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远征始末(三)南安决策

    (一)转战福建
    石达开与杨辅清原本约定分别进军浙江和福建，既互为声援，又可将浙闽连成一气，开拓出新的根据地。杨辅清部脱离石达开后，使进入浙江腹地的石达开部失去了友军的配合，再加上太平军在江西的大本营抚州等地的失守，使石达开的后方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如果继续留在浙江，很可能形成孤军深入的局面，石达开预见到了这种危机，因而果断地决定撤出浙江。
    是撤向江西，还是撤向福建？石达开选择了后者。起初可能是他还没有完全放弃攻浙的计划，仍在考虑伺机而动。而后来则可能是考虑到杨辅清部刚刚从福建退入江西，想避开杨的部队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摩擦。
    一八五八年七月下旬开始，石达开的部队开始陆续向福建方向撤离，八月十六日，先锋部队抵达福建浦城，这个时候杨辅清的部队正陆续撤离浦城地区，不排除两支部队产生小范围摩擦的可能。但几日后石达开率主力进抵浦城，杨辅清留在浦城的余部此时才全部撤离，由此可见两部不太可能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否则很难想象杨的余部会直到这时才离开。
    石达开部进入福建后，军事上很顺利，连续攻克了政和，崇安，建阳，泰宁，建宁，宁化，汀州等府县，但是这些地方比较贫瘠，连年灾荒，加之正值瘟疫流行，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大，不宜长期固守，因而石达开在十月十七日攻克汀州后不久即分兵三路进入赣南地区。
    石达开部进入福建总共两个月时间，一直处于流动作战，没有很明确的战略目的，究其原因，一是进入福建本身只是杨辅清部脱离后的应变之举，二是粮草缺乏和瘟疫的流行影响了部队士气，难以谋求长期在闽立足，三是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即实际上以“中军主将”取代了石达开“通军主将”的职务后，石达开的地位变得十分尴尬，其所部与其他友军的关系又再次变得极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一年多一直以“通军主将”之名指挥及配合友军作战的的石达开很难立即决定下一步的部署。
    较之于曾国藩夸张地说石达开“钝于浙，钝于闽”来，骆秉章说石达开所部“由浙窜闽以后”才“气势顿衰”，较为符合实情，不过这不是因为军事上的“钝”，而是非战斗减员和缺乏明确的战略目的造成士气不振。石达开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率军进入赣南地区，目的明显是为了让部队得到休整，别借休整之机确定下一步的战略。
    (二)曾国藩的用心
    在此有必要提一下曾国藩在石达开转战浙闽期间的动态。清廷为阻止石达开部深入浙江，除了调动各路兵马赴援外，更急令回籍奔丧的曾国藩赴浙。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命骆秉章传旨，此时曾国藩的旧部有十万人在江西，随时可以入浙，他们接到曾国藩的命令后均至江西铅山候命。而曾国藩十三日正式接旨，十七日离家，却没有直接去铅山，而是二十二日至长沙与骆秉章左宗棠“商谈军务”，八月三日到武昌和官文胡林翼“商谈军务”，八月二十九日到南昌。而后才由南昌前往铅山。而此时距石达开部队陆续撤离浙江已有一个半月，石达开部入闽也已经有半个月了。结果曾国藩在前往铅山与部队会合的途中又接到命令而改援福建，但石达开部在福建转战两个多月，并没有遭遇到湘军的阻击。这样，从曾国藩奉旨援浙到石达开移师江西为止，前后三个月时间，被“急掉”赴援“浙闽”的曾国藩却始终未与转战浙闽的石达开部主力接上仗(只有湘军刘长佑部与已经脱离石达开的石镇吉部有过一次遭遇)。
    之所以在这里特别补述曾国藩在此期间的动向，是因为曾国藩在此期间留下不少文字，对石达开在浙闽的情形颇不以为然，并被后世引为认为石达开在浙闽作战不利的重要依据。然而这些评议是否属实？对照石达开部做战的情况，就可看出这些贬低存在很多失实之处。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追击石达开部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就算骆秉章最后能依靠“河神助顺”而“生擒石逆”，又怎比得上曾氏兄弟克复金陵的不世奇功？曾国藩要把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剿灭金陵上，特别是石达开离开后，洪秀全猜忌异姓，乱命频频，自败其国，曾国藩才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而跑到大西南去和已经脱离了主战场的石达开部做胜负难料的周旋呢。
    这么说绝不是有意诋毁曾国藩，且看史实----
    石达开进入浙闽期间，曾国藩就对石达开部转战浙闽的作为一再贬低，显然与前述史实不符。例如曾国藩说石达开在浙江“不敢逼严(州)杭(州)”，根本站不住脚。石达开想攻严州易如反掌，因为他曾轻易占领过距离严州仅六十里的寿昌县，而当时严州守军才三四百人，绝对不存在曾国藩所说的“不敢”的问题，只不过当时石达开的战略目标已经转移至福建，所以没有去打而已。又如曾国藩在《尊旨移师援闽》折中说石达开和杨辅清发生大规模厮杀，也经不起推敲。他一再夸大石达开部的困难，不过是为自己援救浙闽的行程一拖再拖找借口而已。
    奉命入浙闽的曾国藩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都没和石达开接上火，好容易他派去对付石达开的部队主力终于在江西和石达开正面碰上了，结果湘军吃了大败仗。要是石达开的情况真像曾国藩说的那么不堪，又如何解释宝庆会战前湘军与石达开部唯一一次正面交战的惨败？
    自石达开图蜀的战略意图明确后，清廷就制定了“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本着这个原则，他们不惜打乱江南战局的部署而全力投入宝庆会战。宝庆战后，准备调曾国藩入川指挥战局，这时候曾国藩又来了，说石达开“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挟之人愿从者渐少。。。或竟不能入川”，总之，就是不愿意去赴任，理由是“没必要去”。
    曾国藩这一连串的“钝于”被后世抓住作为石达开远征作战不利的依据，其实，除了“钝于宝庆”是真的，其他的几个都很有问题，而且宝庆会战，清军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甚至打乱了整个江南战局的部署才勉强应付过去的。至于“裹挟之人愿从者渐少”就更不对了，宝庆会战后，石达开的兵力一年内就增加了十几万，后来随有二十万人脱离，仅仅又过了一年多就又增加了约十万人。至于作出石达开“或竟不能入川”的“正确判断”，其实也有很大的侥幸成份。假如石达开没有因为阻于大渡河的突然涨水而袭取了成都，那曾国藩的这个判断可就成了和当年湖口大败前的“三月内可克服金陵”一样的笑柄了。总之，不能因为曾国藩推出了一个后来被证实的结论，就认定这个结论是“必然的”，更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论据都是可信的。
    曾国藩这番论调的目的很快就显现了，湖广总督官文就给朝廷上了折子要求让他暂缓入川，留驻湖口。而朝廷的回复是“如湖南大局已定，川境可保无虞，即可暂驻湖口，俟调回湖南各军，为分兵进剿皖省之计。设湖南败匪，尚未免有入蜀之虞，只可从缓着量办理”。可见清廷在全局上仍是把西南战事放在优先考虑的。
    之后，曾国藩又再度要求调出在湖南和广西与石达开作战的几支清军，分四路进攻江南太平军，但仍然没有被接受，朝廷仍然坚持“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的原则。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万大军脱离石达开部后才有所改变。由上种种不难窥见曾国藩想要把精力集中于江南战局，不愿意去西南和石达开周旋而将“不世奇功”让给别人的想法，他一再贬低西南战场的重要性，无非是出于这个目的，并希望朝廷将用兵重点放在他所主持的江南战场上。不能只依据他以其特定的立场所发表的言论来判定石达开远征的情况和西南战场的价值----当然，对后者的分析也正是《石达开远征始末系列》的诞生缘由。
    虽然石达开和曾国藩部并没有在福建交上火，但曾国藩因为奉命阻截石达开，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从江西入浙江又追到福建，可见石达开部的作战是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清军，支持了太平军在其他战场上的作战的。
    (三)南安决策
    一八五八年秋冬，石达开部先后攻克江西瑞金，连城，南安。部队在这里休整。
    一八五九年一月，杨辅清部正在景德镇与清军进行激战，石达开看准这一时机，派出两路军队分别攻占了江西的崇义和信丰，牵制清军，以配合杨辅清部的作战，并有进攻赣州，进一步与杨部联合收复江西的意向。结果，在石达开撤离福建后已经把注意力转移至对付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势力的曾国藩怕赣州，南康等重镇落入石达开手中，只好分兵拦截，调入闽之张云兰部去对付杨辅清，萧启江部去对付石达开，造成了兵力上的分散。
    这一次用兵，是否如某些史学家所说，仅仅是“客观上”与杨部形成了相互配合的效果呢？《骆秉章奏议》中的这段话很说明问题：
    “此股贼首闻系翼逆石达开，其党贼翼为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诸逆首皆从前漏网之贼首。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由此可见，石达开部的行动是应杨辅清的要求而与之配合，其对清兵的牵制和对杨部的支援是有意为之，而不是无心插柳！值得一提的是，杨辅清是从石达开的部下脱离出来的，而且正因为他的突然脱离，才导致石达开开辟浙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付诸东流。而杨辅清脱离石达开后，又被封为中军主将，其实是取代石达开的“通军主将”成为太平军全军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犹能不计前嫌，与之商议军事，配合作战，可见石达开是不计个人得失而顾全大局的。
    然而，到此时，内部矛盾和外部局势的演化，都使得石达开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军队在全局中的定位。
    在内部，此前，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制，使原来的“通军主将”石达开失去了在太平天国辖区指挥作战的名义，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而洪秀全加封从石达开部脱离的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不仅证实了他是“石杨矛盾”的幕后策划者，更再次明确表现出其对石达开的态度。
    此外，石镇吉部福建汀州与石达开部分开后，就自领一军，开始进入攻江西，被湘军刘长佑部挡回福建，不久后石达开部进入江西，他们却没有前往会合，反而长驱入粤，此后虽然和石达开部遥相呼应，配合作战，但始终未再回复本军。从石达开部在此前后的行动来看，石镇吉部的行动不像是出于石达开的部署，而更像是独立行动。
    是不是如某些清方将领推测的，是因为镇吉“与达开疏”，也就是有史学家说的，石镇吉与石达开有私人矛盾，造成石镇吉部脱离呢？应该不是。据记载，后来石镇吉进军桂林期间，石镇吉还曾接受石达开的委托，到广西贵县寻访留在那里的石姓眷属。两人在分军行动后还能如此，可见他们的私人感情不但不坏，甚至还相当好。既然不是私人关系造成分道扬镳，当然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而石镇吉在被俘后留下的口供中说，他是奉“天王诏令”“前来两广招军及兵马”的。可见，石镇吉之所以脱离石达开，和杨辅清一样，也是出于洪秀全的拉拢分化。
    在外部，太平军虽然取得了浦口战役和三河战役的局部胜利，不利的局势有所好转，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战局的被动。九江失守以后，天京上游的最后一道壁垒安庆已经直接暴露在敌军兵锋之下，而湘军也已对安庆虎视眈眈。加上天京方面一向以来划地为牢的军事思想，使战局的主动权一直被把持在清军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于这年春节在大会所部诸将于南安，商议下一部的行止，并最终采纳了军略萧发胜提出的经由两湖之地进取四川的建议。
    进取四川在战略上的意义，另文详述，在此仅简单说明，一是从经济(盐粮饷)上扼住了清王朝的命脉，特别会给是给两湖地区清军的食盐与筹饷造成致命打击，二是既可与江南太平军沿千里长江对清军形成夹击之势，又可在适当时机借助直隶几十万捻军的协助直捣京畿。三是这一时期四川兵力空虚，而且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地起义力量空前壮大，因此入川成功并与这些力量联合建立起稳固西南根据地的机会很大。
    南安决策是石达开远征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前一年半时间中，石达开的转战一直在太平天国辖区及其附近，他并没有远征不返的打算。直到这次决策之后，他才确立了远征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这个变化从清军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端倪。石达开部刚进入南安时，清军的记载是“贼由南康县窥赣州，在新城墟筑伪城，其贼首则据池江。”前文提到的石达开的作战部署，也显示他此时的确考虑过重回江西战场，这个计划应该是先打下赣州，再从赣州一路北上收复吉安，临江，直到九江。
    但是，石达开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而采纳了入川的建议。其主要原因估计有二：
    其一，石达开离京以来，一直把大量精力花在应付与友军及太平军旧将关系方面的精力，从他在安庆长达五个月的徘徊，到苦心布置的三路援救天京的计划，到在福建两个月的徘徊，皆是如此。而最明显的就是在石镇吉部眼看就要攻入浙江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金华的时候，由于杨辅清的脱离而被迫后撤，全盘打乱了半年来苦心经营的入浙之计。而在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制之后，处理这方面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加困难，棘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现手足相残的局面。
    其二，过去一年多的作战，除抢渡赣江的失利外，多数时间军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这和内讧前太平军打过不少胜仗，但每每在关键时刻顾此失彼一样，根本上讲还是“划地为牢”的战略思想导致的后果。对于这种战略思想，石达开本来就不怎么以为然，他深知如果一味死守天京，必定处处陷于被动，最终导致失败(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儿主张争取上游，以取得全面胜利。因此，现在既然已经可以独立行动了，而留在天京附近又举步为艰，不如趁此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战略思想，在不受牵制的情况下去开辟新的战场，争取以此令全国战略形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石达开进军四川的战略思想，包含三个部份：一是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抢夺作为敌人后勤保障的“完善之区”，为争取全面胜利做准备，二是分散敌人兵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三是争取上游，夺取战争的主动权。第一点非常明显，不需多言，第二点在“进军浙闽”中就有体现，在后面的战役中还会不断体现，第三点则可从石达开与杨辅清的通信。(“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及他选择进攻宝庆作为入川的途径中看出。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会再涉及。
    综上所述，石达开的谋蜀战略，是一个既顾天京，又谋顾全局的高瞻远瞩的主张。而不是什么置天京生死于不顾分裂行为，更不是因为想“独树一帜”“自立一国”。
    石达开在四川被俘后的自述中说“达开。。。久想踞四川”，于是就有人据此断定，石达开自离开天京之时起就想去四川，更有人推断石达开早在长沙之时就已经提议进兵四川，这些推测是缺乏依据的。事实是，石达开是直到南安决策才下定了进去四川的决心。从这时候算起，到他大渡河兵败，总共有四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算得上“久”了。
    也就是在南安期间，石达开根据远征作战的需要，对所部的编制及官制进行了一些调整，把全军分为五个旗，各军编制方式不变，另新增宰辅，军略等职担任各军的高级统领。
    自南安决策之后，石达开的远征军就一直为了进取四川而进行着百折不挠的努力，他们曾经五次试图攻占四川，其中有四次进入了四川。而他们的第一次努力，就是想要通过湖南打进四川去。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