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朝最大的弊病——读《新宋》的思考

    
    《新宋》是一部目前相当流行的历史幻想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北宋熙宁年间（孔历1620年、耶历1069年以后）的故事。这本小说很特别，也给人很多的思考，这是一部小说，这又不是一部单纯的小说，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真正的转折，可能就是小说中所写的时间。
    因为不可知的原因，耶元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系大学生石越站在了一千年前的土地上，这个时候是北宋的熙宁二年。
    这是中华文明造极的盛世，但盛世中的北宋已经将一只脚迈入了深渊——百年来政治与军事的积弊，异族铁骑侵略的威胁……，政治家王安石正在主导要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变革，那些曾在历史中闪过耀眼光芒的星宿们——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已经开始了他们激烈的交锋与碰撞……
    千年时光累积的智慧经验最终只与千年前的古老文明温和的碰撞。碰撞中，一个来自21世纪的青年野心家开始着手改变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建大学、办报纸、炼钢铁、造火器……石越在这个时代播下了文化启蒙与产业革命的种子，他企图以此来影响历史的进程，但对于结果他也只有无限的茫然……
    偶然的机遇，是否会最终改变历史原来的进程呢？小说中主人公用前瞻的眼光试图改变历史。让人值得深思，我们应该改变的究竟是什么？下文是本人读《新宋》后的感想和思索，愿与大家一同分享。
    宋朝真正最大的弊病之所在，其实是人未得其所，未安其份，国家只知道危难时候要用才，却不知道平安时候要储才以及如何储法。
    可以这样给古人分类：古代，人分三类——士军民，士人，贵者为官员，贱者为状师、幕僚、先生；武人，贵者为将校，贱者为兵卒、差役；人民，贵者为商贾，贱者为农夫、工匠、市民。国家必须使各类人等各得其所，各安其份，才能高，运气好的可以富贵，才能差，运气背的也可以自谋生路，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富国强兵。而宋却恰好在这个问题上弊病极深，而且不止是宋朝，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治久必衰的规律大多因此而起。
    士人方面，宋国科举发达，搞科举虽然选拔出了大批精英人才，但是落第的学子毕竟是大多数，造成很多士人因考不上科举而闲置，这些人寒窗十年苦读，有的除了读书不会别的谋生手段，有的虽然没有考上功名，其实才学并不逊色（例如左宗棠），憋了一肚子才华，也难免有可能投入敌国阵营施展去了（例如西夏李清，还好不是王安石，汗，左宗棠都曾经有投奔太平军的念头）。楚材晋用，不可避免。（不过美国多年来最优秀的学生都喜欢在大学选择法律系或者医学系攻读，不知这个状况对阿越有什么启发）
    武人方面，宋代重文轻武，士兵地位底下，奉养微薄，自然不愿卖力作战，将校虽然稍好，但是政治上可能受文官集团排挤，难免积蓄怨气，梁山好汉很多人（如林冲、鲁达）就是典型，后来金兵入侵时，屡屡有汉将投降且受金国大用就是这个原因。其中虽然有不少杜充那样的懦夫，但也很不乏勇猛良将，如郭药师。
    人民方面，由于与辽国西夏长期战争，国内官僚体系庞大，供养军队数量众多，因此对农夫、工商业者征税颇多，人民自然有怨言，而高级的大规模商业活动由于种种原因又始终发展不起来，商人受政府官僚盘剥甚重，当然对朝廷也有不满。如此一来，士军民三类六等人，政府得罪了五个，只有士之贵者为士大夫，享受特权，养尊处优，又朝廷有不杀士大夫的传统，成为最大的实际利益获得者。但是一旦大难临头，仅仅靠这几个养尊处优的士大夫怎能保得住国家呢？
    相比之下，北方蛮族虽然文化落后，但是这方面却比宋强，全民皆兵，全民皆武人，没有谁是多余的，很少人不安其份，贵贱之分别既少又不明显。其民意志也简单，就是游牧掠夺，没什么道理好讲，战利品谁抢到算谁的，谁武艺高谁抢的多。所以，蛮族虽然人少又落后，但是万众一心（抢劫），宋国虽然人多又发达，却是人心各异。宋国自然无法赢得对蛮族的绝对优势。以超越时代的观点来看，人家蛮族是军国主义，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大量GDP都用于发展军备，宋国GDP虽高，国家抽税最多抽到十分之一，用于军备的更少，现代世界各国平均军费占GDP的比例只是3％，而二战前的德国军费占GDP比例高达23.5％，当年的马背民族蒙古，他们生来就是战士，我估计GDP至少有50％用于发展军事。
    需让宋国人民各得其所，各安其份，才能统一人心，平安时候要储才（提倡的是储，不是养），困难时候方能用才。实力充足，人心统一，才能凸现文明优势，赢得对蛮族的胜利。如何使人民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呢？如何储才呢？下面分类论述。
    对士人，应当发展诉讼商业化，除士大夫外的五等人中，不得志的士人，应当成为律师、幕僚、教师，美国的律师界我向来以为是为美国储才的，美国很有几位总统就当过律师，包括林肯，美国很多政府官员也干过律师，通过律师生涯，这些官员早就对国家法律、政治体制、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工作能力早已练就。再说诉讼制度也给很多青年才俊崭露才华的机会，比之空洞的辩论实在得多，有用得多。而且通过若干年律师生涯，才能高下，人品贵贱也自有公论，其中优秀者进入政界必可大用，其中拙劣者即便不得志而投奔外国，谅也是无能之辈。美国律师收入之高众所周知，只怕到时候大宋士人还不愿当官愿做状师呢。
    每每想到范进中举的故事，不免感叹古代科举害人之深，然而，仔细想想，问题真的出在科举制度吗？作为文官选拔制度，科举是被西方人非常赞赏的，认为是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创举，科举也确实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可见科举本身是好事，问题不在科举，而在于科举的运作方式，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样安置大批落第考生。
    所谓十年寒窗，读书在古代来说是件成本非常高昂的事业，一般只有富贵或小康人家才能供养起读书人，贫寒人家除非小孩天资极高，否则很难育出读书人。如果一个少年在田垄上津津有味的读书，其父多半会怒气冲冲的冲过来一把把书抢去骂道：“混帐，饭都没得吃，读什么书”。即便在有条件读书的家庭，也问题重重，曾国藩29岁中进士，已经是仕途非常顺利的幸运儿了，四、五十岁的进士、举人、秀才，甚至老童生比比皆是。左宗棠天下一等大才，四十多岁功名还是个举人，急得此公甚至有投奔太平军发展的念头。就说幸运儿曾国藩吧，29岁入仕，在18岁成年到29岁做官之间的十年他靠什么养活自己的呢？其实多半时间就是在吃闲饭，好在曾家还算富裕，养得起他，何况吃十年闲饭培养出一个翰林，可算一本百利的买卖。问题是别的人家供得起一个成年人不事农桑吃十年闲饭吗？十年算短的，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吃闲饭的读书人多的是，这对于读书人家庭是多么普遍而沉重的负担啊。蹉跎年华的读书人能不郁闷么，能不有怨气么，才高者能不叹自己怀才不遇么，能怪李清为西夏出力，左宗棠生出投奔太平军的念头么。他们不去，自有别人去。
    因此，古代科举的问题不在于科举考试，也不在于八股文章，而在于体制不对，是在养读书人，而不是储读书人。什么叫养，就是吃闲饭，什么叫储，就是自己谋生。古代读书人能够依靠所学知识养活自己的途径太少，除了做官，只有做幕僚，做先生，为人代写书信，这些行当需要量又不大。知识就是财富，可是古代学子除了做官就看不到还有其他什么途径能把知识和财富联系起来。而美国的体制就大大不同，那是叫储，不是叫养，其他学科不论，律师行业最为典型。律师对国家法典、政治制度可谓烂熟于心吧，古代要选拔官吏，不就是要这样的才能吗，别的做赋填词之类才能于国家事务、政府管理没有意义。而律师用得着吃闲饭吗？假如宋代状师行业发达，读书人用得着吃闲饭吗？科举考试，那就考呗，三年一次，临近考试俺就复习备考，考完了俺还干俺的状师，银子进得比出得快，想考多久就考多久，一辈子考不上也俺也不怕，日子过得滋润着呢。当官的规矩多得一塌糊涂，还得看上司脸色，跟同事憋气，搞不好哪天犯了天威还得掉脑袋，俺还不稀罕了呢。邻居看到他过得这挥金撒银的日子，必定嫉妒得不行，就会猛摇孩子脑袋，看到没有，好好读书，咱家再穷也要把你供成个读书人，长大了你要多赚银子孝敬爹妈，听到了没。利益就在眼前，最多孩子长到三十来岁，不笨的考不上科举也必定可以做状师、幕僚、先生了，做爹妈的自然有恃无恐。
    所以，如果在宋代实现诉讼商业化，可大为改善科举弊端，而于科举的目的——选才——本身，亦是大有好处。所谓知人难，谁知道哪些文章锦绣的家伙干实际工作是草包。而经过律师生涯培养的人才，想知道他的工作能力，看他打官司的表现就能知道大概。打十个输八个的，考试成绩再好也得来个复试，没良心专门为钱打官司的，才能再高，也千万不能提拔重用。所有官司辩诉都有记录在案，白纸黑字，谁也甭想赖（又有一个速记产业要随之兴起了）。如果还能改造其他行业，令其成为储才而不是养才的行当，对改善科举制度的弊端也会同样有效。
    而这一切对于维护政治的公正，官员的廉洁也有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在“水门事件”中一个劲揪着尼克松不放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以及大法官西里卡都是共和党人。（尼克松也是共和党人）
    造成检察官们如此忠诚于自己事业的动力来源是哪里来的呢？和宋朝士大夫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是不是很类同呢？为什么宋朝士大夫的劲头就慢慢消磨腐化了，美国保持的时间就挺长久呢？
    这个问题正好可用最近一条新闻做很好的注释。安然的某前高官就要被审理了。纽约时报报道说双方的任何一位律师都会从中得到巨大的好处。用辩护方的一位律师的话说就是“这是一件将永远留在你的简历上的案子”。纽约时报说如果哪位检察官将来想要进入律所都会有大笔收入等着他们。忠诚于自己的事业才有大把的钱好赚。
    其次，法学院的毕业生去做检察官的往往都是很有正义感的人。做检察官不比做律师轻松，但是收入少很多。也就是律师的几分之一吧。
    最后，检察官面临的环境并不险恶。当年尼克松要求司法部长撤销那个调查他的独立检察官，司法部长辞职了，又去找司法部2号人物，结果人家也辞职了。这就很有点齐国那个兄弟几个崔姓史官的味道了。然而，这几个老美辞职的压力明显小的多，进入律所收入反而剧增。所以检察官们不屈服并不很难。齐国的太史虽然应该更有骨气，可是历史上也只有可遇不可求的几个人物。如果你随时随地可以跳槽去一个收入高好几倍的职位，你又何必为老板做昧良心的事呢？
    对武人中的贵者——将校，应该改变政府重文轻武的观念，提高军人地位，强调重文但不轻武，强调文武分工不同，要加强武人的文化道德修养，尤其是增强其国家荣誉感、民本意识、军民团结意识，讲武堂要在每个受训军官心中深深刻下自己是国家军人的观念，建忠烈祠也是方法之一。这样培养的军官对藩镇割据造反也会有相当的抵制意识。军官和骨干士兵薪酬待遇必须较好，但是又不能太好，我向来以为完全为钱打仗的军队是不值得国家人民依靠的。必须让每个决心长期投身军旅的人明白，国家的薪酬足以令他们及家人衣食无忧，或还略胜平民，但是如果想赚更大把的钱，有其他更好的道路可选择。此论对常备军而言，对于执行特殊任务的特殊部队不适用（如职方馆）。
    说到武人中的贱者——士兵，其实兵出于民，兵民一体，倡民之好武风气就是储兵。战国时代李悝为魏国守上郡时，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射讼”令下，民众惟恐在诉讼中吃亏，结果上郡人习射成风，“国人皆习射，日夜不休”。不久，敌国侵犯边界，竟被上郡军民打的落花流水。这就是储兵于民之策的效用。
    长平之战后，赵国元气大伤，燕国想趁火打劫攻击赵国。燕王召见昌国君乐闲问策，闲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轻伐。”燕王曰：“吾以三倍之众而伐一，何如？”乐闲曰：“未可。”燕王曰：“以五倍伐一，何如？”乐闲不应。燕王怒曰：“汝以父坟墓在赵，不欲攻耶？”乐闲曰：“王如不信，臣请试之。”群臣阿燕王之意，皆曰：“天下焉有五而不能胜一者？”群臣都认为可以。燕国终于出动两支军队，两千辆战车，栗腹率军进攻鄗城，卿秦率军进攻代地。却被廉颇、李牧出兵打的大败，并杀死栗腹，招降乐乘，俘虏了卿秦、乐闲。
    这次战争燕国出动六十万人，赵国只能临时拼凑十三万人对抗，结果却是燕国惨败，还被赵军乘胜追击包围国都。为什么？乐闲说的很清楚：“其民习兵，不可轻伐”。遇上“其民习兵”的，五倍的数量优势都打不赢。
    相信中原人到了蒙古草原是不敢随便跟蒙古人碴架的，为什么？蒙古人如此剽悍，跟他打架不是找死吗？蒙古人为什么剽悍，因为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就是骑马射箭摔跤，这些就是他们的生活内容，是他们的娱乐方式，甚至是蒙古女性的择偶意向。这样的民族能不剽悍么？
    怎样改造中原人的生活内容、娱乐方式？借鉴美国，美国国内盛行各种体育运动，尤其最受大众欢迎和重视的是篮球、橄榄球、棒球、垒球等集体对抗性体育项目，注意，这几个最受重视的体育项目性质是“集体性”、“对抗性”，不是乒乓球或羽毛球这种非集体性项目，也不是花样滑冰之类的非对抗性项目。我很以为美国这些体育娱乐其实就是在为美国储兵，国家不用花钱，反而从商业体育中收税，得到了什么效果呢？一代代美国青年大多体魄强健、动作敏捷、且具有充分的集体意识。这些青年人就成为美国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的庞大后备兵源。和平时期，美国军队并不需要供养庞大军队（现在美国军队规模不小，不是因为国防需要，而是为保持世界霸权），战争时期，美军却可以迅速征召扩大军队规模。巴顿将军演讲中的这几句话是最好的注解：
    “最近有些小道消息，说我们美国人对这次战争想置身事外，缺乏斗志。那全是一堆臭狗屎！美国人从来就喜欢打仗。真正的美国人喜欢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当今天在座的各位还都是孩子的时候，大家就崇拜弹球冠军、短跑健将、拳击好手和职业球员。美国人热爱胜利者。美国人对失败者从不宽恕。美国人蔑视懦夫。美国人既然参赛，就要赢。我对那种输了还笑的人嗤之以鼻。正因如此，美国人迄今尚未打输过一场战争，将来也不会输。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连失败的念头，都会恨之入骨。”
    宋国人民贱者分为农夫、工匠、市民。对于农夫、工匠，不必太担心他们身体素质不行，长期劳作的人群，身体素质不会太差。关键问题是市民，首先，市民的生活方式取向对国家风气有极大影响，没有城里人会学乡下人怎么生活，只有乡下人学城里人怎么生活。其次，农民居住分散，招集不易，而市民居住集中，招集容易。如果要临时迅速组成十万大军，从乡下征召农民军，要费很长时间，花很大功夫，而如果从城市征召市民军，则一纸征兵令贴满城中，立马就能招集大军。罗马帝国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强大，就是因为罗马城中人口众多，而且素质不差，政府经常能够从罗马城征召大批军队，包括汉尼拔入侵时期，罗马城也是汉尼拔不敢尝试进攻的城市。春秋时齐国贤相管仲也有意引导市民以“技击”为乐，齐都临淄人口众多，“摩肩接踵、挥汗如雨”，再加上齐人“隆技击”，这就成了齐国几百年来雄踞东方，经久不衰的霸权基业。
    要特别注意需提倡的是“集体对抗性体育项目”，如果只是偏重对抗性，只能得到一个齐国而已，要追比汉唐武功，必须注重项目的集体性。
    齐国的贸易发达，文化繁荣，政命宽和，对民风有很大影响；“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注：《史记•货殖列传》]。但另一方面，安逸、富裕的生活也带来种种弊病，如奢侈浮华、好财惜命，缺乏拼搏作战的勇气，“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注：《史记•货殖列传》]。“齐号为怯”[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名将吴起曾议论道：“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干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注：《吴子•料敌》]。《荀子•议兵》亦曰：“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就是说齐国的人虽然“隆技击”，但是“怯于众斗，勇于持刺”，其军队抓小偷剿盗贼还可以，遇上强大的敌人就会做鸟兽散。斩敌首就要赏金，有奶便是娘，反复无偿，只要给钱，本国用得，敌国也用得。这种军队看起来刚强，其实虚弱，是亡国之兵。这种军队可以指望他们打优势的战争，却不能指望他们打劣势的战争，如果他们守卫的城池被敌军重重包围，那么别指望他们有上甘岭精神坚守，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投降保命。燕国名将乐毅挟济水大胜之威，不顾剧辛浅近掠夺的建议，敢于深入齐国腹地，迅速夺占齐国七十多个城池，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看穿了齐国纸老虎的本质。对于顽抗的莒城、即墨停止猛攻，改为长围亦是同样道理，如果不出意外，迟早齐军肾上腺激素会稀释，斗志瓦解，或散或降，而在缺乏强力攻城武器的战国时代，攻打坚固的城池实在是下策（莒城、即墨都是齐国五都之一，城防坚固，士卒精练）。而田单为了稳定军心，弄出个神人军师，又骗骑劫挖齐人祖坟，割俘虏鼻子，搞这么多小动作，不是没有苦衷的，不这样激发齐军斗志，恐怕连骑劫这种低能儿也会有机会等到齐军投降或瓦解的一天。
    秦国的军制则比齐国先进一些，斩首级是跟爵位挂钩，有爵位可以获得相应的田地、奴仆赏赐，爵位还可以用来赎罪，还有其他不少用途。总之，看大家意识到了没有，关键是国家又不出钱了，反而还要从中获利。赏田地可以是未开垦的荒地，甚至是刚刚夺来的敌国土地，赏奴仆可以是掳掠来的敌国军民，你得了荒地自己去组织奴隶开垦，自然又为国家增产了粮食，国家还得抽税；你得了敌国土地，哪天敌国想打回来收复失地，岂不是夺你的饭碗，不用国家号召，你自己都得去跟敌人拼命；用爵位赎罪更可以保留不少有用之身，让他们有机会将功赎罪，试想，武松杀了西门庆、潘金莲犯下死罪，假如官府抓来一刀斩了，公正是公正，岂不是可惜了一条响当当的好汉？让武松有机会用战功赎罪，公正并未受损，武松也可堂堂正正的活下去，国家则收获一堆敌军首级，国库又没有多支出过一文钱。岂不是皆大欢喜？
    由齐国和秦国军制的比较，可见宋朝储备封桩钱，想用二百万匹绢换十万辽兵的脑袋恐怕是不能成功的，道理同于齐国。采用秦国的办法可能更好些，别的不说，梁山那一百零八条好汉多数就不用官军去剿灭了，他们反而会带回来一串串首级交差赎罪，然后悠哉游哉逛汴梁大街去了。至于各地关押的成千上万死囚重犯，恐怕不少人眼中都会发出绿光。当然，《水浒传》中梁山最后也被招降了，去打了方腊，可见以前童贯、蔡京的围剿之策本来就是错误的，早招安了多好，如果能让好汉们不产生投奔梁山的念头就更好。这就是用赏不如用罚，使功不如使过的道理。
    对抗性体育和集体对抗性体育的差别也就如同齐国军制与秦国军制的差别，前者的内涵是只要战胜对手就有奖赏，后者的的内涵是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取得胜利。
    宋朝城市有很大发展，但是市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得到良好引导，听任自然发展的结果就是奢靡之风日盛，纨绔子弟满街，整个城市成为巨大的消费中心，吮吸着帝国从四面八方运输来的巨额财富，却难为帝国创造相应的巨大价值。
    城市的本质是防御堡垒，无论多大多繁荣的城市，其最重要的本质就是军事堡垒，列宁格勒是堡垒，莫斯科是堡垒，斯大林格勒是堡垒，长安、汴梁、杭州、大名府也必须成为堡垒。城堡里面应该养什么，城堡里面就应该养兵。市民的祖先是谁，市民的祖先就是驻守城堡的士兵。而物质繁荣却让市民忘记了自己的根本职责，结果大量消耗帝国财富的是市民，临到战争危难时刻，国家却不能从市民中征召军队，反而要依靠从农村征召的朴实农民作战。农民和平时期创造粮食布匹财富供养市民，战争危难时刻又要参军作战，承担双重义务，自然怨声载道。市民却奢靡享乐，怯懦赢弱，既不能生产财富，又不能参军作战，完全变成蛀销国家财富的蛆虫。
    宋国欲要强兵，就要改变市民的生活习惯、娱乐方式、甚至女性择偶意向。要学习美国，在城市中广泛开展各种集体对抗性比赛运动，依我看，训练步兵橄榄球最好，又要跑又要投又要冲撞，还戴头盔护具，像足了真正的步兵厮杀（大家还记得《星河战队》里面那个橄榄球健将吗），护具就直接用军用皮质厚盔甲得了，一旦国家有难要征召新军，盔甲都不用提供，家家户户青壮年穿自家球衣就成，昂贵的铁甲钢盔可留着装备精锐常备军；训练骑兵马球最好，唐朝就盛行马球，所以唐军骑兵素质优良，护具也可采用骑兵轻皮甲，马贵，这可成为宋国有钱人的运动，这一运动如果盛行起来，还可刺激民间马匹进口和养马业发展，从而又做到在政府不花钱反而抽税的情况下为宋国储备大量马匹。至于射术、剑术、刀术、枪术、骑术等运动，由于冷兵器时代的特殊性，也要予以充分重视。
    要制造体育“明星”，对于优秀的运动员，国家要引导社会给予大量好处，包括升学入仕婚姻金钱。体育的商业化运作则更要发展，国家将不但不需要为体育事业花钱，反而可以从中获取税收，最最重要的，发展体育运动不是为捧红某几个“明星”，创造某几支“梦之队”，而是带动全民爱好体育、关心体育、参加体育，令宋国学童、少年、青壮年锻炼成风，以运动场上的表现为荣。总之，强兵之最上策就是储兵于民，只要民风好武，青年人身体素质棒，集体观念强，就不愁国家缺乏兵源，也不愁兵员素质差。宋的宿敌辽夏人口都远少于宋，蒙古、女真才几十万人口，如果宋军单兵素质提高了，他们还敢跟宋国拼消耗战岂不是脑子进水？
    国家武风兴盛，敌国自然服威畏惧。宋太祖当年之所以宁愿放弃对外扬威，而提倡偃武兴文是因为藩镇势强容易割据造反。在古代兴武风，势必造成军队数量膨胀，藩镇势力坐大。因为人们要生活要吃饭，提倡人民学武艺却又不让更多人参军吃饷是矛盾的，从长远来看，如果要减少军队数量，制约藩镇权力，则不得不令民风偃武。
    发展体育运动则正好可以成为平衡点，既保持国家尚武风气，又使藩镇势力不至于过大。发展体育运动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产业，在提高人民——尤其是市民——身体素质、尚武风气的同时，不需扩充军队，不需增加军费开支，于是也就并没有增强藩镇势力。由于民风尚武，后备兵源充足，基本素质颇高，国家反而可以适当削减一些常备军，既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进一步削减了藩镇兵力。临近战争状态，国家可以轻松从各城市市民中大量征召训练新军（苏军的影子部队制度值得学习借鉴），和平再度来临又可以大量解散这些军队，保证藩镇势力始终不足以对抗中央。人口百万的宋国都城汴梁，如果市民爱好体育成风，又有射箭、骑马、格斗基础，则不蒂成为一座潜在的巨大兵营。敌人不但不敢进攻，恐怕连在附近扎营都不敢，须知这汴梁城除了数万精锐禁军外，至少还有二十万素质优良的青壮年可供征召成为新军，敌军兵将谁想到这里头皮不得发麻？
    农夫常常抱怨兵役徭役耽误农时，其根本原因是农民承担了双重义务，既要创富又要参军。如果国家兵源转为主要从市民出，那还要农民服兵役徭役干什么？忙你的农时就是了，如此一来农夫农妇专心忙于生产粮食，纺织布匹，GDP肯定会大有提高，富国指日可待。
    国家兴盛的表现无非“富国强兵”，而只要国家引导得当，通过诉讼商业化分流了冗官，通过体育商业化而不再需要负担冗兵，财政负担大减，有了减免税收的基础，又减免了农户的兵役徭役，自然就可以行养民富国之策。如此一来，诉讼商业化为国家储才，体育商业化为国家储兵，税收兵役徭役减免又可以为国家养民生财。国中各类人等各有谋生方式，各有晋升台阶，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但不需国家花费，反而抽着税就可将士、军、财力储备充足，岂不是拱手而得三代之治？此乃王霸之基业且可以长久维持。
    此外还有多种储备需要留心，非常重要的就是商人和海外贸易，商人可以为国家刺探敌国情报，提供情报储备，这是阿越已经说明的，海外贸易还可以为国家储备海军水手、造船能力、航海经验，还可以探索世界资源，开发海外新殖民地，为将来利用海外人力物力资源做准备。科技研究的储备目前还只有白水潭研究院，对于一般性商业目的科技研究可以放任商业公司自己搞，但是对于国家安全有关的重要科技研究，该怎样储备人才、建立梯队以及提供经费，应当加以研究，不过还好，宋国这一事业才刚刚萌芽，相对而言花不了多少钱，甚至皇帝私房钱都可以暂时顶一阵，将来可由国库专门调拨。
    其实不可小看古人智慧，不单单是小说，就算真实的历史，朝政弊病都不乏能人智士深刻洞察，我们的见解并不一定就比古人高明。
    石越的真正优势，是多了一千年的经验，对于古人认识到而犹豫没有做，或者做的不够，或者做了半截又由于阻力放弃的事情，石越都清楚可以或者是不可以做。就拿发行纸币来说，宋朝君臣那个犹豫，那个谨慎，在我们今天看来很有喜剧味道。
    石越因为这一千年的经验而头脑清晰，而坚定。具体该怎样革新宋朝，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石越也并不预先知道如何着手改革，需要摸索，需要很多人包括皇帝、王安石、桑充国、韩维、苏辙等等甚至全宋国人民的努力。但是石越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的是，优良的社会体制大约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一群人试图做出满汉全席，怎么做法，需要厨子、帮工等等人的齐心努力，石越的优势就是他是所有人中唯一见过满汉全席什么样的人。
    更深层次的问题——储政
    历史老人总在不经意中给得意忘形的人开上一点点玩笑：1972年印度遭遇了严重的灾荒，1.8亿人口面对饥荒的威胁，而令人讽刺的是由印度一手导演的东巴战争让滞留在印度的难民每个月就消耗掉印度2亿美元，这更使印度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由于需要进口大宗粮食与原油，加上石油危机的爆发与国际金融因尼克松危机冲击而剧烈动荡。由此导致的外汇短缺终于使才平稳不久物价飞速上升。而由此引起的投资不足又使工业增长下降了近50％，经济实质遭遇了衰退。同年孟买就爆发了1.2万人罢工，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反对党的鼓动下爆发了。仅仅在反对党领袖所在的古吉拉特帮的骚乱中遭遇警察射杀的人数就达到233人，与之同步的印度铁路大罢工让当时的印度经济实际陷入了瘫痪。最后在当警察也开始暴动并与前来镇压的军队交火的时候，骚乱与不安到达了顶点。而甘地夫人此时借助一位律师从宪法中发现的漏洞，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来挽救即将倒台的政府。
    随后几年不仅风调雨顺而且经济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长水平，过高估计自己的甘地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在英迪拉甘地强硬的铁腕之下，所有分裂性的反对派纠合起來，成立了新的人民党。1975年，反对派发动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并威胁要在北部成立“人民的政府”。随后的大选国大党一败涂地，代表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人民党上台了。
    高喊自由与面包口号上台的印度人民党实际上只是一个为反对甘地政府而拼凑出来的代表垄断资本与地主阶层利益的联盟，不是一个真正能代替国大党的执政党。人民党的领袖人物德塞伊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他拒绝使用现代医药，他认为每天早晨喝一杯自己的尿就能保持身体健康。卫生部部长拉贾纳兰竟然也相信尿的疗效，还将此方推荐给民众。
    当有人问他人口控制方面的问题时，他说妇女应该吃草來避孕。他們这些荒诞的言行再加上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和诚意，很快便失去民心。而人民党还试图成立一个委员会來调查甘地夫人的过失，或是把她送上法庭审判，结果却越搅越乱，反而使得英迪拉甘地获得人们更多的同情。
    人民党政府一上台就提早一年结束了当时执行顺利的“五五”计划，匆匆提交了“六五”计划。人民党政府不仅缺乏执政能力，更缺少对自己所指定计划的控制力，在把甘地夫人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1500万吨粮食消耗怠尽。在把仅有的30亿美元外汇储备挥霍一空，在执政不到3年的时间后，人民党政府倒塌了。
    而此时虽然两次石油危机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是新技术革命翩然而来，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资本注意国家迅速转变自己的经济结构与能源结构，不断的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生产工序实现国际再分工。使各自的经济逐年提升，并最终形成了以四小龙与东南新兴工业化地带的崛起。而印度，则在迷茫中痛苦的失去了工业化的机遇。
    印度这一动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民主的缺陷。
    新保守主义把人分成人精与人渣，比例为2：8。
    布热津斯基说：“未来人类社会是1/5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须让其余4/5的废料人口被排挤出局并依靠喂奶过日子”。“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穷困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这是他当着布什和盖茨等500位国际精英说的）。在这里，双重标准实际是同一种标准。就看你这个种族是精英种族还是人渣种族。这个比例仅比纳粹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略为“仁慈”一点。
    这种论调虽然极端，但是也道出了一些真理，并非十足的胡说八道。这条真理就是，只有占人口少数的人是聪明人，是优秀的人，是饱受教育、历练，能够思考和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尤其在政治这种跟人们日常柴米油盐看起来距离遥远的事情上。人类中的多数人智商在120以下，学识、经历、思维能力薄弱，而且对重大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深奥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不信者可以回去问问他妈，先问她政治局常委包括哪些人，再问她菜市场的五花肉今天多少钱一斤，昨天多少钱一斤，上个月多少钱一斤，去年多少钱一斤。看看她回答哪个问题既迅速准确且信心十足。
    所以说，政治的核心问题是：让有执政能力且有责任感的团体执政。其次才能讨论民主这类上层的问题。像古希腊那种原始的贝壳投票的民主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结果很可能导致没有执政能力和责任感的人成为执政官，让有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反而下野。假设2005年全中国人民手机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话，很可能李宇春会当选国家主席，周笔畅当选国家总理。噢，上帝，她们能担的起这个国家吗？
    有人会说这太荒唐，我却看不出中国选举李宇春为国家主席和印度当年选举人民党执政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不都是选举无执政能力和经验的人上台吗？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其实治国和治家很多地方相通，一家之长首先必须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小孩无论多不服气，多大声叫唤民主，没有人会同意把这个家交给他当。国家和党派的道理也是一样，不成熟的党派就不能领导国家政治。西方国家有很多政党，其中在台上的叫做执政党，台下的叫做在野党，“在野”这两个字蒙蔽了很多人眼睛。其实我认为在野党还应该加以区分，有些在野党是货真价实的在野党，即使天上掉馅饼大选获胜，他们也是没有执政能力的团体。另有一种党派，我认为应该换个名称——后备执政党——才能更准确的描述其本质。也就是说，它是与执政党一样具有执政能力、执政经验、执政责任感的政治团体，如果替换执政党上台，至少能够保证国家各个方面的平稳运行，即便无功也不会有过。就好像家庭中父亲和母亲一样，同样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会忘记关水龙头关煤气，不会拿不出钱支付水电费，房间有人打扫，吃饭有人管。
    所以，一个国家要实现良好有效的民主政治，而不是当年印度人民党那样的闹剧民主政治，必要条件就是后备执政党的存在。如果没有后备执政党存在，就吵吵嚷嚷的搞什么民主，那就会搞成闹剧民主。最后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责任，谁干的都是合法合理的事情，但是偏偏国家遭殃了，经济崩溃了，军队失败了，人民受苦了，敌人高兴了。
    美国是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为什么稳定，没有搞出印度人民党那样的乱子？这就是美国人民幸运的地方，美国有两个有执政能力、经验和责任感的党派，其中一个执政的时候，另一个就成为后备执政党，后备执政党不但能够对执政党的各种错误进行监督挑刺，同时他还不忘时刻修正自己的备用执政策略。一旦执政党被拉下台，后备执政党并不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干什么好，而是可以有条不紊的颁布自己的各种策略措施，保证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方面的平稳转型。
    因此我认为，政治上民主不民主不是导致政治英明的关键，但是后备执政党（储政）的问题必须严肃重视，只要可靠的后备执政党存在，其他形式主义的东西都好商量。美国总统是四年一换，八年一换也不是不可以，当然，美国设置四年一换也有一定好处，可以保证后备执政党不至于在野太久而退化成弱智，更可以保证执政党不至于把持权力太久，形成专权。
    此外我认为，一个国家有两到三个有执政能力的党就够了，太多了不好，两个数字的可能排列组合有2种，3个数字的可能排列组合有6种，4个数字的可能排列组合有14种，再往上数就是可怕的数字了，再考虑各种因素的作用，该国的政治局面将变成超级计算机也算不清楚的难题。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清晰的政治局面，不用高智商也能分辨谁对谁错。因此，不提倡出现如日本等国那样复杂的党派局面，而比较推崇美国的两党制或者英国三党制局面。
    宋朝以及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政治上的问题也是缺乏政治储备，既缺乏后备执政党。古代普遍都有储君思想，但是储政思想还比较薄弱，而这与党派阵营不清晰有很大关系。党派和人有所不同，其生命之源是人脉。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人脉，才有党派。一旦没有人在其中，党派也就成了死物，其相应的政治主张、纲领、策略等就随之灰飞烟灭了——无论其多么精妙多么正确多么伟大。
    宋朝和其他朝代不是没有党争，而是界线不明显，派系核心成员少，整个朝廷骑墙派多，那边得势往哪边倒。这样的坏处就是不单没多少见识的老百姓分不清楚谁跟谁是一伙。就连皇帝、宰相等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都难完全掌握朝中谁跟谁是什么关系，朝中斗争是个什么态势，如何把握。地球人都知道权力阶层肯定有斗争，但是谁跟谁在斗谁，谁他妈知道？关心的人只好去探听所谓“内幕消息”，不关心的人就嚼着一碟茴香豆嚷嚷“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假如党派界线明显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朝局就变得清晰了，不需要高等智商也能看出个大概。民要告官也不用担心官官相护，知道你要告的官属于激进党，那么你就专门找保守党的官员喊冤，向倾向保守党的新闻报纸写血书。保证他们巴不得有你存在，生怕你揭发的问题不够严重，生怕你不够胆大，恨不得借你个胆去告那个官。
    像“白水门事件”，我就不相信会是民主党自己捅出来的，肯定是共和党在整小克。以前的“拉链门事件”，莱温斯基绝不可能蠢到把物证资料交给民主党，绝对是先向共和党或其喉舌暴料。
    界线不明更大的坏处是得势派能够迅速抽光失势派的元气，不但广大骑墙派都涌过去拍得势派的马屁，就连失势派的动摇分子也可能明珠暗投，放弃自己原来的政治主张。原本可以留做备用的一整套主张、策略、路线完全荒废，假设国家以后有什么不妥，想起要调整方针的时候，全国都得乱成一锅粥。
    北宋前期，由于士大夫阶层广泛具有崇高气节，如范仲淹之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气节之士很多，因此，即使某些政治团体暂时失意，却不会放弃政治主张阿谀当权者，而另一方面，得势者也多是正人君子，虽然在政见上与对手争辩的面红耳赤，却不屑于用卑鄙手段打击异己。在《新宋》中大家已经看到了司马光、苏轼等人是怎样坚决反对王安石新政，却仍然活得悠哉游哉，“东坡肉”、“佛跳墙”还是苏轼发明的呢，你看他过的多滋润。
    这种政治宽容气氛的结果就是保存了失势派，保存了后备执政党的元气，既然没有政治恐怖气氛，那么骑墙派官员也就不用太过份讨好得势派，踩压失势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知道下回谁当宰相。阿越在赵顼、曹太后生病那节就写道，曹太后交代司马光，假如她和赵顼都去世了，不要让石越主持政局，而要不惜从外地把王安石请回来主政。曹太后能够这样设计的前提是什么？显然是王安石还活着，不但活着，而且其政治生命没有结束，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还相当有力量，足以压服百官，号令天下，而最最重要的是，王安石是忠心耿耿的“社稷臣”，才干卓越，手腕坚强，对内能震慑屑小不敢窥测神器，对外可威服强敌不敢轻挑边衅，一旦皇子成年，政局从动乱转向平稳，王安石又必定会还政于赵宋皇帝。
    假如说，当时王安石已经死了，或者政治上已经臭了，曹太后还能这样安排吗？显然就不能了。王安石就是当时的后备执政官（是储相，曹太后是有远见的，但是还没有卓越到形成储政意识的程度），有他存在，曹太后又想起用他，宋朝的政治局面就乱不了。想乘乱捞一把的赵顼的兄弟、西夏、辽国就没机会。
    然而，北宋赖以维系储政系统的如果仅仅只是士大夫阶层的崇高气节，则未免太不牢靠。事实上，也正是到了宋徽宗、蔡京时代，这种良好的士大夫风气就被摧毁了，蔡京也很有才华，但是他和司马光、王安石不一样，他没有气节，也没有容人之度，把政敌异己打击得精光。失势派的人脉断绝了，其政治主张、纲领、路线也就枯死了。
    宋徽宗、蔡京等人恶行无数，其中最恶之源就是打击排斥异己，他们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当朝名士120人统统定为奸党，搞得国事日非；后来，徽宗更是把500多位官员的“直言”奏章交给蔡京处理。蔡京等人把这500多人分为正邪两种，进入“正”字榜的，只有41人，而进入“邪”字榜的，有534人。所有跟蔡京有过节儿的人，几乎被一网打尽。
    此后，朝廷中再也听不到一句直截了当的谏言，谏官成了装饰品，开封民谚讽刺道：“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皇权没有了任何制约，便迅速膨胀起来。花石纲横行天下20多年，“满朝略无一言谏诤”。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不愿说假话、不会献媚取悦他人、关心民众疾苦的正直忠厚之人很难做高官。士大夫的人品与官职竟大致成反比：地位越高越堕落无耻。
    因此，我认为，使宋朝储政系统严肃制度化是保证长治久安所必须的。使宋朝政党从雏形走向成熟，使骑墙派在朝堂无立足之地，使无论哪派得势，也无法动摇对方的元气，另一派的人员除了卧薪尝胆调整己方的政治策略谋求东山再起外，别无政治出路。这样，宋朝的政治才能清明，实现长治久安。对于皇帝来说，应该也是好事，虽则这样做会渐渐削弱皇权，但是皇帝的压力轻松多了，而且压根不用怕有臣下造反。如果有人造反，强力支持皇帝镇压的必是其对立党派，即便祸起萧墙，皇帝不幸遇难，他临终前也可以微笑着想象起吴起负王尸而死的情景。对立派系会打着讨伐叛逆的大旗把造反派杀个鸡犬不留，这样彻底的复仇应该是古代任何一个被弑的君王在天之灵都很愿意看到的吧。
    储政的关键实质就是保存后备执政党。保存后备执政党的同时也就保存了相应的备用政治主张、策略、路线。储政不同于储君、储相、储才，储政所要储备的不止是执政的人，而且是一整套完整可行的备用主张、策略、路线，并且还有用于实现这些主张、策略、路线的从上到下的一整套执政班子，这套班子绝不是什么临时组合的乌合之众，而是互相了解、配合默契、富有经验的强大集团，水平完全不逊色于执政党。打个比方，后备执政党就像电脑中储存的ghost备份文件，一旦电脑当机或者出现其他大问题，我就用不着花几个小时重装系统，而是花十分钟来个ghost恢复，系统就容光焕发了。（在多数人不太懂电脑的地方，我这种小伎俩屡试不爽，搞的很多前辈以为我是计算机超级高手，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我十分钟就能还他们一个清晰稳定的系统，而我面对他们的赞誉真是惶恐啊惶恐，呵呵）
    在关系上，好的执政党和后备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大的政策方向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一个略微保守，一个稍稍激进，就像新宋中吕党对新法改革的态度相对激进，石党相对保守，但是双方都认同新法改革应该继续进行。
    如果执政党和后备执政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相差的天上地下，我认为，该国政治权力交替必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震荡，绝对无法稳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设想美国共和党上台，就出兵攻打伊拉克，隔4年民主党上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军队从伊拉克撤个精光，岂不是儿戏？如果两党各走一个极端，甚至兵戎相见，那就跟家庭中父母双亲打架离婚一样可怕，家庭拆散，孩子苦命，心灵深受创伤。美国200多年历史上两党就只有一次观点特别对立，根本谈不拢的时刻，结果就导致了南北战争，可算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危险的生死存亡考验。如果美国再能来几次，想来今天的美国也就该是个瘪三的样儿了。可惜啊，人家美国人够精，吃了那一堑后就长了那一智，再也没来第二回。
    美国虽然有两党，但是这两党的性质，代表的阶级利益，纲领、信仰、路线却基本雷同，这样的两党才能成为良好的执政党和后备执政党。像日本国会那样，或者更近点，台湾议会那样的搞法，我以为就是闹剧民主。民进党要独，国民党要统，冰火不相容，在议会就能打大出手，出尽了洋相，真是儿戏。万一弄个不好，海峡两岸真打起来，解放军炮火把台湾几十年的经济成就化为焦土。台湾人民的损失究竟谁来买单？你阿扁叫唤再大声民主民主自由自由有个屁用，能把母亲手中冰冷儿子的尸体喊回魂来吗？
    其实，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十分精妙，我在上面的赘述无非是太极阴阳鱼图形的注解而已，太极生两仪，相生相克，生生不息，乃为万世不败之真理。宋朝当时的政局情况是黑鱼白鱼所占的面积都不大，中间是大片灰色区域——骑墙派，黑鱼得势则全部变成黑色，挤得白鱼没地方，白鱼得势则全部变成白色，又把黑鱼压的可怜兮兮。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关键就是消灭灰色区域，变政局为黑白鱼各半天下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政党的成型与维持并不是免费的事情，政党从雏形走向成熟必然与商业活动和商人阶级的大规模发展紧密联系。
    任何国家任何政体，如果能够良好解决执政党和后备执政党的问题，则不管这个国家叫不叫喊民主，政治都能清明，国势都能蒸蒸日上，并保持长治久安。反之，如果未建立后备执政党之前就搞花里胡梢的所谓民主，一堆党派团体吵吵嚷嚷好像热闹无比，实际上，没一个有能力有经验领导国家各个方面走上正轨。这样的民主就是闹剧民主。
    民主与备用执政党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是短期看我觉得并非是必要条件。如果长期看，可能是必要条件。
    此外，民主并非备用执政党的充分条件，关于闹剧民主，世界各国已经有很多先例了，闹得笑话已经够多了。
    非常反感那种整天把“民主”挂在嘴边胡吹乱叫的家伙，不是民主不好，而是反感有些人从来不用大脑，估计这种人也没什么责任感。跟印度人民党那帮人一样把国家搞乱了套，他就当甩手掌柜了，两手一摊我没做错什么事啊。
    我的道理很简单，双亲家庭，一个做家长一个就做备用家长，单亲家庭，没办法，只能是一个人做家长，除非二婚找个新配偶来。一家之中即使有十个未成年孩子，只有一个母亲，家长也必须是母亲，用不着投票选举。家长小气也好，脾气暴躁也好，谩骂殴打也好，使用童工也好，这个家只能家长当，没有别的选择，谁让你命苦生在单亲家庭，忍受不了你就离家出走，找个养父母收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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