级制度的出现，都城布局越来越强调南北轴线对称的味道，北魏在平城就开始修筑外城，到了隋唐时期终形成宫城在北部居中、左右及南部为里坊寺院，并围以“罗城”的新格局。从发生到终结，“非城郭制”的城市形态延续了一千多年。
　　这三者之间有著紧密的内在联系。就工商业而言，东方各国的卿大夫相当深地卷入其中，获得利益，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晋国的魏氏曾发放高利贷；齐国的陈氏出身“工正”，後又大斗放贷、小斗收回以拉拢人心。西周以来“工商食官”旧体制之所以解体，卿大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田石圭作坊遗址生产性质的改变、空首布的铸造以及铜器的商品化生产，紧跟在东面的三个小城的兴建之後，是卿族势力入侵公室控制的手工业体系的一种表现。军事守备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城址对内的防御措施越突出，内部的政治斗争就越激烈，如曲阜鲁城、齐临淄；就是新田的平望故城东北部也修成凸出的三角形，显然针对东面的卿族势力。战国时期，大城内的居民和工商市场在城市对外防御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居民既提供兵员，又是包括兵器铸造在内的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来源；工商业税收反过来为军饷发放提供了保障。这在战国及稍後的文献中有所反映：
　　《商君书·兵守》：“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钜万之军者，其国危”。
　　《史记·苏秦列传》：“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银雀山汉简《市法》：“市者，百货之威，用之量也。中国能市者强，小国能市者安”。
　　《墨子·杂守篇》：“市去城远，四不守也；蓄积在外，富人在虚（墟），五不守也”。
　　《尉缭子·武议篇》：“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市······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能战也”。
　　《管子·小问》：“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公曰：‘来工者何？’管子对曰：‘三倍，不远千里’”。注云：“西州工匠之庸，值常三倍它处，则工人不以千里为远，皆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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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议兵》：“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反观秦国，这三方面的因素都不明显。首先，关中的地理形势决定秦国一直把洛河至黄河的“河西之地”作为军事防御的重点，而不太关注国都本身的防御；商鞅变法後对外更是节节胜利的进攻态势，修筑国都大城的意义不大。东方六国的国都皆遭受过城破国灭或兵临城下的厄运，如临淄在春秋时就曾被晋国为首的联军攻破，郑国都城更被多次攻破，燕国因“子之之乱”国都被齐攻破、几近亡国，邯郸几次被秦、魏攻破，郢都曾被吴师攻破。这些历史教训，後世国君在经营都城时肯定会加以吸收。然而，文献中却没有一条雍城或咸阳被敌军包围的记录。《商君书·兵守》讲到“守战之国”和“攻占之国”，战国时期的东方列国属于前者，秦应当属于後者。燕、韩最为小弱，修筑的城垣最厚实，防御色彩最浓；雄霸天下的强秦反而不为自己的国都修筑大城，足以发人深思。其次，秦国社会的卿大夫不够强大，没有到东方那种“政归私门”的程度，国君依然能保持足够的权威。春秋时秦国有很多来自东方的“客卿”，参与政务，他们在关中本土没有社会根基，也没有发展起可以和国君对抗的势力，在政治上没有出现东方那种内部分裂的现象。商鞅变法更对宗族进行彻底打击。雍城和新田布局上的差别，就很说明问题。再其次，秦国和东方的工商业发展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东方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就出现以布币为代表的金属铸币，显示了“工商食官”旧体制的解体和私营商业的自下而上的勃兴；战国以後更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大商人，他们经营煮盐和冶铁业，交通诸侯、地位显赫。相反，目前在关中没有发现一枚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金属铸币，“工商食官”得以保留，私营商业发展迟缓。《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亦被四川青川郝家坪M50出土的半两钱所证明[4]。战国中期秦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是一种更为抽象的货币符号，不象东方货币仍然模仿铲、□、刀等工具；金属铸币出现得晚，形态却更先进，说明在东方商业的发展是一种连续性的变化，在秦国却呈现出跳跃性的裂变。半两钱完全由政府铸行，云梦秦简记载私铸货币是一种犯罪行为。可见商鞅变法直接在“工商食官”的旧体制之上建立起庞大的官营手工业，举凡铁农具、铜兵器、砖瓦、乃至一部分日用陶器都由官府作坊生产，分职也极细密。就商业和军事的关系而言，秦国没有东方那么多的雇佣兵，官营作坊中也没有东方那么多的雇佣劳力。商鞅在秦国建立二十级军功爵制，国民十七岁编入户籍服兵役，获得军功後赐以爵位，不象东方的齐国那样仅赐以黄金；秦爵、禄合一，东方却存在爵、禄分离的现象[5]。从云梦秦简记载秦士卒黑夫写信向家里索要冬衣的情况可以看出，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制在秦国达到了何等彻底的程度。战国中晚期秦兵器绝大多数由刑徒铸造，刑徒属于“国家罪犯奴隶”[6]云梦秦简中没有刑徒有刑期的记录；东方如三晋兵器生产可能也役使刑徒，但绝没有达到秦国那样大的规模。工商业的不发达以及它在军事方面的有限意义，使秦没有在国都为此开辟出一个独立的郭城。总之,“两城制”没有在秦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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