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的困惑

    
    于谦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明史》称他“英迈过人，历事三朝”。他的命运与明朝的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土木事变之后他成为救时英雄，举国拥戴；而夺门事变则使他身败名裂，命丧刑场。于谦的悲剧固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于谦至死也未能想透的，那就是自己一身正气，可同僚为何最终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变震惊世人，不仅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而且整座京城也岌岌可危。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各种干扰，率领各方力量，同仇敌忾，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文武官、内外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在无奈之际，被迫放归英宗。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俘而又安全回归的皇帝。英宗在南宫平静地做了六年太上皇后，终于在1457年的夺门之变中重新坐到皇帝的宝座上。
    夺门之变是文臣武将及宦官联合“倒谦”的结果，形式上是拥立一个皇帝，废除一个皇帝，但拥立的是老皇帝，废除的是新皇帝，因而事件的背后就蕴含着深意。在“倒谦集团”中，文臣、武将、宦官分别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为代表。这些人在土木之变后，曾与于谦共同守卫京城并共同拥立新君。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些人对于于谦由协作、支持逐渐转变为敌视，欲除之而后快。
    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而遭到于谦等人的严正驳斥，并屡为内外朝所讥笑，久而不得升迁。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危急关头大唱“南迁”调子，造成极坏影响，不允提升。未能遂愿的徐有贞非常懊恼，他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剌军战遭败而被谪，但旋蒙于谦保荐而复任，并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他的阿谀奉迎不但被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辞严地拒绝，还被指责为徇私。于是，石亨由恩生怨，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宦官曹吉祥既得老皇帝的宠信，又是新皇帝的新宠。在景帝当政时期，曹吉祥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常常擅作威福，且手下太监多有不法之事，但屡被于谦压制。于是，以曹吉祥为首的内宫太监对于谦也多怀忌恨。
    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一番密谋之后，终于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
    徐、石、曹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既不是英宗英明，也不是英宗有恩与他们，最根本的原因是与于谦积怨已深，势难并立，为了一己之“私”，于是起而倒谦。然而，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于谦对于身边同僚内心世界的变化完全不明所以，依然一如既往，竭力维护王朝的利益，对于任何不良的行为和现象毫无姑息之意。对于部将僚属，于谦也同样要求严苛，故而得罪了不少文武官员。于谦当时的处境似乎正应验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
    古人做官颇有讲究，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既契合又相悖。于是乎，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在官场便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一种是刚正不阿、不谙熟也不见容于圆滑的官场，不愿曲意奉迎他人，对于怯弱、贪腐多所鄙视；另一种则是投机钻营，左右逢源，见缝插针，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拉朋结党。毫无疑问，在传统社会的官场中，后者更为普遍，于谦的被孤立也就在情理之中。于谦的故事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传统思想文化、道德标准确有其内在的弊端。于谦当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律己律人，但最终的悲剧性结局一定在他内心留下了永久的困惑。
    于谦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他至死都未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为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为人为官之道。他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而高尚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不仅难以被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于谦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谦及其结局者不乏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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