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

    
    内容提要：从商帮诞生地大众经商风习的形成，社会上对地域商人的了解熟悉程度，地域商人在各地的活跃程度，地域商人组织或公益性事业的形成等综合因素考量，自明中期起，各地地域商帮先后形成了。终明之世，今人所知的知名地域商帮，自明中期起，或先或后崛起于各地，由此而开始了中国商业历史上的商帮时代，商业经营者更多地以群体的力量活跃在商业舞台和社会生活中，商业竞争很多情形下则表现为群体之间的竞争。
    关键词：明代地域商帮兴起
    “商帮”的提法，大体上晚至清末光绪年间才能在相关文献中睹见，在实际商业活动中，有关地域和行业的“帮”的说法，至迟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较为散见了，嘉、道时期，各地有关地域和行业“帮”的说法更较为常见了①。然而商帮在明代已实际上形成，可以说是既有研究的相当一致的看法，商帮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新事物。今人有关明清商业和商人的论著，动辄以商帮或某某商帮之名冠之，也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只是各支地域商帮具体兴起或形成于何时，以何为标志，其背景又是什么?却很少见有专论，偶有论及者，也是人言言殊，自说白话。今专文探讨明代各支地域商帮的形成及其背景，期望能够推进和深化对明清商业商人商帮史的研究。
    一、安徽各支商帮的形成
    安徽商帮在明代指徽州商帮和宁国商帮。
    关于徽商成帮的时代，学界已有较多看法，或谓徽商形成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一大批手握钜资的徽州儒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徽商形成的标志主要表现为：徽人从商风习的形成；徽人结伙经商的现象已很普遍；“徽”、“商”或“徽”、“贾”二字已相联成词，成为表达一个特定概念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运用；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徽州商帮应是成化、弘治之际形成的。这时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都已显现出来了②；或谓徽商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名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形成于一系列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中，形成于新安文化程度整合完成之后，勃兴于16世纪商业竞争激烈进行之际，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北京歙县会馆的建立，可以认为是徽商成帮的标志，也是徽商群体心理整合完成的标志，徽商价值观的确立，标志着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帮的形成③。
    商人成帮未必一定要完成群体心理整合，群体心理整合的完成也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成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北京歙县会馆，直到清末，始终主要作为科举试馆与官员居停团拜的场所，“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④，商人在其中不占主体地位。这样的会馆，是无法作为徽商成帮的标志的。而《徽商研究》认为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在成化、弘治时期都已显现出来了的看法，衡之实际情形，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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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有关商帮名称出现的时代、前后演变等，容另文探讨。
    ②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③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5页。
    ④《重修歙县会馆录》，《续录后集•乾隆六年会馆公议规条》。
    弘治《徽州府志》卷1《风俗》是这样描述府属各县的经商概况的：“旧志：六县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与休宁近，读书力田，间事商贾。绩溪之俗有二，徽岭以南壤瘠而民贫，岭南壤沃而民饶。黟则民朴而俭，不事商贾。祁门则土隘，俗尚勤俭，男耕女织，以供衣食。婺源乃文公桑梓之乡，素习诗礼，不尚浮华。”弘治府志前的所谓“旧志”，很可能是指元延祐六年(1319)的《新安续志》。其时歙县还只是“间事商贾”。可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则记载，歙县之西，“操其奇赢以相夸咤”，婺源“操什一之术不如东南”，又称：“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春月持余赀出，贸十二之利为一岁计，冬月怀归，有数岁一归者。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仪有口，而贾之名擅海内。”这段文字，实际上出自休宁人吴子玉之手，吴作有《风俗志》，仅开首作“民故不能齐事田畴，要以货殖为恒产”，以下文字略同①。嘉靖时歙县、休宁等地已是“以货殖为恒产”，以“贾之名擅海内”，习见“上贾”、“中贾”、“下贾”。那么何时是转变期呢?万历《歙志•风土》描写该县风习转变道：“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将歙县从商风习的形成匡定在正德、嘉靖年间。县志的这种概括，并没有及时反映出歙县商人的经商实际，歙县等地经商成风可能更早些。据《溪南江氏族谱》记载，弘治时歙县人江才生，其妻劝他经商时说：“吾乡贾者什九，君宁以家薄废贾?”在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成化末，松江老人云：“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②。在太仓，因徽商钱璞定居陆公堰，捐资修葺，遂更其市名为“新安”③。在嘉兴，弘治时，因“徽人”成倍收取利息，崇德知县“捕之，皆散去，阖境称快”④。都可说明其时徽商在江南人数之众。在全国最为重要的产盐地两淮盐场，到成化十年(1474)，考中进士举人的徽商子弟已有18人。据黄氏族谱称，“吾宗黄氏世货鹾两淮”。黄氏家族世代经营两淮盐业已成特色。更据《竦塘黄氏宗谱》记载，弘治时歙县人黄豹，少年时其“邑中富商大贾饰冠剑，连车骑，交守相，扬扬然，诩诩然，卑下仆役其乡人”⑤。歙县人汪相(1435—1518年)，“家世以赀雄”，而其早年即商游齐鲁，“益振其先君之业”⑥。如果徽人经商之风未兴，外出人数不多，上述情形均是不可思议的。正是有鉴于成、弘时期当地经商成风，因此有人序万历《歙志》时称：“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将成、弘时期作为经商是否成风的转变时期。万历《歙志》所说的正、嘉之际，已是全国风俗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徽州的休宁、歙县二县应该在经商风习的形成上时间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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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吴子玉《大彰山人集》卷31《志略部》。上述看法，首先由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指出，见其《<复初集>所见明代徽商与徽州社会》，氏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②李绍文：《云间杂识》。
    ③弘治《太仓州志》卷7《义行》。
    ④焦袁熹：《此木轩杂著》卷8《货殖》。
    ⑤嘉靖《新安左田黄氏宗谱》卷3《处士黄公云泉行状》，转引自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第36页。
    ⑥严嵩：《钤山堂集》卷31《汪处士墓表》。
    综合上述各种情形，笔者基本赞同《徽商研究》的看法，大体上可将成、弘之际视为徽商特别是歙商休宁商形成商帮的时期。只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地方文献的记载来看，其时徽人从商风习的形成，仅限于歙县、休宁、祁门三县，还不能说“整个徽州从商风习已经形成”。祁门经商风习虽与休、歙二县同，但势头没有休、歙猛，地域范围没有休、歙广。黟县按县志的说法，到清前期才有人经商，嘉庆志才称“为商为贾，所在有之”，可以断言，黟县经商成风是清前期的事。婺源商人以在长江沿线贩木而出名，但也是清前期的事，而且仅限于该县东北乡人。绩溪直到嘉庆时，农业仍是主业，外出经商之风形成相当晚。同时，也不宜将徽商形成的时间推论得太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在河南，徽王对过往商品用强抽分，在弘治四年(1491)工部侍郎徐恪的奏议中，仍称“徽州府客人”汪玺等受害上告，而未称后世习见的“徽商”①。上述弘治时崇德知县逮捕违禁取利之人，文献称“徽人”而非“徽商”。凡此似乎都说明，“徽商”作为商帮群体的名称，社会上还未约定俗成。“徽商”这一名称还未完全稳定，正说明其时徽商还处于形成过程中。
    徽商的主体歙县、休宁二县商人成帮后，除了歙县商人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北京参与到同籍仕绅中共建了歙县会馆外，徽商还在其它地方建立了类似的同乡同业组织。如据后人追述，徽籍商人明代时即在常熟“虞山北麓建设梅园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旅骨”②。浙江衢州府常山县城小东门朝京坊新安里的徽州文公祠，建于天启七年(1627)，实为徽州会馆③。同省严州府遂安县的新安会馆设在关帝庙，创建于天启年间④。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在宣武门外大街创建歙县会馆⑤。这类纯粹由徽商创立的同乡同业会馆和公益性设施已可散见，可以视为徽商早已成帮的标志。
    宁国商帮少见人提及，是指形成于宁国府下辖的宁国、太平、宣城、旌德、泾县和南陵六县的商人集团。因宁国历史上地系宣州，宁国商通常又称为宣州商人，在清代有时又与徽州商人结成集团活动，称为徽宁商人。按照宁国地方文献的说法，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宁国人还多以农为重，很少有出外经商者。当时，整个地区社会风气是“力耕织，薄商贾，敦俭朴”，宁国人是“鲜有百里之游，拥沃饶以为利，侈露积以为富，挟膏腴以傲刀锥”⑥。正德以后，宁国人也纷纷走出家门，贸迁有无，开展商业活动。当地地方文献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宁国人经商成风的形成过程。泾县县志称，弘治时还是“鲜事商贾，尤贱工作”，到嘉靖时则“商贾亦远出他境”，到后来更“操奇赢，走四方者多矣”⑦。旌德县志也称，“弘治以前，人心甚古，乡里之老有垂白不识县官者。以后渐变渐靡，舍本而务末，于是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势使然也”⑧。所以嘉靖、万历时人张瀚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伙，故贾人几遍天下”⑨。而同时人章潢在其《图书编》中，更称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唱棹转毂，以游万货之所都而握其奇赢，故其地内啬而外侈”⑩。泾县的丝商，万历年间已在湖州双林镇建了“式好堂”，即是泾县旧会馆⑾；崇祯十一年(1638)在芜湖建了“卉木庵馆”，也即泾县会馆，并捐田52亩⑿。由这些描述和商人公益性的修建可知，受徽州而影响，到嘉、万历时期，宁国人结伙外出经商已经蔚成风气，一个地域性商帮初步形成了。
    二、山西商帮的形成
    关于山西商帮形成的时代，张正明等认为，晋帮商人在明代前期开中法和商屯实行的过程中崛起于国内商界，而“晋帮正式形成在明代中期”⒀。而陈学文则认为，足以与徽商相抗衡的是晋(山西)商，“它崛起于明末清初，大有后来居上之势”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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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劾徽王违法抽分疏》，《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议》，《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第2册。
    ②《昭文县为梅园公所卜建存仁堂给示勒石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③郑瀛：《文公祠记》，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
    ④乾隆《遂安县志》卷2《营建•坛庙》。
    ⑤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3页。
    ⑥嘉庆《宁国府志》卷9《风俗》。
    ⑦乾隆《泾县志》卷4《风俗》。
    ⑧嘉庆《宁国府志》卷9《风俗》引。
    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
    ⑩章潢：《图书编》卷36《三吴风俗》。
    ⑾朱珔：《小万卷斋文稿》卷18《式好堂兴复上坊义渡碑记》。
    ⑿嘉庆《泾县志》卷10《公馆》，据采访册。
    ⒀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页。参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8—29页。
    ⒁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从晋商兴起的背景和活动的具体情形来看，张正明的论断是能够成立的。万历时人王士性描述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关键是居室之法善。所谓“居室之法”是“一人出本，众夥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以行止相高①。一人出本，众夥共商，有本无本，咸得为生，这是典型的商人集团行为。万历时人谢肇涮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②山西商人富名赫然在徽商之上，集团行为如此突出，当非突然产生于万历年间，而应该由来已久。两淮盐区是商人开边中盐的重要活动场所，在那里，山、陕商人合称，他们与徽商展开激烈竞争，而直到成化中期，山、陕商人的实力一直在徽商之上。到成化十年(1474)，山、陕商人的子弟中进士举人者17人，徽商子弟中进士举人者18人，不相上下③。人称“夫淮海诸贾，多三晋关中人”④。可见其时山、陕商人的势力是很大的。正德、嘉靖时人林希元说，其时在南京的山西商人，“挟资大者巨万，少者千百”⑤。观其语气，山西商人当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商人群体。正德、嘉靖时，山西蒲州的张氏、王氏、席氏等商人家族已经崛起。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伯父和父亲王现、王瑶兄弟，弘治、正德年间即已活跃在全国各地⑥，而且王家与张家结成了儿女亲家。同时同地人席铭，“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称大家必日南席云”⑦。嘉靖、万历时人大学士张四维描述其家乡蒲州经商之风，称当地人“挟轻赀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而九”⑧。同时人郭子章也说，蒲州等地“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⑨。万历时《山西通志》称，平阳府，“服劳商贾”，属下曲沃县，“重迁徙，服商贾”；汾州府汾阳县，“多商贾，喜华靡”，临县，“勤于商贾”；大同府广昌县，“亦事商贾”⑩。嘉、万时期一地因经商而“十室九空”，则必是经商成帮后的现象。万历时赵南星说，潞安府长治县，“俗善商贾”⑾。由兴起的时代、活动的地域以及从事的行业衡量，可以认为明代中期或者说成化弘治时山西商人已经形成商帮。
    明后期，山西商人往往创建会馆，以群体的形式活跃在各地的商业领域。山西颜料、桐油商人至迟于明万历年问在北京前门外北芦草园创建会馆，原名平遥会馆，又名集瀛会馆，后改名颜料会馆。明代山西临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杂货等五行商人在前门外打磨厂创立临汾乡祠(临汾东馆)。明代山西临汾、襄陵两县汾河东部在京油商在前门外晓市大街创立会馆，原名山右会馆，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改名临襄会馆。临汾其它商人又在前门外大栅栏创立临汾西馆。山西铜、铁、锡、炭、烟袋诸帮商人在广渠门内炉神庵创建潞安会馆⑿。
    三、陕西商帮的形成
    陕西商帮在明代实际上仅指来自紧相邻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泾阳县和属州同州的朝邑、韩城县等地的商人。有关陕西商帮的形成，田培栋认为：“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是依赖盐业，借助于明朝政府的开中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⒀李刚也认为：“明代是陕西商帮在从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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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三省》。
    ②谢肇淛：《五杂组》卷4《人部二》。
    ③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科第表》统计。
    ④嘉靖《新安左田黄氏宗谱》卷3《处士黄公崇德行状》，转引自陈学文《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⑤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2《王政附言疏》。
    ⑥韩邦奇：《苑洛集》卷5《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志铭》。
    ⑦韩邦奇：《苑洛集》卷6《席君墓志铭》。
    ⑧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1《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
    ⑨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16《圣门人物志序》。
    ⑩万历《山西通志》卷6《风俗》。
    ⑾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11《明正人兵部职方司郎中张公墓志铭》。
    ⑿以上均见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2、3、21页。
    ⒀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59—60页。
    西部边地贸易中急剧勃兴的时期。明王朝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刺激陕西商人在食盐贩运、边茶转输和南布北运几个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流通领域异军突起，形成纵横全国，声振南北的西部商业集团，并在明代前中期的几百年里，位列各大商帮之首。”①这些看法把握住了陕西商帮形成的社会背景，但称明前期陕西商帮即已形成，则未免断时太早。韩邦奇在其《苑洛集》中描述其家乡陕西同州朝邑八里庄，“庄虽数百家，俗兢艺黍稷，远服贾，鲜修文学”，又称同县大庆关一带“万余家，皆习商贾”②。韩邦奇为正德、嘉靖时人，可知当时朝邑县人经商已蔚然成风。同时期另一陕西人康海说，陕西泾阳县，“俗美而习敝，民逐末于外者八九”③。嘉、万时期的陕西三原人温纯在他的文集中称，“吾里俗十七服贾”，“吾邑大小贾甚伙”，“三原俗相矜市布”④。这些地方人多外出经商，习为风尚，说明其时三原、泾阳商人早已崛起，而且是在棉布经营中形成群体力量。韩邦奇和温纯记载的陕西商人多活动于弘治、正德年间。如冯翊眭氏，虽眭浩于永乐间即“商于汴”，但其子敖习举子业未就，“乃纯艺黍稷，远服贾，家遂饶裕”，成化时携子行货过临清，到眭敖的三个儿子时眭氏才兴⑤。其时是成、弘之际。朝邑权氏，世皆务本食力，到弘治、正德时的权景魁凭藉经商而大兴，“八里庄言富族必列权氏”⑥。万历时人李维桢称，陕西泾阳、三原等县，“多盐筴高赀贾人”⑦嘉、万时的三原王一鹤兄弟3人，在家乡和吴越之间合资经营棉布贸易，“赀日起，犹共贾共居。久之，用盐策淮扬，亦无间言，赀益大起。里中人指数兄若弟友爱善起家者，必首日王某王某云”⑧，成为名闻一地的经商家族。同时人三原王友槐，因家贫，“于是祖计然猗顿之术，以子钱择人及戚属贫者，使贾吴越燕晋而宽其力，不能偿者厚归，且赙其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争尽力贾，伙至数十百人。家大起，子钱巨万，而有施予声”⑨。“伙至数十百人”，已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商人集团了。同时人泾阳师从政，以千钱市布起家，“人以君椎也，争赍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钱贷人，其息亦倍。久之，用盐筴贾淮扬，三十年累数万金”⑩。这是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描述的那种一人出资、众商共之的经营方式。张瀚则认为，西北贾多是陕西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⑾。所有这些事例，在反映了陕西三原、泾阳、朝邑等地商人而成帮后的活动情形。前述成化十年(1474)以前在两淮的山陕商人子弟中进士举人者主要是陕商子弟。明代陕西商人在宣武门外保安寺创立了关中会馆。综合考量，陕西商人同山西商人一样，到明代中期或者说成化、弘治之际已然形成了商帮，以群体的力量大规模从事南北商品贸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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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又《淮盐备要》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父子兄弟分居两地。”
    ②韩邦奇：《苑洛集》卷6《处士权公暨配党孺人合葬墓志铭》，卷7《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
    ③雍正《陕西通志》卷45《风俗》，转引《康对山集》。
    ④温纯：《温恭毅集》卷11《明寿官峨东王君墓志铭》，《明员伯子墓志铭》，《明寿官师君墓志铭》。
    ⑤韩邦奇：《苑洛集》卷4《冯翊眭公墓志铭》。
    ⑥韩邦奇：《苑洛集》卷6《处士权公暨配党孺人合葬墓志铭》。
    ⑦李维桢：《温恭毅公创建龙桥碑记》，载《关中温氏献征集》。
    ⑧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0《明寿官王君暨配墓志铭》。
    ⑨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明永寿府辅国中尉友槐公墓志铭》。
    ⑩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明寿官师君墓志铭》。
    ⑾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
    四、广东商帮的形成
    所谓广东商帮，实际上在明代主要是广州帮与潮州帮，在清代还包括嘉应帮等。关于广东商帮的形成和发展，黄启臣有系统的论述。他原来认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商人纷纷组织私人WZ船队，冲破海禁，出海贸易，逐步形成了以武力取得对外贸易权利的海商贸易集团，即海商商帮的出现”，“由此可见，广东商帮是在明嘉靖年间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帮。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广东商人集资结帮出海贸易者更是层出不穷”，著名的海商包括澄海的林道干、潮州的诸良宝等，“他们为了保证海外贸易的安全，不仅内部拜结为帮，而且还与其它海商联合起来成为大的海商集团”，“广东商帮是在明嘉靖中叶以后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海商，与之相适应而形成的是牙商和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广东商帮主要是由广州帮和潮州帮构成”①。可近来黄启臣等又认为，直到清代康熙开海贸易后，“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独立的商人群体而成‘帮’了”②。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说，广州“人多务贾与时逐”③，可见广州人经商之势头。从广东商人的活动情形及其组合形式看，至迟到明后期，以广州商人和潮州商人为主体的广东商帮确已形成了，或者可以说，广州商帮和潮州商帮已经分别形成了。广州商人于万历年间在苏州阊门外山塘建立了岭南会馆④。由广西平乐府城乾隆年间所刻粤东会馆《鼎建戏台碑记》载“平郡会馆之设，创始明万历间”可知，广州商人于万历年间在广西乐平府创建了粤东会馆⑤。万历二十五年(1597)海南岛儋县已有天后宫，至清初改名为广[州]府会馆，随又改名为福潮会馆⑥。广州府的东莞商人于天启五年(1625年)在苏州阊门外半塘建立了东官会馆⑦，后改名宝安会馆。乾隆四十二年(1777)，潮州商人说：“我潮州会馆，前代创于金陵，国初始建于苏郡北濠。”⑧可见潮州商人于明代在南京也建立了会馆。南京非广东商人科考地，潮州商人建有会馆，说明他们已经独立成帮。由这些事例可知，认为直到清代开海以后“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独立的商人群体而成‘帮’了”的看法，对潮州商人成帮的时代则不免估计不足断之太晚。
    五、福建商帮的形成
    福建商帮几乎包括全省商人，在明代主要是泉州帮、漳州帮、福州帮和建宁、福宁等府州的商人。在地瘠沿海的泉、漳等地，明中后期就形成了以海商为主体的商帮。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⑨。明代实行海禁，民间片帆不许下海，但明初即有人“私自下番”，前往海外各国。只是规模不大，也不普遍，直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⑩。正德、嘉靖之际，福建海商违禁出海贸易渐成风气。所谓沿海居民“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⑾。显然这是群体“通番”贸易活动。以致在走私贸易港口双屿等地，“驯至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⑿，月港附近的海域，“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万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闽漳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番物，往往络绎于海上”，“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近地”。人称“十数年来，富商大贾侔利交通番船满海”⒀。违禁走私贸易的人数越来越多。嘉靖二十一年(1542)，福建漳州人陈贵等连年率领26艘船载运货物到琉球贸易⒁。在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仅从嘉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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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启臣：《明清广东商帮的形成及其经营方式》，《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另参见《中国十大商帮》，第213—214页。
    ②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
    ④顾禄：《桐桥倚棹录》卷6《会馆》；《岭南会馆广业堂碑记》，《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27页。
    ⑤转引自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⑥民国《儋县志》卷4。
    ⑦顾禄：《桐桥倚棹录》卷6《会馆》。
    ⑧《潮州会馆记》，《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40页。
    ⑨《明世宗实录》卷538，嘉靖四十三年九月丁未。
    ⑩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⑾《明世宗实录》卷189，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
    ⑿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明经世文编》卷205。
    ⒀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1《经略一》。
    ⒁严嵩：《琉球国解送通番人犯疏》，《明经世文编》卷219。
    十三年(1544)十二月到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3年多时间中，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其中仅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一次被解送回国的载货通番者漳州人李王乞等就有39人①，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一次被解送回国的福清人冯淑等更多达341人②。人们所熟知的海商集团，就是在这种经常性、大规模的群体通番活动中形成的。嘉靖年间的著名海商集团，如王直、李光头、许栋、洪迪珍、张琏等集团，其头目虽未必都是福建人，但其成员则大多是福建人，当时人估计，在嘉靖倭患的数万海寇中，漳、泉人就占其大半。这些海商集团，往往以数条船结成船队，推一强有力者为船头，“或五十艘，或百余艘，或群各党，分泊各港”，“纷然往来海上，入日本、暹罗诸国行货”③。规模大，实力厚，组织较为严密。由走私贸易的风气、规模以及走私者的集团行为，可以推定，正德、嘉靖之际福建的泉州商帮、漳州商帮或者说泉、漳商帮已经形成。
    在泉、漳等各支商帮中，傅衣凌注意到，泉州的安平商人尤其突出。安平仅为泉州的一个镇，但在明后期经商蔚为风气④。何乔远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⑤是说安平人经商之普遍。何乔远又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⑥是说安平商人在泉州商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泉州人李光缙也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庆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⑦是说安平商帮多行商远地，而非坐贾。李光缙又说，“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安平人喜贾，贾吴越以锦归，贾大洋以金归”⑧。李光缙还多次提到，“安平不讳贾”，“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⑨。按照这种说法，明后期的泉州商帮，实际上主要是安平商人。
    明代万历年间，以福州商人为主体的福建商人，在苏州万年桥大街兴建了三山会馆⑩，具体时间据说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⑾。崇祯年间，在嘉兴府嘉兴县的南十三庄北称字圩，闽商创建了天后宫，兼称福建会馆⑿。在闽、浙、赣、皖四省交界的浙江衢州府的西安县城南三十里，有老天后宫，“相传明末清初建，谓之下会馆”⒀。可见大体上与泉、漳商帮同时，福州商帮也已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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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世宗实录》卷293，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
    ②《明世宗实录》卷321，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
    ③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1《经略一》；傅维鳞：《明书》卷162《乱贼传•王直》。
    ④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何乔远：《镜山全集》卷48《寿颜母序》。
    ⑥何乔远：《镜山全集》卷52《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
    ⑦李光缙：《景璧集》卷4《史母沈孺人寿序》。
    ⑧李光缙：《景璧集》卷14《二烈传》，卷3《赠隐君擢吾陈先生寿序》。
    ⑨参见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
    ⑩余正健：《三山会馆天后宫记》，乾隆《吴县志》卷106《艺文》。
    ⑾民国《吴县志》卷33《坛庙祠宇》谓：“天后宫，在胥江西岸夏驾桥南，明万历四十一年福建商人建。”
    ⑿光绪《嘉兴府志》卷10《坛庙一》。
    ⒀民国《衙县志》卷4《建置志下•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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