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灭亡与秦始皇的暴政究

　　贾谊的一篇《过秦论》，给秦帝国贴上了暴政的道德标签两千余年。难道事情真如传闻中的那样，秦帝国是亡于暴政？似乎事情又不那么简单。
　　● 暴政是个很有妖魔化色彩的说法
　　公元前210年的那个冬天，秦始皇——也就是当年的秦王政，在第四次东巡的路上，告别了他殚精竭虑，耗尽毕生心血所创建的帝国，带着些许遗憾与世长辞。令他至死都耿耿于怀的是东郡(今河南省濮阳西南)那石头上的几个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确，一语成谶，在秦始皇逝世的三年后，雄霸四海的秦帝国轰然坍塌。
　　本书在撰写序的时候就提到，要摈除以贴道德标签为主视角的读史方法，而“暴政”论就属于典型的贴道德标签行为。
　　首先，暴政这个说法就很有妖魔化的嫌疑，缺乏公正的色彩；其次，暴政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只是种很模糊的形容，由于时代、立场以及个体的理解差异，对这个问题的衡量尺度莫衷一是，不便于对历史的规律进行精确的提炼。因此本文在关于秦帝国的终结是由于暴政这一主流常见说法，是不予承认的。
　　退一步讲，我们姑且假定有暴政存在，至多也就是把当时秦帝国政府秉承的基本治国方针——严刑峻法拿来当作标准。而按照这个标准，试问，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还有不是暴政的朝代吗？就史料而言，率先诬秦“暴政”的汉朝，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司法当局手中的法律武器不如秦时的那样全面，或者明显地没有那样严酷。
　　况且，所谓的“暴政”真的就是维系政权与统治的天然大敌吗？这似乎又未必。
　　● 受害者替施害者表白是一种病
　　我们来看两段真实而有趣的故事：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詹·埃里克·奥洛森与克拉克·奥佛森，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在他们发觉抢劫行动失败后，采取了挟持人质作为自保手段。被挟持的人质均为银行职员，共有四人。此后，为保证人质安全，警方与歹徒保持僵持状态长达130个小时。最终，事件因歹徒放弃抵抗并释放人质而结束。
　　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这四名遭受到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不但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绑匪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自己并不痛恨歹徒，相反却表达出感激之情。他们的理由是，绑匪们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反而对他们照顾有加。而对警察及司法机关，他们却采取了敌对态度。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人质中一名女职员克里丝婷竟然爱上了劫匪奥洛森，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件事情的发生，一时间令全世界舆论瞠目结舌。
　　无独有偶。
　　1974年2月4日，美国加州地区激进WZ组织“共生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注26] 绑架了报业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9岁的孙女——帕特丽夏·赫斯特(后简称帕蒂)。是时，帕蒂被软禁在旧金山大学附近的金门大街1827—6号公寓里，只能不时通过电话向父母报平安。
　　“共生军”通过控制帕蒂人身自由的方式，对其父母进行了怪异的勒索：要求赫斯特家族捐出六百万美元的食品分给加利福尼亚当地的穷人，救女心切的赫斯特夫妇不得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分发食品的现场，大批的穷人因免费得到食品而过度兴奋，以至于出现了哄抢的场面，导致了大规模骚乱的发生，之后警方的介入使这项活动终止。
　　由于帕蒂出身名门，她的被绑架惊动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大批媒体对此围追堵截，纷纷安营扎寨在帕蒂父母家门口，以期获得最新消息。帕蒂的父母与共生军反复交涉，要求释放帕蒂，结果被拒绝，此后双方的谈判戛然而止，赫斯特夫妇再没收到任何有关帕蒂的消息。
　　在帕蒂的家人均以为她遭到不测的两个星期后，却意外地收到了几盒录有帕蒂声音的录音带。出人意料的是，在录音带中，帕蒂开始赞美起“共生军”来。对此，赫斯特夫妇坚持认为，自己的女儿是受了胁迫才这样说的。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两个月之后，这几乎让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啼笑皆非：1974年4月15日的上午9时40分，美国旧金山日落大道的爱尔兰银行遭遇了抢劫，劫匪中竟然出现了失踪两个月的帕蒂。令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帕蒂在抢劫中手持卡宾枪，神情激动，表现得异常投入。
　　尔后，帕蒂的家人再次收到了她寄来的录音带和“共生军”的宣传单。宣传单上，是帕蒂头戴贝雷帽，手执卡宾枪的英姿。她身后，是共生军的标志画面——盘踞的七头响尾蛇。帕蒂在这次录音中宣称自己已加入“共生军”，并表示要与自己出身的资产阶级家庭决裂。此时的她，已改名为“Tania”(塔妮娅，切·格瓦拉女友的名字)，并同一名“共生军”组织成员坠入爱河。
　　1975年，也就是在帕蒂加入“共生军”一年半后，她和另外两名“共生军”成员在旧金山被FBI[注27] 逮捕，直至被法院起诉前，她还歇斯底里地大骂自己的父母是猪。
　　这两个真实而滑稽的故事，让人看了说什么也笑不起来。作为受害者，竟然对施害者产生认同感，甚至加入到施害者的立场中去。这种呈病态的情感及行为令人非常费解，于是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人们在对此做出深入的研究后却发现，这不仅仅是个案，而是在特定条件下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围绕着这种心理反应所衍生出的一切行为，则被认定是一种心理疾病的具体表现。由于这种病症的首次发现是在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之后，故将其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造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条件有四：
　　1.受害者受到重大的威胁，包括并不仅限于生命；2.受害者会得到施害者给予的小恩小惠；3.受害者处于封闭的环境下，只能得到施害者单向给予的信息；4.受害者感觉无路可逃，或对脱离施害者的控制不抱任何希望。
　　● 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
　　实践证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获得者，既可以是一两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只要有施暴者与造就病征的四个条件共存，就会产生这种病，而且这种疾病的普遍性，高得令人吃惊。
　　如，清朝雍正年间，儒生曾静因阴谋煽动造反而被捕入狱，经历了囚禁、审判后，低头伏法认罪。谋逆本是大罪，理应处死。然而可以杀掉他的雍正帝，不但没杀他，反而给了他一个小官做，这使得曾静的态度大为转变，对朝廷对皇上感激涕零，臣服得五体投地。而后跟随朝廷大员辗转于江宁、杭州、苏州等地，对官办图书《大义觉迷录》[注28] 进行反复宣讲，其言辞中谄媚之色令闻者不忍卒听。
　　显然，曾静是感染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罪臣)谢(皇上)不杀之恩”。
　　从某种意义上讲，商鞅的变法也是在制造这种疾病，而且异乎寻常的成功。《史记》中对此有很含蓄的记载[注29] ，说商鞅变法初年，上访声称新法不便的老百姓数以千计，在强制执行新法后，按部就班过了十年，秦国百姓开始对这法产生了好感，当年诋毁这部法的，在十年后纷纷到首都去夸赞这部法的优秀。
　　人所共知，商鞅的新法非常苛刻，动辄便大刑伺候；同时又引导性地给以恩惠，如拜爵获赏等；用户籍管理，禁止旅店营业的办法将人口锁定在固有的生活区域，既不能逃逸，又无法拒绝官府单向给出的信息。这些条件恰恰够得上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从秦国百姓的行为上判断，正是感染了这种疾病且症状表现得很典型。
　　弗洛伊德曾说，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
　　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医学、社会学并没有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做出概念性的描述，但是古中国的政论家、社会学家对于这一病征的制造却不是一无所知。法家理论中的“重刑薄赏”，一些权术论述中所谈及的“恩威并施”，都是对人这种心理疾病进行的有效运用。
　　从经济角度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发现这是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即对抗施害者的生存成本无限高，而顺从施害者的生存成本偏低，甚至能得到些额外的收获。作为生物体本能的求生意识就会做出最经济的选择：顺从施害者并选择站到施害者的立场中去。在受害者脱离施害者后，一定时间内，心理行为的惯性仍然延续着曾经的经济意识，于是就产生了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这种扭曲的经济意识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逐渐淡化。当然，因个体差异，也有极个别的特例，在脱离了受害环境后表现了剧烈的不适感使其走上极端，如王国维[注30] 的自杀。
　　● 与暴政无关
　　抛除人道因素考虑，利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于维护政权统治是非常有效的，而造就这种病症必然要施加暴力。法律与刑罚，是这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暴政并不是维护统治的天敌，反而是有效的工具。联系到秦帝国以法家思想为内核的立国之本，若仅从暴政不暴政的角度讨论政权稳固与否的问题，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相反的：因暴力施加不足而导致社会对威胁感体会得不够强烈，于是才有了颠覆政权的愿望。
　　换句话说，秦帝国的衰亡与暴政无关。因为“暴政亡秦”这种说法的逻辑基石根本就不存在，那么构筑在其之上的一切说法，必然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站不住脚。换言之，只要立足于科学视角，以暴政作为切入点来探寻秦帝国的衰亡原因，就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因此，若要探寻秦的衰亡真相，只能另辟蹊径，重新从故纸堆里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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