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历代变法为什么大都不成功？

一个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弊端丛生，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下，是大刀阔斧地实行变法，还是兢兢业业地恪守祖宗之制，历代帝王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尽管史学界长期讴歌变法，但历史上的变法为什么大多并不成功呢?

长期以来，史学家热情地讴歌历史上的变法，然而，这种讴歌与史实相符吗?

首先，从秦朝到隋朝，变法并不是王朝中期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皇帝制度确立于秦始皇，经两汉魏晋迄于隋朝，历时八百余年，此间，统治时间最长的是两汉，但并未做过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其余王朝大多短命，兴亡合计不过几十年，“中期”本不明显，更谈不上什么变法了。

其次，唐朝以后，王朝中期变法普遍出现，但效果大多不理想。

从唐朝起，经宋、元、明，直到清朝，多为统治时间超过百年的大王朝，漫长的时光不仅使历史分期得以清晰地呈现，统治者也可以较深入地反思、调整，所以，这些王朝大多进行了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比如唐朝德宗时期的变法、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些变法大多并未成功。

比如唐德宗时，盛世景象已成明日黄花，相反，藩镇割据，雄踞一方，中央政府控制的区域日趋缩小，财政税收入不敷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国家政权风雨飘摇。鉴于此，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实行变法，以期扭转衰颓的国势，重现王朝的生机。

德宗变法中最精彩的内容是两税法。两税法改变了原来的纳税依据——从以户口为主，到以户口、土地并重，从理论上讲，这减轻了无地少地的农民的税赋负担，扩大了税源，也体现了富者多纳税，贫者少纳税的平等原则，而且，一年分两次征收，取消了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简化了赋税的征收成本。

但是，两税法实行的结果却是弊端重重，比如在户税部分，政府以钱计税，纳税人交钱完税，而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限，以致农民卖掉收获物，不仅多受一层商人的盘剥，而且，人人争相换钱，使得物贱钱贵，农民的负担反而没有减轻。再比如，实行两税法以后，土地可以合法买卖，这样一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变法不得不草草收场，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此外，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大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毫无疑问，这些变法具有进步意义，不仅一些有价值的举措为后代继承，促进了古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而且也曾在一段时间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仅变法者身败名裂，还累及国运，间接成为王朝覆亡的替罪羊，这又是为什么呢?

史学界普遍认为，古代历朝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三：

1.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强有力支持。

2.变法触动了实力集团的既得利益，引发他们动用一切资源拼死抵制、破坏，比较而言，变法派的势力相对弱小。

3.变法的举措可能因超前而不尽符合实际，或因变法派操之过急，缺乏冷静耐心等。

其实，上述认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历代变法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换言之，当一个王朝衰亡的命运已经铸成的时候，往往并非人力所能改变。

比如，到了王朝中期，君臣远非开国时代可比。想当年艰苦创业，大刀阔斧，皇帝雄才大略，目光远大，臣子艰苦朴素，兢兢业业。而今文恬武嬉，安于享乐，皇帝也没有了祖辈的威风，根本约束不住臣子的腐化堕落，更何况很多皇帝带头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政治就更不可收拾了。

同时，和平时间一长，人口肯定越来越多，而国土面积的扩张却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吃饭问题、就业问题尖锐地摆在统治者面前。古代的中国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单一，基本无力解决上述问题。而且，随着人口的膨胀，官僚队伍必然扩编，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与民争利，无所不用其极，普通百姓越发没有活路了。种种问题的积累，预示着大动荡的不远，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体制内的调整，缓和矛盾，扭转危机，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表面上看，变法比革命的代价小，但就难度而言，却远远大于血流成河的革命。因为革命只有一个敌人，大家戮力同心，舍命向前，往往可能死里求生，杀出一条血路。相反，变法是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化解矛盾，达成妥协，要处理的关系堪称千头万绪，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运用极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其难度可想而知。

古话说得好：打铁先要自身硬，而中国古代王朝中期的变法家的群体形象却不理想。比如，北宋王安石领导下的变法团队大多由见风使舵的政客、首鼠两端的小人、贪污腐败的官吏构成。当时皇帝倾向变法，变法成为时尚，于是，一些人前来投机。像变法派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据说王安石对他有“父师之义”，但为了争夺宰相的位置，吕惠卿对王安石无情打击，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位变法干将邓绾本来靠巴结王安石起家，见状立即墙倒众人推，加入到打击王安石的行列中，不久见王安石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又摇身一变，转而攻击吕惠卿，重投王安石。有人指责邓绾无耻，他居然回应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至于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奸臣蔡京，也曾是变法派中的先锋干将。

历代变法派往往有一个难以挣脱的“小辫子”——腐败。他们要重振朝纲，而自己的操守却不干净。王安石变法中，变法派里面不乏腐败分子，借变法之机贪赃枉法，搜刮民财，但王安石本人尚属检点。而明代变法的领导者张居正却不能以身作则，他独断专横，生活豪奢，每餐菜品上百，“犹以为无下箸处”，死后被抄家，没收的财物折合白银近二十万两，良田几百万亩。当然，这很可能是家乡亲人、仆人背着他所为，但他主政期间，三个儿子考中进士，而且名次极为理想——一个榜眼、一个状元，这是偶然的巧合吗?天下的读书人会心服口服吗?这些人推行变法，怎能不让人怀疑其私利的成分，又怎能抵挡得住反对势力的反攻?

史学家还抱怨古代的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代表着各方面的利益，帝王术的基本原则是“平衡”，而不是“选边站”，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变法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必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皇帝统筹全局，自然要随时调整，要想让皇帝孤注一掷，投身变法，本身就是违背王朝政治规则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国古代历朝反变法的理由还在于“与民争利”。这关系到对国家职能的认识，治国不是经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任何一个政府，都要把维护社会秩序和基本的价值观、追求社会和谐放在首位。君主高高在上，应该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绝不能与民争利，所以，这是颇有杀伤力的指控。

在北宋变法中，王安石受到了“与民争利”的指责，他为自己辩解，强调并未提高赋税标准，也没新设税种，怎么说是与民争利呢?司马光反唇相讥：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公家，想让国家富裕又不取之于民，你从哪里取?司马光进而指出，这种观点本来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把戏，如果没有盘剥百姓，怎么会群盗满山，难道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事实也是这样，全国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国家掌握的财富多了，老百姓占的份额自然就小了，等到百姓无以为生，自然要造朝廷的反。

表面上看，王安石变法似乎没有加赋，但他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而推行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保马法等措施触犯了老百姓的利益。他把赚钱的商业、金融业的某些领域由国家垄断起来，成为国家的专利;而把不赚钱的某些“国营经济”改制为民营，把亏损转移到民间。这样一来，国家只赚不赔，而百姓则亏损自负，这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

其实，王安石并没有兑现不加税的承诺，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就是一种变相加税的办法。众所周知，政府中除了官员以外，自然少不了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本来由当地百姓轮流充当，由于流动性大，自然责任心不强，业务也不精通。王安石推行“募役法”，不再要求百姓轮流为政府服役，而是按户交钱，供国家招募衙役。表面上看，似乎公平合理，衙役的职业化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百姓缴纳的“免役钱”普遍高于政府雇佣衙役的开支，结余部分就充实了国家财政，这不是变相加税是什么?总之，王安石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自古以来，老成的政治家重视法制的稳定性、连续性，因而对变法持谨慎态度。当年商鞅变法，反对者就提出了“利不百，不变法”的观点。 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原来的法度。司马光也说过：“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 在他们看来，变法是不得已的事儿，难免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和百姓的无所适从，如果没有较大的利益和充分的把握，就不要冒这个风险，这无疑是有价值的看法。

创业维艰，守成亦难，处于中期的皇帝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们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结果利弊交织，成败互见，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此外，历代皇帝还有一个耗费行政成本较大的举措，虽不能说完全徒劳无益，却事倍功半，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其中有哪些是非纷扰呢?

来源：本文节选自《帝制往事》，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版。原标题为《变法的困局》(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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