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人的共同理想

　　在战国中晚期逐渐成形，并在秦朝被最终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强调君主的权威，其最大的作用与目的就是要维持现实的秩序，使国家和社会保持高效的运转状态。
　　虽然，在客观上，尤其是在经济上，未必对百姓没有好处，但是它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君主本人。因为，通过这种制度，为君者就可以利用法律，将自己置于绝对正确的地位上，从而就逃避了自上古传承而来的，君主在树立与维护道德上的责任与义务。
　　客观的说，这种制度是当时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发展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也会因为减轻了君主的道德压力，而得到为君者们的心想向往之，力主推之。只不过秦国是推行的最彻底，执行的最坚决，同时也是获利最大的一个罢了。
　　与此相对应的理论，就是因为推行法治而得名的法家思想。其表现，就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最大限度的突出人的公共属性，将人转化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一个零件。因此，在赢得了效率，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的同时，也扼杀了人的个人属性，忽视了诸如娱乐情感自由等，人所必须的，能够体现人性的种种需求。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忽略了民众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与需求，因此构建在这样的制度上的社会，是一个缺乏共同理想的社会。试想，谁会将忽视自身人性需求的生活，视为一种有待追求的理想呢？没有理想，人就会没有心灵的慰藉；没有共同的理想，整个社会就会缺乏心灵的慰藉，因此就会缺乏凝聚力。
　　通俗的说，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满足，还需要精神上的满足。而单纯建立在法家思想上的国家，是无法提供长久有效的精神上的满足的。所以，当秦国上下都因为对六国的统一的战争，而处于由实际的压力和胜利的喜悦双重作用，所形成的亢奋之中的时候。统一大业可以暂时充当公共的理想，其间的亢奋可以替代慰藉。但是，一旦伟大的事业结束了，极度的亢奋平静了，固有的精神需求也就显现出来了。原来被掩盖的矛盾，也就暴露出来了。最终，就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转化为在民间不断积聚的，随时可能爆裂的能量，并最终迸发了出来。
　　汉是构建在亡秦的废墟之上的，因此如何能够构建一套有效的制度，来调和存在于现实的秩序与共同的理想，君主的权威与民众的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已经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尽快的稳定下来，就成了摆在汉朝早期统治者面前的一大课题。
　　我们都知道，汉朝人在经历了四代半君主的努力，最终在汉武帝时期，通过“独尊儒术”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汉朝所要独尊的儒术，其实是经过了董仲舒结合法家思想改造了的儒术。
　　因此汉朝的独尊儒术，其本质是内法外儒，形象的说就是用儒家言论来包装那些，经过了儒家思想的调和了的法家思想，或者说是经过了法家思想强化的儒家思想。
　　但是，无论怎样说，崇尚仁政，注重道德修养的儒家思想，不仅使得法治变得更加柔和，并通过约束君主权威以向民众的权利作出适当的让渡，而在双方之间形成了更好的平衡。更重要的是通过将源于上古的德治思想的复活，而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树立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也更加有效的形成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人们从此有了为之共同奋斗，共同维护，共同为之战斗，乃至牺牲的东西——一种高贵而美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由于这种组合模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管理方法与意识形态，是如此的合理而有效，因此虽然仍旧不断发展，但原则上被后世延用了两千多年。进而形成了中国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与基础的文化特质，和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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