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多少朝廷风雨中

    明朝虽然灭亡了，但历史的舞台向来是不会寂寞的，生旦净末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想在这个历史的大舞台上走上一遭。历史上的南明小朝廷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形成并登场的。
    明亡以后，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先后建立了包括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政权，这些短暂存在的政权后来被统称为南明小朝廷。
    逃到江南建立流亡政权的明朝宗室，第一个是在南京建立弘光朝的福王朱由崧。
    原来明朝于成祖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把南京改称为陪都，或称南都、留都。在那里照旧设有一套文武官员。北京被李自成农民军攻破之时，史可法任南都兵部尚书，高弘图任户部尚书，其他主要官员还有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詹事姜曰广、右副都御史张慎言等。这些人听到北京城破、崇祯皇帝殉国的消息后，先是痛哭流涕地向北遥祭，表示一片忠心，接着就聚在一起商议后事。史可法说：“大行皇帝惨遭不幸，我等身为大臣，不能救驾，罪该万死。如今应当兴师讨伐逆贼，挽狂澜于既倒。”吕大器说：“师出必须有名。我等应当先立一位宗室亲王入承大统，然后向全国发布起兵勤王的檄文，号召全国上下共赴国难，图谋兴复。”其他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
    那么立谁为新君呢？这个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古代皇位继承都是由上而下的，即父传子、兄传弟，顶多也就是由弟传兄，很少有逆辈传承的，除了当初永乐皇帝朱棣是发动兵变来夺取建文帝的皇位，是由叔而取其侄的帝位。
    当时逃到江南的众多宗室亲王中，与崇祯皇帝血统最近的有潞王朱常淓和福王朱由崧二人。潞王是明穆宗之孙，福王是明神宗之孙。按辈份，潞王是崇祯皇帝之叔，福王是崇祯皇帝之兄。按常理当然是潞王被选上的可能性比福王要小，可是福王朱由崧这人名声极其不好，有贪财、好色、酗酒、不孝、不读书、侵犯有司职权、接近不正当之人等七大过错，要以贤不贤作为标准，福王很难被选中。但是当此关头却有一个人出来，一定要挺福王当皇帝，此人就是兵部左侍郎兼凤阳总督马士英。
    马士英是明万历末年中的进士，崇祯年间任过宣府巡抚，因在任上犯有贪污公款、向上级行贿的罪行，被贬充军。后来流落南京，一直无所事事。他与阉党余孽阮大铖关系密切，可谓同流合污。说到阮大铖此人，看过冒辟疆与董小宛故事、或者看过《桃花扇》戏的人应该都不会陌生，他在里边扮演的就是一个大奸臣、大坏蛋的角色，但他就是与马士英俩人关系特铁，也就是在阮大铖的帮助下，马士英才得以当上了南都兵部左侍郎兼凤阳总督的，因为阮大铖有的是钱，在当时钱可通神嘛，马士英得了官当然很感激阮大铖，请阮大铖住进总督衙门，两人同吃同住，可谓是如影随形呀！
    阮大铖这人是出名的兔子耳朵猫鼻子，消息特灵通，嗅觉特灵敏。崇祯皇帝在北京遇难，史可法等人正在物色宗室亲王继承皇位的消息，很快就被他打听到了。他与马士英合计，怎么也要当个中兴的元勋，于是他们决定联合诚意伯刘孔昭、吏科给事中李沾，还有南司礼监掌权太监韩赞周当内援，并找拥有重兵的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当外援。商定以后，马士英马上备了一份厚礼去见福王，说明准备拥立他入承大统。福王本是贪婪之人，听说马士英要拥立他为帝，自然十分高兴。他赶紧按照马士英的意思写了个手谕，叫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带兵到南京听令。此时，阮大铖也已经跟韩赞周、李沾、刘孔昭联络好，他们都答应尽量配合。
    在这种形式下，史可法等人一时也没法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我们前面讲过，按照当时的礼法，福王入继大统也在情理之中，况且当时的形势也异常紧迫，必须赶紧选出一位亲王来承大统好名正言顺对抗清庭。就这样，福王朱由崧终于在马士英等人的护送下进入南京，先用监国的名义执掌朝政大权。不久，在1644年6月19日（阴历五月十五日）经过匆匆筹备，就祭告天地和宗庙，正式即位称帝，并决定从第二年起改元弘光。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朝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朱由崧就是后来人们习惯上称呼的弘光帝。
    弘光王朝当时拥有相当庞大的兵力，总兵左良玉、左梦庚父子率领二、三十万大军驻扎武汉；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四镇拥有兵力三、四十万，驻扎在江淮一带。河北、山东、河南、四川各地与农民军为敌的明朝残余势力和地主WZ，有的打着弘光年号，有的编入南明朝廷军队系统，这近百万军队，矛头首先是对准农民军的。
    弘光王朝并没有把清军入关当作主要威胁。当时清统治者打着“为尔复君父仇”的旗号，减少来自汉族官僚地主方面的反对。进驻北京后，又把全部兵力投入镇压农民军的战争，而对南明王朝暂作妥协姿态，利用这个政权苟且偷安的本质，制造和谈与偏安的幻想。
    弘光帝深居宫中，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清兵南侵，警报时至，他并不理睬。除夕，群臣晋见，弘光帝不乐，众人误认为他在为社稷担忧，再三宽慰。结果弘光帝答道：“后宫寥落，且新春南部无新声”，弄得群臣哭笑不得。弘光帝修建兴宁宫，所挂楹联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一个政权的统治者如此，可以见出这个政权的前途了。
    弘光政权本来就是明朝大官僚大地主阶级派系斗争的产物，它本身依靠几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而存在。一边是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左良玉集团，盘距在长江中游的武汉一带；另一边是江北四镇的高、黄、二刘横行于江淮之间。各个军阀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左良玉与四镇矛盾，四镇之间又互相矛盾。因此弘光朝里也分成依附四镇的马（士英）阮（大铖）派和依附左良玉的东林余党，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势如水火。
    马士英以拥立之功，指责他的对立面为东林党，竭力杀逐。除此之外，马士英等朝廷大员揽权行私，借口筹集兵饷，兴修宫殿，搜括民财，卖官鬻爵。当时，南京城里流行这样一首民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弘光朝的文武大臣中，实心为朝廷办事的只有兵部尚书史可法。他出行不张伞盖，吃饭不备两菜，睡眠不解衣带，多次上书，要求弘光帝卧薪尝胆，报仇雪恨，但他的这些想法跟一贯享乐的弘光帝讲，简直就是对牛谈琴。后来他看破清军南下意图，一再呼吁朝廷注意，却被弘光帝和马士英置若罔闻。在这个腐败的朝廷中，史可法孤掌难鸣。他的努力虽然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和称赞，却无补于大局。
    1645年，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带兵直攻南京。马士英调江北四镇军迎击，江淮防线一片空虚。此时清军已扫平陕西，乘机大举进犯。四月五日，多铎进攻泗州，渡过淮河。十八日，清军到达扬州城下。史可法督师扬州，困守孤城，调军队援助，各镇拒不听命。清廷曾多次写信给史可法诱降，史可法都严辞拒绝。这时多铎又五次写信给史可法，史可法都不启封。十九日清军攻破，史可法率领军民抗战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刘肇基领兵巷战，全部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清兵杀掳十天，把这座繁华的城镇变成一片废墟，这就是有名的“扬州十日”。史可法被俘，多铎宾礼相待，口称先生，以高官厚禄诱降，史可法不屈牺牲，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是为弘光朝抗清名将第一人。
    接着清兵渡长江，直抵南京。这时弘光帝正在夜宴，闻讯狼狈出奔，逃往芜湖。马士英逃往浙江（后降清）。留在南京的忻城伯赵之龙、尚书钱谦益，率文武百官投降，跪迎多铎进城。多铎派兵进攻芜湖，总兵田雄等献出弘光帝，投降了清朝。弘光帝被解入南京，百姓夹路唾骂，往他身上扔砖头。不久，弘光帝朱由崧被清军处死。
    清军攻占南京后，1645年七月，在抗清义军、故明官吏、缙绅钱肃乐等的扶持下，拥立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监国位。同时福建方面，军阀郑芝龙、郑鸿逵和明官吏黄道周，又拥立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这时南明有了两个并存的政权。
    鲁王政权当时控制着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义师和驻守浙江的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的部队。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他们依凭钱塘在险，抗击和打败了清军。当时住在附近的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目睹了鲁王政权的兴亡过程，他后来自己写了一本书叫《鞑靼战纪》，里边这样评价鲁王政权：“如果他们追过江去，也许会收复省城和其他城镇，但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胜利，只满足于……，在南岸设置防线同鞑靼军队（指清军）对垒，鞑靼远征军就这样被阻挡了整整一年。”妨碍鲁王政权积极抗清的原因是它的政治腐败，当时，军阀专横，外戚宦官专权，把持有限的兵饷财源，对人民横征暴敛，而真正抗清出力的士兵和“义师”得不到粮饷。又由于与福建的隆武政权争夺皇位继承权，内外矛盾重重，无心抗清。到1646年六月，清军乘天旱水浅，抢渡钱塘江，攻破绍兴。总兵方国安的守军望风而逃，方国安等向清朝投降，鲁王出走逃命。这个政权存在不过一年功夫就垮台了。鲁王四处奔逃，飘泊海上，后来只好投奔郑成功。郑成功是唐王手下的人，桂王政权建立后，他又遥尊桂王，接受桂王封号，所以对鲁王以藩王相待。鲁王只好取消监国名号，在郑成功门下当一名食客，最后老死台湾。
    唐王朱聿键于1645年在福州称帝，改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年号隆武。这个政权建立之初，对抗清事业作过筹划，俨若有一番作为。他们以建宁、天兴、延平、兴化为上游，漳州、泉州、邵武、汀州为下游，各设巡抚。对闽北仙霞岭以外一百七十处设兵把守，以十万兵防镇，十万兵讨伐。除福建外，隆武政权的领土还兼有两广、云贵、湖南以及湖北、安徽、江西的一部分，很有光复的希望。
    可是，隆武小朝廷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福建大军阀郑芝龙手里。郑芝龙又名一官，福建泉州南安县人，原是海盗首领，以后接受明朝招抚，官至都督总兵官，拥兵二、三十万，又把持着海上贸易，他是福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他之所以拥立隆武，实为借此捞一政治资本，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当大江南北义军开展英勇顽强的抗清斗争时，郑芝龙精兵利器，马肥粮足，却按兵不发，“坐山观虎斗”。隆武政权虽有黄道周、张家玉这样一意想恢复明朝天下的谋臣，也无济于事。当清军直逼浙闽时，郑芝龙认为隆武已不起任何作用了，为了保存他在福建的权力和巨大家产，他暗中投降清廷。1646年六月，清军攻灭鲁王政权后，挥师南进。仙霞岭本来是闽浙之间的天险，但郑芝龙丧心病狂地撤退了全部守军，清军在无人防守的山区长驱直入，进入福州，隆武从延平出奔汀州，被清军所俘，死于福州。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只存在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就告终结。
    目睹这个小朝廷覆灭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写道：“那个隆武皇帝表现得象一只懦弱的绵羊，他带着‘强大’的部队逃跑了。我使用‘强大’这个词不过表示这些没有心肝的人数量很多罢了。但他逃跑也不能挽救自己，鞑靼的敏捷的骑兵追上了他，用箭把这群愚蠢的绵羊都射死了。”
    1646年十二月，由明官僚苏观生等拥立隆武的弟弟朱聿（钅粤）在广州称帝，号绍武。这个政权从未抗击过清军，反而为了争夺帝统，和永历政权互相火并厮杀起来。1647年一月，清军攻陷广州，存在不到四十天的绍武政权就如同儿戏般的散伙了。
    1646年十二月在肇庆建立的永历小朝廷，是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帝名朱由榔，神宗万历这孙，隆武死后，由两广官吏丁魁楚、瞿式耜等拥立，先监国而后称帝于肇庆。
    永历政权刚一建立，就颠沛流离，到处奔跑，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1647年初清军进入广州，永历慌忙离肇庆逃往梧州，梧州告急，他又仓皇逃往桂林，拥立他的大小官僚，或投降清朝，或弃职而逃。永历先后在肇庆、梧州、桂林、全州、武岗、南宁、安隆、昆明、缅甸等地安身。他其实是一个闻警即逃的皇帝。这个人，懦弱寡断，昏庸腐朽，苟且偷安；而且政治腐败，大权旁落，信赖宦官权臣，内部矛盾重重，相互倾轧，毫无作为。只是在抗清较为坚决的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郑成功等的拥护下，特别是在大顺农民军和大西农民军的支持下，这个政权才能够维持了十五、六年之久。永历帝最后是被吴三桂在昆明用弓弦绞死，永历王朝也就随之结束。
    从弘光朝到永历朝的相继灭亡，以明朝宗室为首的抗清关斗争都失败了，剩下来只有被赐予国姓的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打着明朝旗号的抗清斗争了。那么郑成功究竟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收复台湾的呢，我们且待下回再来分解。
    2007年3月1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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