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千年的国家战略：京杭运河防务

　　京杭运河开掘于隋炀帝时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南起余杭（今杭州），中经东都洛阳，北达于涿郡（今北京市）。隋唐时期，它的总长度约2100公里。隋代运河分为4段，黄河之北为永济渠；洛阳经徐州至淮河段称为通济渠；淮河至长江的一段称为江淮运河，即邗沟；长江直至杭州的一段为江南运河。因洛阳至淮安的通济渠是由汴河、泗河疏浚连接而成，故有的文献也将其称之为汴河。到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它被改线山东，成为直道。运河北起元大都城外（今北京积水潭），南至杭州拱宸桥，全长缩短为1816公里。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长的人工运河，也是许多王朝赖以漕运的交通大动脉，是我国古代经济交流的生命线。
　　据文献记载，隋炀帝开凿运河后的10余年间，人们并没有体会到京杭运河的好处。自唐代以迄明清，运河漕路得以充分利用，成为国计民生不可须臾离开的生命河。《新唐书·食货三》说：“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于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以运河转输江南之粟成为保障京师供应的重要出路。元代建国都于大都，也依赖江南粮米。《元史》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运，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
　　从历代运往京师的漕米供应数量来看，运河交通对于繁荣京畿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史籍记载，唐玄宗时期，在运河沿岸建仓，分段漕运，再转运长安，“凡三岁，漕七百万石”，比陆运节省“佣钱三十万缗”，每年漕运量在200万石以上。宋代建国都于汴京（今开封），至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定汴河漕量，“岁额六百万石”，汴河即淮河至开封运河。元代晚期，由运河转海运，每年至京师的粮食近300万石。明代永乐十五年（1417年），漕运进京的粮食就达500万石以上。成化八年（1472年），漕粮北达“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清代漕运量虽有的年份有所增加，但大多年份的运量仍维持在400万石左右，但其他品种的输送量则大有增加，如南方的毛竹、木材、茶叶、白糖、丝绸等。运河的畅通也给客船提供了便捷，降低了旅费。隋唐以迄明清，里闾平民、商贾士绅、达官墨客，直至皇亲国戚、帝王将相，凡远程外出也喜欢借运河水利之便，扬帆代步。
　　正因为京杭运河对京师供给、大宗运输、经济交流、百姓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历代朝廷都将运河的畅通视为“社稷之要”，并置衙设官，投以巨资，颁行律令，严加管理。
　　历代设置的管理机构大致有三种：一是河道管理机构，二是漕运管理机构，三是兵防机构。三种机构有分、有合、有联系，也有着各自的职能。兹将运河防务作一探讨，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漕运防务
　　唐代，已设立运河漕运官署。漕运官员的主要职责是：将各地征集的粮食、贡品验收、保管、运输，并组织人力押送、护运；管理漕运船舻；还监督沿河百姓不得盗用漕河之水“溉田”，以保证运河的水量。
　　唐代初期，在户部设度支巡院郎中，从五品，管理水利漕运，但运河沿线并无专职官员。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皇帝了解到大臣裴耀卿深谙漕运之事，“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甲萧炅为副使”，此为运河漕运设高官之始。
　　这时的漕运份量主要在黄河之南河段。在唐代，“自裴耀卿言漕事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而韦坚为最”。唐代漕运防务主要是“都转运使司”派员负责、派员押运，并无固定防务机构。沿运各段的河务管理均由当地节度使负责。如“汴宋节度使春夏遣官监汴水，察盗灌溉者”。
　　北宋，国都汴京，每年从江南运送来的税粮亦不下500万石。沿运各地均设分司，置漕臣。各地漕臣负责本地漕粮的集运，听候漕运物质的调用。如，绍圣年间，宋哲宗“诏淮、浙、江、湖六路上供米，计其远近分三限，自季冬至明年8月。在漕运业务上，亦属“发运使司”节制。宋代基层漕运单位称为“纲”，各有自己的船队、人员。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通作二百纲”，即全国已有漕运单位200个。有关宋代漕运防卫，《宋史》卷175有载：“押汴河江南、荆湖纲运，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军大将、殿侍。”汴河，即运河中段，代指运河。“纲运”，宋代语言，即“漕运”。这里是说，江南纲、荆湖纲的漕运当差押运者，有七成隶属三班使臣，三成隶属大将、殿侍。换言之，有70%的押运者为漕运人员，30%的押运者为兵卒，这当是军队介入护漕的开始。
　　元代前期，基本无运河漕运，京城元大都需要的南方漕米、贡品，主要靠海运。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京杭运河全线贯通，南方漕米才通过运河运往京师。起初，漕运均交各省巡抚派员负责，沿线有行都水监协助。直至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年），才在京畿都漕运司添设提调官、运副、运判各一员”，负责运河线上的漕运。但这个机构驻节京师，大凡具体的漕运、防务仍由各行省负责。为扩大漕运规模，朝廷曾“命三省造船两千艘于济州（今济宁）运粮”（《元史·食货志》）。
　　明清时期是京杭大运河的最繁盛时期，这时期设置的河漕机构规格高，分工细，作用大，经常受到皇帝的“眷顾”，许多官员也将任职河漕视为“肥缺”。
　　明代初年曾仿元制，洪武年间“尝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漕运使”，负责南方粮米贡品的河运事宜。漕运使，正四品，下设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牍（从九品）等官员。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设漕运总兵官，以平江伯陈瑄治漕”，总兵官为军职，此即以军兵代理漕运防护事宜。至景泰二年（1452年），“因漕运不继，始命副都御史王立总督，因兼巡抚淮、扬、访、凤四府，徐、和、滁三州，治淮安”。这是正式设立的漕运总督，正二品，并兼任当地巡抚，官衙设在淮安。二十年后的成化年间，任命的漕运总督不再兼任巡抚。嘉靖四十年（1561年），“改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漕运总督兼任漕运军职，成为明代后期及其清代常见的机构命官模式，军政合一在漕运管理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漕运管理的稳定，体现着漕运机构的重要地位与特色，这是发展漕运、促进沿河经济繁荣的组织保障。明代漕运总督属下还设有漕运行管机构——漕储道，驻浙江；漕运军事防务机构——卫、所。为保障运河沿岸的河道漕运防务，运河沿岸重镇均设立了卫所。如：德州卫、临清卫、济宁卫、徐州卫、邳州卫、淮安卫、高邮卫、扬州卫、镇江卫、杭州卫等，其隶属关系并非全部属于河、漕衙门，但强化沿运防务是明代军事布防的基本宗旨。
　　清代漕运防务较多地沿袭了明代晚期的设防格局，但又有调整。京杭运河“漕运总督部院署”仍驻节淮安，其下属防务机构“标兵及左右营如制，将领九或八人，兵共四千有奇”。设“苏州、镇江、浦口、安庆、池太、东山、广德八镇总兵官”。《清史稿·兵志二》又云：“漕运总督统辖各卫所外，复统辖旗、绿，漕标三营，兼辖淮安城守营。”共计七营。七营的防务分工，《清史稿·兵志六》有载：“漕运总督水师标营，分中、左、右、城守四营。以中、左、右三营任护漕之责；以城守四营任地方之责；驻山阳（今淮安市——笔者注）境及漕运所驻之地。其运挽漕粮，则以卫卒任之”。

　　河道防务
　　水运水利的设官制度比较早，京杭运河贯通后，唐宋元三代均设立“都水监”，以统筹治水，管理河道。唐代都水监设使者二人。使者，为正五品，“掌川泽、渠堰、陂池之政，总河渠、诸津监督”；并设都水监丞二人，从七品；主簿一人，从八品。下属机构有“河渠署”，设河渠令一人，正八品；丞一人，正九品；河渠谒者六人，正八品。都水监为水利治河专门机构，隶属工部。为更好地管理好此事，工部还专设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以分管并协调与都水监的公务关系。宋代都水监设于嘉祐三年（1058年），元丰年间，配齐官员及其机构。即置使者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都提举官八人，监埽官百三十有五人，皆分职涖事”。都水监除以治水为主外，还负责河防，“谨其法禁”。据考，唐宋时期的运河河道防务没有专职队伍，只有治水机构兼管。《宋史·食货志上》记载：“靖康初，汴河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久未讫，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陈求道等……同措置，水复旧，纲运沓至，两京粮乃足。”这说明运河无防务，不然的话，不会河决百多步才责令都水监使者“措置”。
　　元代至正六年五月，“以连年河决为患，置都水监，以专疏塞之责……至正八年二月，河水为患，诏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掌巡视河道，从五品”。之后，行都水监又增加判官二员，少监、监丞、知事各一员。在“济宁行都水监”属下设立“河防提举司”，这当为最早的运河、黄河河道防务机构，它的职责是“巡视河道”。负责河道的正常管理，如：巡视护堤、清除河障、守卫闸桥，抑或抢险、救灾。如河决、淤塞，则上报都水监专项处理。
　　明代最高河道管理机构设在济宁，成化七年（1471年），始称其职官为总督河道，或叫河道总督。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都御史加工部衔，提督河南、山东、直隶河道。隆庆四年加提督军务”。据《山东通志·兵防志》记载，为了运河的防护，永乐十八年（1420年），曾遣行军司马，提马步兵拾万镇守济宁。正德年间之后，遣都御史负责沿运防务。隆庆四年（1570年）在济宁驻防的济宁卫，拥兵5600人，隶济宁兵备道管辖，是河道总督署下设的专职防务机构。《明史·兵防三》还记载：“治河之役，给事中张贞观请益募士兵，捍淮、扬、徐、邳”，经皇帝允准，这四地驻兵也曾由河督节制以护卫河道。
　　清代仍设河道总督，驻济宁。“顺治元年因明旧设河营，随总督河道都御史驻扎济宁州，领以副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每营经制马步兵壹千名，领以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存城分汛，统于河标”。《清史稿·兵六》曾记：“河道总督标营凡二十营”，此数字可能是清初运河全线的河标营数量。《清史稿·兵志二·绿营兵》记载：“定山东官兵经制，设副将或游击以下将领八，兵凡三千，备河防护运。”河道总督辖河标中军署，中军又称为将军，专司运河河道的防务。其直属的中营、左营、右营、济宁城守营的防区，南至徐州界，北至张秋（今属东平县张秋镇），全长365公里，下辖49汛。
　　“清雍正六年，设河东总督，驻扎河南开封府”旋返驻济宁。这时的运河河道管理一分为三：南河总督驻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北河总督驻天津，东河总督驻济宁。济宁改为东河后，仍辖河标中、左、右、济宁城守四营，并增管运河、怀河、豫河三营。怀河营管理黄河北岸祥河、下北河、黄沁河系。豫河营指上南河、中河、下南河区域的防护，地在今河南省。后又收归济宁称总河，嘉庆十七年（1812年），南河总督领兵1566人，东河总督领兵4241人，北河属于直隶总督代管，辖北运河务官厅、杨村厅、通惠河漕运厅、南运河厅、督标四营及运河营，其驻兵数字不详。
　　据考，明清时期的漕督衙署、河督衙署均配置军用船只。漕运总督署的军船主要是为漕运船队护航，河道总督署的军船主要用于巡视河堤、桥闸，护理河道，打击河盗，维护京杭运输线上的秩序。1956年4月，在梁山县运河西侧的宋金河中出土了一艘明代兵船，现藏山东省博物馆。该船呈柳叶形，船身全长21.8米，中宽3.44米，共13个大小相同的船舱，各舱相通。船内遗留有铜铳（即炮）、铜盔、军刀、剑、铡、剪、锯、起子、马鞍、马镫、马嚼、锚、钱币等金属制品及瓷瓶、瓷碗等生活用品共计174件。铜炮铸铭云：“杭州护卫教师孙习举□人王宦音铳筒，重三斤七两，洪武□年□月白造”。铁锚铭云“甲字五百六十号，八十五斤”：“洪武五年造，□字一千三十九号，八十斤重。”从器铭我们得知，这艘军船用于运河“护卫”，为明代洪武年间制造。船锚已编号至“一千三十九号”就已说明，军船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除护河、护漕船只外，各卫所、标营还配备有刀、枪、重炮。济宁市博物馆现藏有元明清铁炮38尊，其中两尊分别铸铭文：“崇祯拾叁年捌月总督两广军门张行委济宁卫掌印指挥张古臣督造”“济宁运河道捐资铸造崇祯拾……济宁指挥张古臣监造”等字。其余均曾用于标营驻地的防护。
　　在清代运河的防务中，由于时代发展需要和外国水域设防经验的传人，部分区段还设立了水师营，以熟习水性的士兵为主要兵员。如：“直隶水师四百七十六人，舢板战船三十二艘，驻三岔河口”。济宁“利捷水师营”于1868年设立，哨官1人，水师25人，船24艘。南河漕督及河督也设立了水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河道总督裁撤，河漕管理及其防务均由地方分段管理，兹不赘述。

　　结 语
　　京杭运河是沿岸各地的母亲河，是中国七世纪之后历代封建政权的生命河，它的兴衰曾与国家的兴衰，沿岸的经济繁荣相关联，因而，研究这条古老的河，并古为今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运河防务便是其中课题之一。
　　综上所述，唐、宋之际的运河，因国都位于关中、中原，故黄河之南的运河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江淮运河及江南运河不易淤积，航道长期保持良好状态，故漕运发达，漕运防务体系初步确立。而北段运河利用率低，发挥的作用较小，所以，常受黄河干扰的北运河没有受到朝迁的应有重视，河道管理机构没有健全，河道防务初萌。南宋时期，宋、金以淮河为界，长期对峙，官家漕运受阻，分裂的局面使运河管理分割，南北交流几乎终止。元代着手运河的直线沟通，河漕防务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故效果甚微。明清两代是运河管理机构、漕运机构的健全时期，故运河的疏浚、漕运、防务、信息传递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机构级别之高，管理人员之众，分工之细，可与今天发达的陆路管理相媲美。据史载，清代河道总督属下还设有河标信息机构，名为“拨递”，共设41拨、82丁，凡沿运河防信息，短时间就可传到总河署，或直传京城。
　　漕运、治河机构正式建立后，也曾有过合并、短期裁撤，如：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漕运总督“加兼管河道”，河漕合并，合并后南方由漕运总督负责治河，山东、直隶则交巡抚“兼管河道”。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罢设总督”，治河与防务交由地方巡抚负责。
　　运河防务机构的驻军除非常时期外，无有军队的缉捕职能。如《清史稿·兵志六》云：“淮郡旧为黄淮交汇之区，特建两大闸，设河兵及堡兵守之，河营遂之漕营并重……河营升迁之例与军功同，专司填筑堤防之事，而缉捕之责不与焉。”但调防仍属军队性质。如：顺治六年至康熙六十一年，“裁拨抽调马步兵共贰千零叁拾贰名”，其他年份也常有河防兵员调防。突发事件时，其他驻军也调入强化运河防务。再如，清代咸同年间，捻军活动于苏鲁运河沿线，皇室惊恐，特派僧格林沁率清军，李鸿章率淮军，加强运河防务。1867年2月，“山东巡抚丁宝桢部署东军加强运河防线，并派水师在运河巡河”。6月30日，“李鸿章至济宁行营，筹划倒守运河防线”。10月26日，“李鸿章在济宁大营组建淮军游击师3支，各一万人，配合六七万运河河防军，追堵东捻军”。
　　京杭运河纵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浙江（又名钱塘江）五大水系，运河所设漕运、治河、防务三大系列机构及其分支，其职责范围无疑也涉及这五大水系，尤其是黄河。明清在黄河中上游多次设立机构，并属济宁总河提领节制。但治河管理机构管理的是运河及其与运河航运相关的河道，明清时期漕运、管河的最高衙署设在运河线上的重镇——淮安、济宁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0年11月13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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