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远征始末(五)回师广西
【繁体中文】 作者:佚名 发布:2005年11月29日 阅读: 次 【以稿换稿】
(一)回师庆远
1859年8月中旬,石达开自宝庆撤围,准备退入广西进行休整,再图后计。当时从石达开部下独立出的石镇吉正在桂林城下,因此石达开也率部前往桂林附近,他占领了兴安,灵川两县,屯兵严关,大溶江一带,北拒湖南追击之敌,西南两面则防止桂林之敌与外界清军的夹击,与石镇吉部形成互为声援的局面。而后,石达开从全州趋向西北,经义宁,龙胜听,永福,永宁,融县,直捣桂北军事重镇庆远。部将陶金汤率军攻打阳朔。石镇吉也很快撤离桂林,从永福,永安方向进入广西腹地。至此,三路人马全部顺利进入广西境内。
当时广西境内义军很多,清军力量相对较为薄弱,顾此失彼,正如清廷上谕所言,“粤西连年被贼,兵饷两绌。”而石达开在宝庆会战失利后深感部队新兵太多,战斗力不强,因此决定在广西一面整训部队,一面等待时机,再图入川。石达开原本可能想战局柳州为根据地,但太平军进入广西后柳州已被天地会义军占有,石达开不愿与友军相冲突,于是将临时根据地选在了庆远府----它与柳州相距很近,互为唇齿,柳州可为其军事屏障,自庆远向北可以进入贵州,向西可经百色至云南,向东可以出桂林入湖南,是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冲,并且对石达开而言,它还有一个特殊意义:无论经贵州,云南,还是湖南,都可以进入他的最终目的地----四川。因此,石达开选中庆远作为休整的根据地,可以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庆远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使它成为义军与清军争夺的重要目标。1857年9月,大成国起义军曾经占领这座重镇,1958年又被蒋益澧所率部湘军攻陷。石达开挥军庆远后,势如迅雷,附近清军纷纷溃败,太平军于1859年10月15日轻而易举地夺下这个桂北的重要立足点。接着,出兵廓清庆远外围,从庆远东北的罗城一直到柳城以西的落墨渡,筑连营二百里,“逐日操练士卒。”与此同时,又派军分别占领迁江,北泗,溯河,德胜,柳江,思恩等地,在各据点征集粮草,暂时保障了大军的粮草供给。
石达开回师广西之际,正是广西的抗清局势日益转向低潮之时。自1850年至1857年,广西原有清军多追击太平军北上,境内空虚,义军四起,反清局势一片兴旺。但自1858年以后,一方面清廷调湘军入粤进剿,形势出现恶化,部份首领发生动摇,出现投敌叛变。另一方面,“自一八四五年以后,广西便掀起了反清运动,天天破坏,大家都不注意生产,中间经过十几年的战争,城市既多破坏,农村则一片荒芜。”(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群众的厌战情绪日重,加之义军人员良莠不齐,一些部队纪律不严,更影响了民众对反清活动的支持。因此,到了1859年,“整个的革命局势,几乎要土崩瓦解”,而石达开的回桂,则无异于“给革命力量加了一副兴奋剂,打了一个强心针。”
石达开占领庆远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一方面打击豪绅,安抚百姓,一方面将部份征集的粮食分发给贫困民众,同时,石达开远征军一向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的传统。在远征军占领庆远府期间,石达开经常率部署视察民情,替百姓排忧解难,当地秩序安定,生产得到初步恢复,直到百年后还有很多歌颂石达开爱民事迹的传说和民谣流传。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太平军人数就从十万人左右扩充到二十多万,当时整个广西反清形势处于低潮,民众厌战情绪弥漫,太平军反而得以迅速壮大,可见其深得民心。
然而,广西本来就比较贫瘠,要筹措二十多万军队的给养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特别是,随着广西境内义军四起,相应的地主团练也纷纷而起,广西境内可以说是团练遍布。这些团练虽对太平军构不成重大威胁,但他们的破坏和骚扰却严重影响太平军的获取给养,尤其是一些团练不惜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迁走百姓,烧毁粮食,企图以此使各义军队伍无法立足。而最为棘手的是,这些地主团练所把守得寨垒中,往往混有很多普通百姓,特别是老幼妇孺,因而使得太平军在剿平地主WZ时,每每投鼠忌器,进退两难。
很多史家指石达开在广西时军队战力不济,攻打一些团练山寨还旷日持久,甚至久攻不下。其实,造成这种状况的真正的原因绝非战斗力的问题----二十万大军,再怎么战斗力不济,也不会连几个地方团练都对付不了。“投鼠忌器”应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在庆远附近的德胜,有牛岩山,独帽山,当时曾为团练据首。据当地地方志和官府所立墓碑碑文的记载,说太平军“围困一月”“连战三旬”“贼连营围之”“贼攻急”,并且说因为寨内人与太平军勾结破寨,团练被迫“率敢死先锋决围”,结果双方交兵,民众死伤惨重,两寨总共被杀戮一千二百余人。
但是,当地口碑流传却说,“太平军当时只是围困,没有攻打”,就是说,太平军只希望把敌人围得粮械俱缺,主动出降,以免杀戮。寨中有人与太平军讲和(被清军说成是“助逆”),就是因为弹尽粮绝,难以坚持的结果。“因为太平军困而不打,围而不密,所以围岩期间,不少人乘黑夜混出重围逃走了。破围之夜,也不是团练中的”敢死先锋决围”,而是一个妇女在静夜中随众人偷出营寨时,动作不慎,把铁锅盖跌落石上,发出响声,守在山下的太平军才一涌而上,攻破营寨的。直至今日,德胜民间还广泛流传一句歇后语:“牛岩的铁锅盖----惹祸招灾。看来民间传说是可信的。”(钟文典《太平军回师广西的几件碑刻》)
另外,关于杀戮情况,地方志和县令发布的告示都说太平军杀戮盈千。但是告示所列的“遇害者家属”却只有四十九户,则被杀人数无论如何推算都应十分有限,可见是诬蔑之词。---事实上,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清廷在各地散布谣言,竭力诋毁太平军。牛岩当地人原本是被太平军“攻打”和“杀戮”的对象,却流传下替太平军辩护澄清的口碑,这是多么发人深思啊。
牛岩山的例子绝不是特例,太平军由于顾虑到团练营寨中的老弱妇孺,对这些团练的态度是“只要不捣乱,都不加攻击”,例如同样位于德胜的鸟山门,“和太平军驻地进在咫尺,寨中的地主团绅还经常造谣太平军杀人放火,吓唬群众,太平军对他们仍旧采取容忍,争取的态度。据传说,某夜,,鸟门上寨发生火烛。太平军除高声报警,呼喊着从速救火外,同时声称“火是自燃,和天军无关啊!””(钟文典《太平军回师广西的几件碑刻》)上面提到的牛岩山团练,极为顽固地与太平军为敌,“时时截击,夺贼械,贼物无算,积次杀贼二,三百人。”尽管如此,太平军还是想招抚他们,但是“贼招慰之,辄不顾”,太平军忍无可忍,才对其发起攻击的。
由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太平军对待广西当地团练的一贯态度,也可见个别地方志和清方告示是怎样对太平军进行诬蔑的。这种忍让态度,可能导致在攻寨的战术上较为保守,意图上不够坚决,并代表太平军战斗力不济,而是石达开一贯爱民思想的体现。----因为太平军当时并无意久居广西,攻占一些山寨并无大的军事意义,所以尽量避免因为与团练WZ发生冲突而殃及无辜百姓。这种思想,在石达开进入四川后所发布的一篇训谕中曾有十分清晰的阐述:“爱民者宁捐身以救民,必不忍伤民而为己;知几者每先事而见己,必不到昧己以徇人。”
其实太平军真要与团练交战情形如何,可由广西融县的一块石碑的碑刻看出,碑文说,1859年太平军路经融县,曾攻打当地山寨,除天桥岩寨外,其他所有山岩都是“一日攻破,惧而办粮。”而这个山寨是因为地处偏僻,“避居此岩,免罹其祸。”文中记载了历次其他义军攻打山寨的经过,却完全没有提到太平军攻寨之事,可见这唯一“幸存”的山寨是因为太平军没有攻打才“免罹其祸”的,而太平军所攻打的山寨,全部是“一日攻破”。
顺便提一句,据记载,在融县,地主为了筹措经费办团练,被迫低价出卖土地,而农民不怕义军,反而可以趁机买入土地。在当地,二三百文,甚至几十文铜钱,就可以买到年产稻谷千斤的田地,以致“贫富陡然易像”。自食其力者能够获取大量土地,可以说是广西境内各义军反清斗争的间接战果。
(二)部队离散
1860年6月,石达开离开驻扎了8个月的庆远,南下忻城,宾州,武缘等地。
不久,远征军二十几万人马,在精忠大柱国朱衣点,军略彭大顺等六七十名将领的率领下,脱离石达开,东返天京。在他们后来上给洪秀全的奏章中,为其行为提出了四点理由。然而这四点理由却都经不起推敲。例如他们说自己参加远征是误信石达开奉天王密诏来广西招兵,实则石达开离京后在各地遍贴《五言告示》,说明远征缘由,这些将领都是在告示感召之下追随而来,事隔三年突然说以为石达开奉了天王密诏,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更何况石达开退入广西是宝庆会战失利后的临时决定,如果宝庆会战胜利,石达开早已进入四川,根本不会去广西,又怎么可能在到广西两年前就欺骗部下说要去广西招兵?又例如说石达开一回故乡便起归林之年,如果这“故乡”指广西,但石达开返回广西后招兵买马,整饬军队,登山赋诗,豪情万丈,毫无欲图归林之迹象,如果“故乡”至老家贵县,则石达开返回贵县是在他们脱离一年以后,他们又如何预先得知石达开一回贵县必然有”归林之念”?至于说石达开压制意图回京将士,则他们所举的被的两支“被压制”的”起义”队伍,在脱离石达开后都以自相残杀开始,以投敌叛变告终,根本不是什么回朝扶主的“忠义之师”,而是手足相残,投敌叛变的可耻叛徒。
六十七将领列举的“罪状”中,唯一有些依据的是说石达开更改天国官制礼文,但这些更改是早在江西之时便进行了的,六十七将领的奏章却硬说是在广西进行的,很明显是对历史进行了“乾坤大挪移”,把时间推迟了两年,否则无法解释为当时他们不立即返回近在咫尺的江南根据地,却跟着越走越远,直到两年后才突然对官制礼文的修改不满起来。其实,太平天国后期,自身也已基本放弃了原先军师卒两五的编制,如西北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部,其编制是队,有五大队五小队,以前后左右加数字排列,还有前队前、中队中等番号。既然连始终听命于天京的陈玉成尚对军制进行了如此重大的“擅改”,各方也无所异议,那么远征在外的石达开部出于实际需要,对军制进行极为有限的调整,又有何不可呢?很多史学家都已经指出,六十七将领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怕洪秀全对于他们跟随石达开远征心怀不满,不得以提出一些含糊其辞的指责,只须澄清事实,不须深咎。
至于这些将领离开石达开的真正原因,简单地说是因为粮草供给不足,全面地说是因为对克服困难的信心不足,或思念故乡,或怀念富庶的江南根据地,想走回头路。《平桂纪略》中说:“所掳粮米不足以供食。。。。。。其贼目朱姓者,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欲回江西”,是十分实在的说法。而一路之上,曲折甚多,途中一再发生内讧,有的自由行动,有的叛变投敌。剩下的二十万人,在朱衣点的率领下,于1861年9月秋到达江西,归入李秀成麾下,达到了“万里扶主”的目的。
其实在石达开远征过程中,先后有不少队伍脱离出去,石达开并没有阻拦过。正如苏双碧在《石达开评传》中所说,既然石达开“把自己看成是天京政权的一员”,那么“部将要求反旆,回到洪秀全麾下,亦当名正言顺。”来去自愿决无勉强,这是《五言告示》的精神,也是石达开对部下一直信守的承诺。也正因如此,那么多部将,那么多将领,离开石达开时从没有出现过想加害他的情况----而这些人在离开石达开以后,一旦发生分歧,立即就是自相残杀----正如绝大多数农民起义队伍的内讧解决方式。
除六十七将领外,其他脱离石达开的部队的情况如下:
1石镇吉部。转战广西,曾与大成国起义军将领黄鼎凤的部下李锦贵合作,后于1860年3月攻打广西百色厅时,队伍发生内讧,石镇吉率千余兵欲前往庆远和石达开会合,遭土司截击被擒,后被凌迟处死。
很长一段时间里,石镇吉部队内讧及溃散的原因都是个谜,《百色厅志》“大举而出,尽焚贼垒。。。镇吉等丧胆狂奔”,“潘凤岗纪功碑”竟胡吹什么“二十万人,一朝力尽”,直到《石镇吉自述》发现后才揭开谜底----原来当时石镇吉接受了广西地方官岑氏父子的投降,但部将中竟有人据岑氏之妻为己有,石镇吉以军令斩杀之,军中却有一些两湖之人认为石镇吉袒护广西人,暗自结盟要杀石镇吉,石镇吉得知后连夜率千余亲兵逃出,而其部为清军所破。
石镇吉在石达开离京前籍籍无闻,相关记载中甚至连他的爵位和姓名都对不上。但在石达开离京后,却迅速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出色将领,从浙江到福建再到广西,他能征善战,屡次建功。尽管后来与石达开分别行动(据《石镇吉自述》的说法,他是奉了洪秀全的诏旨),但二人私人关系仍然很好,在作战中也仍然能相互配合。石镇吉部的覆灭对石达开而言无疑是个很大损失。
2余忠扶部。据六十七将领给洪秀全的奏章说,该部欲脱离石达开返回天京,余忠扶企图压制被杀。但这些人杀死余忠扶后并没有东去天京,反而由余诚义,余明富率领折向西行。最终余诚义杀死余明富后降清。
3张志公部。据六十七将领给洪秀全的奏章说,该部欲脱离石达开返回天京,却被张遂谋杀其统帅所压制。后来他们终于随朱衣点等脱离石达开,很快即独立出大队,上万人降清,8000人遣散,留精锐3000,立即掉转枪口截杀一同“起义”的同伴队伍,后又随湘军入浙江围剿。其部汪康海因拒降清,辗转与较早脱离的傅忠信,谭体元部会合。
4何名标部。这支队伍在湖南时独立出去,后来进入广西,曾与石镇吉部联合,但很快又分开。最后全军覆没。
5傅忠信,谭体元部,于石达开占领庆远三个月后脱离,后辗转经江西进入安徽,归入侍王李世贤麾下。
6花旗军,原是广东天地会失败后的义军,1855年在江西投入石达开部下,因未接受正式改编,故称花旗军。该队于1860年1月脱离后进入广东,想另立旗帜。此后转战于广东,江西,湖南交界处转战,兵败后退入福建,又再退入江西,时值李秀成入赣图浙,遂归入忠王麾下。
除以上各部外,另外还有一支部队值得一提----石达开部将陶金汤,是进入天京前就已参加起义的旧将。苏双碧在《石达开评传》中认为他进攻阳朔是脱离石达开独立行动,唯一的依据是《永安州制》记载他自称“太平天国全军都督”,但该地方志中以讹传讹者甚多,何况该志说陶金汤是洪秀全取的进士,又说陶有部下“军师罗某”,这些显然都有与太平军体制不合之处。而且陶金汤部从1856年以后,1859年攻打阳朔之前,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如果他是在石达开进广西前独立行动,不太可能没留下任何行动记录。因此至少到广西为止,陶金汤应仍隶属石达开部。他进攻阳朔后不久即与当地反清首领张高友合作,攻占了永安城。但张高友竟因贪图陶金汤军中财物而刺杀了陶金汤,还想逼其部将归顺。陶金汤的部下摆脱张高友后,在转战中被清军击溃,全军覆没。陶金汤进攻永安的行动是出于石达开授意还是独立行动,现已无法确知,但他曾被与石镇吉,赖裕新并称石达开麾下三大名将,他的被害和部署的覆灭,对石达开而言也是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绝大多数脱离石达开的部队都是从广西离开的,其主要原因并非如六十七将领所说,是忽然悔悟,想去勤王扶主,而是出于非常简单的原因,即如谢兴尧在《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中分析的:“翼王所带的部众,不过十数万人,但物资仍感缺乏。。。于是,多年相从的老干部,也不能不分散就食,结果是逃走的逃走,投降的投降。”
朱衣点等人在广西融县要求当地百姓向太平军进贡时,曾将进贡与征粮扯在一起,这其实是违背太平军传统的----因为太平军传统的“进贡”只是要求当地人表示归顺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在后来石达开部入川后,他部下几名中层军官发布的告示中都说得很清楚:“然我天朝兴师以来,念切民瘼,深悉民艰,断不籍此财贿以为富国之资”,而朱衣点等人多为太平军高级将领,却把“进贡”变成了针对平民的强行征粮,这也可从侧面看出谢先生的结论是有道理的。
(三)出桂入川
石镇吉部败亡之后,他的部将曾广依率领部份人马,转战进入了云南,而后石镇吉部败亡之后,他的部将曾广依率领部份人马,转战进入了云南,而后又进入贵州。咸丰十年的一道上谕中说:“石逆遣其党曾广依,由泗城走西村,西隆一带,于四月间,乘夜偷渡红水江,窜拢贵州兴义府地界,复扑云南,广西府城。石逆尚踞庆远,逆党赖裕新复力扑南丹士州,欲由此分道入黔。经官军截杀,赖逆折回庆远,石遂率而南,欲绕道思恩出泗城,寻曾广依所窜原路,趋黔窃蜀。”这道上谕所说的,是当时清方绝大多数人对石达开动向所作的估计:即认为石达开想假道贵州,在曾广依的配合下进攻四川。
苏双碧先生《石达开评传》中对这种判断表示怀疑,理由是1曾广依是从石镇吉部分裂出去的,未必是受石达开的指派。2石达开离开庆远后没有立即朝川黔方向靠近,而是一路南撤。因此他认为石达开当时并没有决心离开广西。
本人的看法是
1所谓“曾广依是从石镇吉部分裂出去的”是建立在苏先生“曾广依与石镇吉有矛盾,乃至内讧,被清军攻破”的猜测上的,而《石镇吉自述》说明,石镇吉逃出在先,大军被清军击溃在后,曾广依率领的是被打散后的部份军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和石镇吉有矛盾。另一方面,曾广依始终以石达开部下自居,这是不争的事实----他进军云贵川的时候,打的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旗号,这在脱离石达开行动的各部中是绝无仅有的----曾广依应该不是指望靠虚张声势获得什么好处,因为打翼王旗号只会把敌人的重兵引过来,使自己的行动阻力增加----后来石达开派出部队打他的旗号行动,目的都是为了吸引重兵,掩护主力。1861年石达开率部准备进入四川时,曾广依便命他的部将南下接应,后来石达开在贵州时,曾广依率全军汇入石达开本军。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曾广依一直是以翼王部将自居的。那么,他按照翼王的指示先行进入贵州,或是他因为知道翼王入川的打算,所以就近先行一步接应,又或是他行动在先,而石达开与之取得联系后决定由贵州入蜀,这都是合理的,也是可能性很大的。
2石达开南撤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征集粮草,例如在途中命朱衣点率两万人征粮,以及后来命赖裕新到南宁采集粮草。这可以看作是进军四川的准备工作,不能作为判定石达开没有决心离开广西的依据。
3当时无论贵州还是四川,防务都相当虚弱,就因为这样曾广依才能轻易进入贵州,甚至进入四川。这一点,清廷上下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为了调谁主持四川防务的事大伤脑筋,且四处调兵遣将。那么,石达开也理应能看出这是一个进入四川的好机会。
4当初石达开离开天京驻扎安庆时,清军对他的动向估计有五种,但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进军江西,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并非是清军能未卜先知,而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前,一定会有很多相关的准备工作,而敌军的暗探也多少会收集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既然清廷上下一致认为石达开想假道贵州入蜀,也很可能是探知了太平军的一些准备。
5石达开虽然远征在外,但他一直都保持着和天京的联系,例如在他进军江西前曾上奏章向洪秀全汇报自己进军江西,以及之后进军浙江的军事计划。1859年春天洪仁(王干)受命主政后,石达开特意遣使团道贺,并郑重要求干王代转今后他上给天王的奏章。1860年6月,几个外国传教士在与干王会谈时,干王还提到石达开在给天王的奏章中谈到了一些他对“宗教问题”的不同看法(石达开在这之后一年内放弃了宗教迷信)。这些都说明,石达开在远征途中一直不断地在把自己的行动和计划甚至对某些问题的想法向天京方面汇报。由于奏章通过干王代转给天王,干王自然知道这些奏章的内容,而当时忠王李秀成正在苏州,他理应也会从干王处知道石达开最新的行动计划。另一方面,几位传教士从李秀成部将处听说的是“翼王在广西。。。。。。正准备攻打四川”。石达开当时在广西已经驻扎了快一年了,如果他没有向天京方面报告近期内入川的计划,那么苏州的太平军将领应该仍然认为他还将留在广西,而不是正准备攻打四川。
综上所述,我认为苏双碧先生的疑惑是很容易解释的,而清廷上下的推测是非常合理的:即,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二十万大军脱离之事。石达开在南下征粮后就会取道云贵,进攻四川。
很遗憾的是这次机会再次错过了--这是宝庆会战后,石达开第二次错过进军四川的好机会。等一年后他重整旗鼓,再次准备入川时,清军已经做了整整一年的准备,他面对的不再是防务空虚的川省,而是严阵以待的精兵强将。
二十万大军脱离后,石达开的处境非常困难,当时跟随他的仅有一万多人马,太平军大将中只有赖裕新留在他身边。而广西境内的湘军,楚军,正在加强扫荡,各路义军节节败退----他们的目的是先扫清其他起义实力,再集中全力对付太平军。而各地团练此时同样对太平军的生存形成威胁。
二十万人脱离后不久,石达开曾命赖裕新率军攻南宁,目的则主要是在南宁一带征粮。关于赖裕新所率人数,有说两万的,也有竟说是二十万的,实则当时石达开全军也不到两万人,这些记载对赖裕新所率人数显然有所夸大。赖裕新与敌相持一月后撤军,当地有地方志说,某次赖裕新兵营被清炮弹打中,竟误以为清军在进攻,于是溃败,说得神乎其神。而广西巡抚刘长佑在奏报中则是另一番说词,如何“激励兵勇,大集团练”,如何“内外夹攻,纵火焚寨”,又如何“歼贼匪千余名”,说得活灵活现。不过,《平桂纪略》中对赖裕新撤军的记载却是:“赖以野无所掠,解围去。”《平桂纪略》也是站在清廷立场叙事的,只是比清方将领的说词要客观一些。这段关于赖裕新撤军的记录,可说是明明白白戳穿了刘长佑有声有色地虚报战功的行为。(这不是唯一一次,下文再叙)。这不由让人想起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曾说,清军谎报战功,各省军报莫不如此。广西远在华南,清廷不易辨明虚实,更给谎报战功者以可乘之机。有此再次可见,只凭清将自己单方面的叙述推测战况是相当不可靠的。
在当时,石达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广西立足,暂时谈不上实现什么战略。石达开回师广西时,就与当地义军多有联系,这时,他更加强了与友军的合作。各义军大都十分景仰石达开,所以当石达开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时,都表现得比较友好。如宾州的谢必魁,宣化的李青靛,上林的李锦贵等率领的天地会义军,都在一段时期内与石达开相互合作。此外大成国的首领陈开,名将黄鼎凤也都对太平军非常友好,如后来石达开进入贵县时,原驻军贵县的黄鼎凤特地撤出其原先驻地,以对太平军表示礼让。
但是,由于天地会义军大都不愿意放弃自己原来的组织和信仰,也由于当时石达开仍然坚持太平天国要求所有部众都接受统一的组织和信仰的原则,太平军与这些义军只能暂时合作而难以长久。1861年6月,李锦贵病逝,其部众散亡。李青靛谢必魁先后降清,李青靛甚至企图诱擒赖裕新作为自己投降的献礼。在这种情形下,石达开的处境更加危险和困难,于是他率军撤出宾州,回到自己的故乡贵县。在贵县,他曾与当地龙山天地会义军首领李福猷配合作战,不久后李福猷率部加入太平军,从此成为石达开麾下仅次于赖裕新的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
1861年8月,湘军攻陷了大成国的国都秀京,首领陈开率部突围后准备前往贵县与石达开会合,途中被俘。他的余部中有三万人加入了太平军,其余则大都汇集至大成国将领黄鼎凤旗下。大成国的沦丧使太平军的处境更加孤立,如不迅速冲出广西,则很可能重蹈大成国覆辙。于是,石达开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新加入的3万人马的整编,于9月上旬率4万余人西出横州后兼程北上。在这前后,石达开远征军已经撤底放弃了拜上帝教的宗教迷信。
在离开贵县前,石达开将他的部下,礼部大中丞周竹歧荐给黄鼎凤当军师,想来因为黄鼎凤已成为当时广西义军中最有实力的一支,因此希望周竹歧能助黄鼎凤一臂之力,支撑住广西的反清大局。周竹歧深得黄鼎凤的信赖于倚重,他被黄鼎凤委任为“军师”,负责整顿军务,处理民政。黄鼎凤后来在他的辖区内颁行了《约法十二章》,使得连年征战的这些地区难得地出现了“境内约束严明,几于牛马放牧不收,外户不闭”的祥和景象。1863年,又发布了北伐檄文,宣扬挥师长江,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根据口碑流传,无论是《约法十二章》和《北伐檄文》的颁布,还是出江与东南太平军呼应的军事计划,都是以军师周竹歧为主导的。而《约法》中所表现的政治经济政策及《檄文》所体现的思想,与太平天国天国相关政策的精神颇为一致。而以上种种,都是黄鼎凤自1852年举旗起义到1861年底的十年中所没有表现出来的特征。由此可见,周竹歧的确对这支太平军离开后广西境内影响最大的义军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力。随着石达开所部太平军在大渡河覆败,苏福省的失陷,西南和东南的抗清局势都出现了重大逆转,使得清军开始得以集中兵力肃清两广义军。尽管如此,这支义军还是一直坚持到了18**年4月,其时清军攻义军天平寨屡攻不克,后湘军主帅广西巡抚刘长佑扣押了黄鼎凤的母亲令其劝降,黄鼎凤终于走进清营,义军遂覆。
石达开离开横州后,取道昆仑关,一路沿桂黔边界的捷径北上,经思陇泽,上林,忻城,庆远,洛东,罗城至融县,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估计一是为了和清军抢时间,二是考虑到两省交界地带防务通常比较空虚。在融县,他们突破了湘军名将刘坤一的截击,10月中,经怀远的板缆小道直插湘桂边境的青林界,至此,终于摆脱了敌人的重重阻拦,冲出桂北,进入湖南,直趋四川。
(四):疑点探析
第一个疑点:石达开与石镇吉的关系
在石达开初回广西,兵锋逼近桂林时,石镇吉也正在桂林城下,当时桂林之内清军并不多,石达开石镇吉如欲攻下省城桂林,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苏双碧先生在《石达开评传》中推测说,因为石达开与石镇吉不合,石达开刻意避开石镇吉,才错失了攻克桂林的机会。他的依据是是《临贵县志》中记载:“镇吉又与达开疏,达开欲杀之,惜其材武。镇吉亦阴知之,常为一军,不欲与达开合”,苏先生的结论是“这个说法虽未必完全如是,但石镇吉与石达开不合却是事实”,苏先生甚至还进而推测说“大约石镇吉等人对石达开重用张遂谋等人不满,而不愿意留在石达开军中受制于人。”
苏先生仅仅依据一条地方志的推测,就断定“石镇吉与石达开不合是事实”,已觉草率,而还能进而推论出是因为石达开重要张遂谋,就未免武断了。
且看当石镇吉因察觉部下兵变企图,率少数军队逃里后,是想往哪里去的呢?《石镇吉自述》中说“欲回广(西)庆(远)府,与翼王合兵。”说是合军,石镇吉这时候已毫无资本可言,当初是他背翼王而去,这时候才回来寻求庇护,若说二人不合,甚至闹到石镇吉认为石达开要杀他才独立出来,此时他居然还敢找上门去?
据石达开家乡贵县一带的口碑说,就在石达开还在围攻宝庆而石镇吉已进入广西之时,石镇吉曾经受石达开的委托,前往贵县寻访留在贵县的翼王亲族的下落,石镇吉派去的人显然十分进心,因此当地很多人都知道此事。如果说石达开与石镇吉不合,以至大敌当前为了回避宁可错失战机,甚至如《临贵县志》所说的石镇吉察觉石达开有杀他之意才脱离,石达开还会委托石镇他帮他私人的忙吗?
再看石达开是否有意避开石镇吉呢?《石镇吉自述》说:“翼王。。。前来广西随镇吉,随(遂)窜义宁地方。”讲得很清楚,石达开选择桂林附近作为回师的途径,正是因为石镇吉在那里,而且不只是利用一下客观形势,而是事先已经和石镇吉有所联络,石镇吉也知道翼王会率军到桂林附近。换言之,石达开不但不是刻意避开石镇吉,相反恰恰是在与石镇吉取得联络后才回师广西的。
综上所述,认为石达开和石镇吉不合的推测是缺乏依据的,在石镇吉脱离之后,两人还能保持在私事上仍有所往来,在行军上也仍有配合,石镇吉失军后还想去投奔石达开,这一切都恰恰证明两人私人关系相当不错。至于石镇吉为什么会脱离石达开,他在自述中有段话说得很明白,“八年,镇吉封为提军务。。。六月,破浙江处州,仍回江西锦得镇度岁。。。后天王诏令镇吉统兵六万,前来广西招兵买马。”石镇吉并没有说他此前一年半中跟随石达开的行动是受天王的诏令,这里说的回江西度岁已是1858年冬天之事,正是在这之后,石镇吉部脱离石达开独自行动,在时间上,与自述中“天王诏令”的时间完全吻合。由此可见,石镇吉是接受了天王的“拉拢”(或云:争取)才脱离石达开部独立行动的,和杨辅清之脱离石达开如出一辙,而不是因为什么与石达开不合,更不是因为石达开想杀他。
至于两军为什么没有会合攻桂林,恐怕双方都没有对桂林抱必得之心。石达开的目的在四川,回广西是为了休整,如果攻占桂林,等于引清军前来纠缠,哪里还能休整。石镇吉既然是奉诏回广西招兵的,也没必要非攻下桂林不可。双方围困桂林主要只是取道回师广西而已。
第二个疑点桂林城下战况
清将在一份战报中这样报告桂林城下的战况:“。。。督率在城文武,挑选精锐,或轻师出袭,或左右环攻,夜乘大风抛掷火箭,喷筒,延烧贼巢,水陆均设伏兵,以备夹击。又出示宣谕,悬重赏以购逆首。萧启江苏凤文等督军长驱直进,分途围杀,列营北门,逼近城屯之后。参将萧荣方等自柳州管带(火赤)勇来剿,在石门洞大破贼兵。九月初四,萧启江所部由南门,文昌门分投进剿,与蒋益澧等水陆兜击,擒杀无数,贼众遁回西路,初十日,全由南路溃散,城围已解。首逆石达开,拥众溷逃,釜底游魂,难稽显戮。”
真个是绘声绘色,精彩万分,这一场“桂林解围战”,真是部署得力,上下用命,人人奋勇,个个立功啊!
然而,
《平桂纪略》的记载是:“石达开陷据义宁。记名按察使刘长佑营灵川以备之。贼知楚军踵至,悉遁走。九月初十,贼目陶金汤窜阳朔,石镇吉窜永福,石达开由永宁走融县,省城围解,而贼愈滋蔓矣。”
《临贵县志》的记载是,“(七月)二十九日,(石镇吉)由兴安犯省城。。。
荣芳远在柳州阻于贼,益澧以八月二日至,省勇多疲病,人皆震恐。。。。。。受火伤归营者,沿途号呼,伤心惨目。时方黎明,贼不知所为,疑不进,城之不破,亦天幸也。九月初二日,石镇吉解围走。。。石达开恐失镇吉,从之驻义宁。按察使刘长佑屯灵川以遏之。镇吉见楚军大集,又闻达开至,邃拔营窜永福,石达开亦由义宁窜融县。”
其实无论《平桂纪略》还是《临贵县志》,都是站在清廷立场所写,也都有故意夸大清军的胜利,贬低诬蔑太平军或故意混淆是非之处,例如《临贵县志》说石达开欲杀石镇吉,而石镇吉是因为害怕石达开才率军撤离等等。但地方志的记载通常比清将的奏章要更接近事实一些。这两份地方志都记载着,石达开和石镇吉是自动撤离,分兵进入广西境内的,清廷勒令阻止石达开进入广西的布署落了空,“省城围解,而贼愈滋蔓矣。”
《石镇吉自述》中,完全没有提及这次“解围战”,我们都知道,所谓自述,是石镇吉在广西被俘后受审的口供,如果真有如此一战,则主审者不太可能不问及,白白失去一次为自己表功的机会。只有根本没有这么一战,自述中全无涉及才合理。
地方志中说石达开石镇吉是惧怕湘军(即文中之“楚军”)才撤离,也不确。其实此前骆秉章早派萧启江,刘长佑的队伍赴援,但“于兴安,灵川一带为贼所阻,节节攻坚,未能长驱直入”(《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兴安,灵川两地都是石达开的部将在驻守,他们任务就是截断湘军的援军。正十他们使得弛援桂林的湘军多次冲锋都无法突破防线,怎能说石达开是因为惧怕湘军重兵来援才撤离的?显然是石达开主动撤军,准备进入广西腹地后,湘军才得以来到桂林城的。地方志的说法是因果倒置。而清方官员竟能捏造出如此一番活灵活现的战况,讲得若有其事,实在是撒谎邀功成习惯了。如果根据这样的“战报”说石达开曾大败于桂林城下,实谬矣!
综上所述,石达开的回师广西,其实是一次十分顺利地突破拦截,实现战略意图的军事行动。
第三个疑点融县浮石圩的战况
清咸丰11年8月,石达开率部北上时,在融县的浮石圩遇到湘军名将刘坤一所部以及当地团练的阻截。对于这次阻截,刘长佑在向皇帝奏报时说,这一战中击毙贼千人,石达开受伤落马,都司洪福齐上前擒拿,被石达开亲兵击毙。(《浔州陈逆就石逆上窜堵截获胜折《清穆宗毅皇帝实录》)
但是这个奏报却十分令人怀疑。第一大疑点就是擒杀太平军的人数。清军奏报夸战果和太平军败绩是惯例,如石达开在宝庆时全军不过十万,而清军竟说有三十万人,广西巡抚刘长佑犹擅如此,赖裕新率部进攻南宁时,石达开全军才一万多人,照说赖裕新所率的分支部队应该不会超过半数,即数千人才对,刘长佑却说赖拥兵两万。如前文所举的赖裕新在南宁及石达开在桂林城下的例子,都是他无中生有地捏造战功,说杀死多少敌人。可以说此人一惯是数倍地夸大战功的,一仗没打,他都敢说“擒杀无数”。就算他说杀戮万人,实际也可能只有一两千人。而这次他竟然说只杀死了千名贼兵,照此推算,太平军的实际伤亡人数应该不会超过五百,甚至可能只有两三百,或者更少。
此战是两军亮明阵势正面交锋,死伤应该很大才对,太平军四万大军,只死了几百人,这不是很蹊跷吗?
通常如此多的人参战,却死伤如此之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交战一方迅速溃败。照刘长佑的说法,清军是大胜,这就怪了,清军设防的目的是拦阻太平军出粤,如今太平军四万大军只死了几百人就败逃了,简直是被打得望风而逃,可怎么这石浮圩防线却被太平军通过了呢?不但通过,而且长驱直至广西边境,不到一个月就进了湖南,这怎么解释呢?
石达开身边应该是护卫环绕的吧?刘长佑奏章的重点显然不是说他受伤,而是“都司洪福齐上前擒拿”,这句话被后世很多史学家翻译成了“险些被擒”,这种翻译想必正是刘长佑奏章想要暗示的,即清军取得如此大胜,乃至差点把石达开生擒了。其实,太平军才死了几百人,清将居然可以差点生擒石达开?不是太平军全体将士都因为死了这几百人而吓得四散奔逃,就是这个都司实在不知死活---果然,他被石达开的亲兵“毙之”了。
石达开究竟有没有受伤,我们并不知道,刘长佑是不是因为没拦住太平军,反而损兵折将,于是像三河大战后清将捏造李续宾英勇战死那样,掩饰自己未能阻止太平军北上的无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姑且算石达开真的受伤了吧,但这也并不能证明刘长佑打了大胜仗,更加不能推出“险些生擒石达开”的结论(这完全是后世史学家的翻译),因为受伤,可能是被火炮所伤,可能是为流矢所中,也可能有其、他原因,而“险些生擒”的前提条件,是已经击溃太平军。如此正面交锋,别说只死伤了几百人,就算伤亡几千人,也不见得就是败仗,更远远不足以“险些生擒”石达开。
其实,关于这一战,地方志也是有记载的
《平桂纪略》说“石达开窜庆远,楚军扼之于浮石,败窜怀远,入湖南境。”
《浔州府志》说,“九月,复窜怀远,楚军扼之,败入湖南境。”
地方志立场是都是偏坦清军的,如《永福县志》竟说石达开入桂经永福时“率众百万”,实则石达开当时总兵力不过十万。至于上面两份资料,从用词就可以看出其倾向:太平军只要没有驻扎在这个地方,他们都记载为“败窜”。如“败窜怀远”“败入湖南”,湘军扼守浮石是为了阻止太平军北上,阻止太平军出广西,而怀远在浮石以北。太平军如果是“败窜”,应该南窜,怎么“败窜”到浮石北面去了?如果是“败入”,应该“败”回广西,怎么“败”进湘军老家湖南去了?(而且没多久就“窜”进了四川。)假如这一战真的如刘长佑所说(或说:暗示)的,清军大胜,甚至险些生擒石达开,则很难想象这些地方志竟会如此轻描淡写一带而过。
《融县志》也完全没有记载楚军的这一辉煌战绩,它的记载是:“十一年。。。。。。复入县境,多所杀戮。据故老云:九年到此,奉令封刀,现奉令开刀也。”
所谓“九年到此,奉令封刀”,指的是1859年太平军第一次经过融县时,没有交战,而对百姓秋毫无犯,所谓“奉令封刀”,就是不准伤杀人。而现在“奉令开刀”,针对的也同样不是百姓(没有任何太平军在此次经过融县时杀戮平民的记录),而是扼守在这里的清军。所谓“杀戮甚多”,也就表明清军死伤很大。
地方志清一色的是夸大清军战绩,而绝无故意夸大伤亡的。由此可见,这一战太平军的死伤很小,而清军的死伤却“甚多”,而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突破的浮石防线。
清廷一直在严令将太平军阻击在广西境内,连曾国藩想调一支湘军回救被困告急的祈门大营都不准。而太平军从广西最南端的横州北上,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付出了死伤几百人的代价,就冲出了重围,从接近广西最南端的怀远边境进入了湖南。可以说,太平军的出桂入湘,和当年的由湘入桂一样,都是非常顺利而成功的军事行动。
(五)全局意义
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不久,几名外国传教士在那里拜会了干王洪仁(王干)和忠王李秀成。以下是他们后来对此次苏州之行进行的部份追述: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
至于太平军将来是否成功的问题,我们完全不能说什么,一个首领曾说过,。。。。。。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征服四川,这个省实际上已在他们掌握中。---《北华捷报》第519期1860/7/7
《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
报告提到,翼王石达开据猜想一直对天京的真圣主远而避之,但是据探明他仍旧与运动相连结,近曾于干王封王之际,派遣部下大批人马抵京向干王祝贺,并请求干王,嗣后所有的他奏议悉数经由干王递呈真圣主。他似乎在某些宗教观点上与真圣主意见各异。他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华北捷报》第527期,1860/9/1
这两份文献所阐述的事实,也正是《石达开远征始末》系列中反复用事实强调着的,从江西到浙江,从福建到湖南,石达开的作战始终属于太平天国全局战略的一部份。从江西到浙江再到福建,他的作战一直有力地支持着天京战场。南安决策之后,尽管夺取四川为根据地成为他石达开远征的主要目的,但在西南战场牵制清军,减小长江中下游战场的压力,同样是他“谋蜀”战略的一部份,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并且反复被事实证明是行得通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石达开的回师广西,对天京战场起到的支持作用。
(一)回师之初
1859年6月,当石达开率军围攻湖南宝庆时,清廷为阻止太平军入川,曾命曾国藩亲自统兵前往四川扼守。8月,石达开从湖南退入广西,清廷又命曾国藩暂缓入川,改援安徽。10月,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一个“四路图皖”的计划,准备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安徽,但却始终未能实贯彻实现,清廷“并两楚之地先除西南之患,庶可全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虑”的全局决定了他不可能无视石达开所开辟的西南战场去全力进攻安徽。
石达开回师广西之初,原在东南战场的刘长佑,刘坤一即统率湘军由湖南跟随入粤。石达开取道桂林,令清廷深感威胁,“桂林一城,关系全省大局,设令贼踪阑入,剿办更难措手。”湘军的另一支劲旅萧启江部,则就在“四路图皖”计划制定后不久,被由湖南急调入广西,原因就是石达开部威胁到广西省城桂林的安危。直到石达开从桂林撤围,骆秉章才命萧启江补充兵力后前往安徽,但终于未赴安徽,而是率军入黔,川,加强四川防务去了。萧启江到四川后,水土不服,一病不起,就此死在四川。英王陈玉成回师皖西,与湘军楚勇大战于潜山,太湖之时,曾国藩请掉张运兰一军赴皖,但因张运兰一军当时正在湘粤边境作战,未能如愿。此外,骆秉章还应贵州巡抚所请,调湘军田兴恕一军前往湘西驻扎,“相机抵御”,后来田兴恕又率军至贵州,再入四川。另原广西巡抚曹树钟,回四川原籍守制,广西巡抚由刘长佑接任。曹守制期满后,本已奉调由川入湘再入湖北,但因石达开一军回桂后边境黔桂边界,曹中途又折反川黔边界,以防石达开由黔入川。。。。。。
“石逆攻陷广西庆远时,逼近黔省都匀,欲图由黔入川。该省合江叙永泸州南川一带,均与黔省毗连,设其窜入,不唯川省完善地方,遭其蹂躏,即陕西湖北,亦将震动,于大局甚有关系。”石达开于1959年8月进逼桂林,10月克庆远,而后一直活动在靠近贵州边界的桂西一带,清廷唯恐他假到贵州入川,所以才不断调兵遣将,这直接扰乱了清军在鄂皖一带,特别是在安徽的用兵计划。
(二)二十万大军脱离之前
1860年5月间,石镇吉部将曾广依率军转战入贵州。这支军队是否受石达开指派,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曾广依后来兵入贵州和四川,以及接应石达开入川的作为看,他的这一行动至少是受到了石达开“谋蜀”战略的影响,而且他本人也一直以翼王部将自居。更重要的则是,清廷在此其间大举部署四川防务,目标仍是防备石达开率大军进入四川。
以下是这年7月--8月间,清廷的几道上谕。
“川东一带,与黔省地方在毗连,若由黔入川,更恐滋蔓难图。前调萧启江一军赴川,本为防剿石逆而设。嗣萧启江抵川病故,曾谕令官文等于湖南湖北两省中,拣派得力大员前往管带。。。。。。左宗棠现在襄办曾国藩军务,前有旨令官文等妥速筹商,该员是否能独当一面,令其赴川督办军务。。。。。。川省防务毫无起色,滇匪既未能除,石逆又将窜扰,该省踞两湖上游,设或糜烂,楚省亦有西顾之忧。。。。。。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四川滇匪尚未剿除,所有该省兵勇,均赴天全,井岩两处剿办,未暇分顾川南边防,若令石逆乘闲阑入,必致滋蔓难图。著刘源灏,田兴恕酌量缓急,通盘筹画。。。。。。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前因四川军务紧要,拟令左宗棠前往督办。。。。。。左宗棠既不能独当一面,即毋庸赴川,仍襄曾国藩军务。广西省现在防剿正当吃紧,刘长佑未便遽离该省。湖南地方尚称安静,著骆秉章即弛赴四川督办军务。该抚于湖南绅士素为熟悉,择其晓畅军务者,酌量带往,并添湖南练勇,以资剿办。湖北军营中曾经仗阵得力之员,籍隶湖南者,亦不乏人,著官文,胡林翼酌派数员,交骆秉章差委。石达开窥伺川疆,滇匪尚未扑灭,其势岌岌可虞。东纯现署川督未谙军务,该抚即迅速启程,由便道入川,毋稍迟疑。萧启江所带之勇。。。。。。军归该抚调遣。。。。。。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石逆遣其党曾广依。。。石逆遂率而南绕思恩出泗城,寻曾广依所窜原路,趋黔窥蜀。请饬四川,云贵各督府沿边夹击。。。。。。石逆诡谲异常,凡经过之处必分其党为数路。每路复分为数起,使官军不暇兼顾,得以肆行奔突,若非合力兜剿,不免有遏此窜彼之虞。著张亮基,刘源灏,田兴恕激励各军将窜入黔滇各股,会合粤省兵勇悉数歼除,勿留余孽。并著遴选劲旅,于沿边一带地方实力截击,毋令余匪窜入。四川酉,秀,叙永一带,尤为黔,滇入蜀要隘,即著崇实严饬防剿各军,认识巡探。。。。。。毋使扰及完善之区。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例子不多举,石达开远征军的作战在全局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对清廷的威胁如何,相信由这几道六百里加急的上谕不难看出。
(三)二十万大军脱离之后
遗憾的是,由于二十几万大军和数十名将领的东归,石达开于宝庆会战后,第二次失去了入川良机。从1860年秋到1861年秋,石达开的部众仅余一万余人,跟随的将领中当时只有赖裕新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名将,而广西境内从楚军到团练,可谓强敌环绕。只看曾拥有几十万军队的大成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即告覆灭就不难知悉。然而,就是在这看似已“自顾不暇”的情势下,这支军队仍然使清廷深感威胁,仍然有力地牵制了清军,支持了东南战场的作战。
1861年1月,有一道上谕是这样说的:
“前据曾国藩请调粤军助剿,当以该大臣北援之举业已停止,无虑兵但,已已谕令毋议。兹据刘长佑奏,蒋益澧一军,仍请留粤等语。自系曾国藩尚未知照该抚。现在石逆窜遁南宁,贵县,勾结贺县逸贼,艇州艇匪,悉力抗拒,广西军务正形吃紧。所有蒋益澧一军着即留粤剿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这里所说的是大约在1860年秋冬曾国藩上的一道请求调湘军蒋益澧一军离开广西,前往东南战场的奏章。由这道上谕可知,曾国藩非常着急调蒋军回师,他甚至不惜扣压皇帝命蒋军留驻广西的旨意,想等蒋军离月后给他来的既成事实,以致刘长佑等不到上谕,以为皇帝不准,又再次上书陈奏。
到底曾国藩为什么这么急着掉蒋军回师,甚至不惜截留皇帝的旨意呢?
看看同一时期东南战场的局面,答案既可知其答案。
1860年9月下旬,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救援安庆,即按1860年5月天京会议确定的方针,进军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使安庆之围不攻自破。具体部署是分兵五路,江南江北并进: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进入鄂东南;杨辅清、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
1860年9月底,陈玉成率军自天京北渡,进入皖北活动。
1860年10月,李世贤攻占皖南徽州,切断驻扎祁门的曾国藩部与浙江之联系
1860年12月,太平军开始了在皖南发动的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攻势---祁门之战。后李世贤部又先后进占了东流,建德,使祁门与安庆湘军气脉不通,次年3月,左宗棠离开景德,至波阳疏通粮道。4月太平军攻占景德,中旬,左宗棠两攻徽州不下,使烷南湘军一度断炊之虞。
由此可见,从1860年9月底开始,太平军“安庆保卫战”逐渐进入最激烈的高潮。曾国藩于此时急掉蒋益澧回师,其直接目的可能在于援救祁门老营,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围攻安庆计划的顺利实施。表面看,曾国藩的确很镇定,写了遗嘱,不肯从安庆调兵回救,不过,这种镇定的前提是祁门大营的还没有到岌岌可危的地步。真到了朝不保昔的时候,他还能如此镇定吗?只要我们回忆一下1956年石达开兵逼南昌时,他是如何“呼救无从”“梦魂屡惊”,飞调各路回援,不但令九江之围不战而解,武昌之围顿缓,甚至还因此导致湘军名将罗泽南丢了性命的,就不难推知了。他不惜截留皇帝的旨意,千里迢迢急调蒋益澧回师,证明在他眼里这支军队对祁门和整个安庆战局而言极为重要。然而朝廷终于不准,理由是“石逆窜遁南宁,贵县,勾结贺县逸贼,艇州艇匪,悉力抗拒,广西军务正形吃紧”,所以五百里加急谕令“蒋益澧一军着即留粤剿办。”当然,太平军最终还是未能在祁门对曾国藩形成毁灭性打击,也未能利用敌人兵力的空虚攻下武昌,而蒋益澧一军也并没有和石达开正面交战,但这些都不能遮掩石达开一军对清军所起的牵制作用和对安庆保卫战的有力支持。清廷留蒋益澧在广西的主要目的是为防石达开,这不但可以从相关上谕中看出,也可从石达开入川后不久该军即被调往浙江看出。1862年,蒋益澧任浙江布政使,1863年,陷汤溪,富阳,18**年陷杭州。这些都可从侧面正面石达开的回师广西对东南战场的支持作用。
除了上文所列举的石达开远征军对东南战场的直接支持作用,即兵力上的牵制外,石达开的回师广西还对天京方面起到了许多间接的支持作用。首先,他的回桂从精神上有力地支持了广西和云贵众多反清义军的战斗,他离开广西前将礼部大中丞周竹歧转荐给黄鼎凤当军师,对于黄鼎凤部后来三年中的坚持作战其到了很大作用,该部甚至曾计划出江与东南太平军配合作战。正如谢兴尧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广西的抗清活动》一书所说,广西的反清“在精神上是以翼王为中心,形成反清革命军的主流,至1861年翼王离开后,广西大的反清力量,因首领们相互猜忌,残杀,失去人民的同情,逐渐被清军收买,消灭。。。。。。广西的反清火焰,一直到1870年还没有熄灭,又延长了十年,实有绝大关系。”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减轻了天京的压力,其次,石达开远征时带走的太平军旧部不过两三万人,而先后脱离石达开,最后归入江南太平军的兵力,加起来恐怕不下25万人,已经十倍于他所带走的兵力,而跟随他的战将,多数也已返回东南战场,在客观上,简直就是石达开领着这些将领去招了一圈兵带回来,就算他真欠天京方面点什么,到这时候也已经十倍偿清了。这支军队中至少有一万多人是太平军百战精锐,另有一两万是跟随石达开转战多年,当初曾在江西多次把湘军打得大败的“花旗军”,还有两三万人是参加过石达开在入赣入浙战役的部队,此外另二十万人虽然缺乏战斗经验,但在广西接受了近一年的系统训练,也并非乌合之众。这些部队的加入极大地壮大了李秀成部的声势,也加强了该部的实力,这可以从1861年秋以后一段时间里李秀成部的作战情况中窥出端倪。总之,就算不考虑西南战场对东南战局的支持作用,到这时还把“削弱长江中下游革命力量’的罪名加在石达开头上,也未免太过。
石达开回师广西两年期间,并没有大的军事行动。然而远征军的存在本身
的威胁和他意图谋蜀的军事意图,却令清廷始终不敢稍怠。在他回师广西期间,太平军先后取得三何大捷,第二次大破江南大营等辉煌胜利,这些依靠的当然江南太平军统帅的出色谋略和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但两次战役取胜的关键之一都是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则石达开远征军将大量清军牵制于川黔桂一带,极大地削弱了清军在东南战场的兵力,无疑也是对胜利的一种确保。陈玉成攻克黄州,进逼武昌时,湖北省兵力异常空虚,这更不能说与清廷为防石达开入川而进行的“于湖南湖北两省中,拣派得力大员前往管带”“湖北军营中曾经仗阵得力之员,籍隶湖南者,亦不乏人,著官文,胡林翼酌派数员,交骆秉章差委”的部署无关。(不知道天京当局在做出“围魏救赵”决策时是否也把这一点考虑了进去?因为从两湖调兵入川,造成湖北空虚,如果陈玉成能够攻取武汉的话,反过来也将减轻两湖清军对石达开入川造成的阻力,可惜这种相互配合的局面最终未能形成)。左宗棠最后没有被调到四川去,是因为朝廷认为他不足以独当一面,言外之意要选更得力的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派去四川。至于石达开的入川是否如某些史学家所说的是“根本行不通的”,或“对长江中下游战场毫无意义”,我想清廷几道六百里加急的谕旨中已经把石达开图蜀成功的可能性和一旦成功后对全局的影响说得十分清楚,此不赘述。即使到了二十万大军东归,石达开身边仅剩一万多人马的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石达开一军在西南的存在,也仍然对东南战场起着有力的支持----假如这一万多人不是在西南,而是摆在东南战场,作用恐怕极为有限,正因为它是在西南,才能如此令人不可忽视。
上文着重分析的是石达开一军对东南战场的支持作用,因为这是容易被忽略的。当然,这种支持不是单方面的----正因为有太平军在东南战场的英勇作战,石达开才可能在广西暂时避开清军锋芒,进行休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需多花笔墨。且看前文所述,石达开回桂之初,清军几路人马调来调去,何止手忙脚乱,简直疲于奔命,正显示了东南与西南战场在客观上起到了相互支援,相互牵制敌军,乃至令清军首尾不能相顾。而这,不也正显示出石达开谋蜀战略的高明之处吗?种种事实都表明,天京战场与远征军的作战,表面各自为战,实则密切相关,从全局的高度来看,它们是一体----这一点,从文章开篇处所引述的传教士访问苏州的所见所闻也可看出。
综上所述,石达开回师广西期间,一如在湖南般,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军长江中下游的作战,使清军方面一再出现兵源和将领方面的捉襟见肘,和调度上的首尾不能兼顾。这些事实,都反复证明了石达开“谋蜀”决策的战略眼光和开辟西南战场的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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