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远征始末(二)东进浙闽

    (一)首先，先引一篇相关论述：
    邹身诚：《论石达开东进浙江的战略》
    石达开进兵浙江之役，历来不为史学界所重视，常被视为一次徒劳无功，无足轻重的军事活动。其实不然，这次战役是很值得探讨的。本文拟略予评述，并辩明一些误传。
    石达开“赴援江西，进军浙江”不是搞分裂
    浙江邻近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又与太平军控制的安徽，江西相毗邻，而且是当时清政府赖以补给军用的主要筹饷基地之一，所以清军对浙江防范严密。
    清方稳定地控制浙江，作为江南大营巩固的后方，有利于它在天京城下开展军事进攻。这一点，太平军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后来有所认识的话，那是从石达开用兵浙江开始的。石达开东进浙江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他是出于战略的需要，而并非为了达到什么“进四川搞分裂”的目的，才“赴援江西，进军浙江”的。
    按一般人的说法，认为石达开闹分裂，“是企图到四川割据一方，与太平天国和清反动王朝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但事实上石达开既从没有反对太平天国，而且从石达开脱离太平天国原有辖区以后的进军路线看，开初是向东而不是向西，目的显然不在四川。我们应根据客观事实，而不应照主观设想去下断语。最初一段石达开并无进川的行动和部署。
    石达开因受洪氏挟制而被迫离开天京，是在太平天国定巳七年(1857年)四月，当时他所带人马很少，说他一下子就“带走二十多万太平军将士，以致造成天京空虚”，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他到了安庆以后，池州，太平一带的驻军出于义愤，同情石达开，而纷纷表示拥护他，这支部队的人数才逐渐增多，后来“陆续至安庆者不下数万人”。
    说他立即“自竖一帜”的材料也是不可靠得。最初提出石达开“自竖一帜”的是清两江总督何桂清在咸丰七年(1857年)闰五二十七日上清廷的奏疏，有“其势欲自竖一帜”的估计猜测之辞。后人据此一语，转相引述，便成为石达开“自竖一帜”的罪状。
    这年七月二十五日，清西安将军办理江西军务福兴的奏折说，石达开用了“太平安国丁巳元年”的年号，张贴告示以“解散金陵旧党”，煽动将士“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传资剃发回籍”。某些史学家采用清方这段诬蔑之辞，论断石达开反对太平天国。其实福兴的奏折所反应得材料，纯系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辞。石达开当时张贴的布告原文是这样写的：
    “。。。。。。重重生疑忌，一笔南尽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这里明明指出要继续忠于主，扫荡清妖，这决不是放松政治目标。所说“惟期妖灭尽”，就是誓灭满妖，矢志不移。他号召军民继续在反清斗争中建功立业，所谓“本分”，当然是指原有的战斗岗位，哪里有半点“解散旧党”的意思。至于“剃发回籍”，那更不可能了。太平军军纪规定，“剃发”即降清，按军法一律处死，倘若提倡“剃发”，不但会削弱太平天国的抗清力量，而且动摇军心的后果，将连石达开自身也难以活命。至于“年号”和“旗号”，石达开始终用的是太平天国的年号，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现经发现的无数文献都足以证实这一点。所谓“太平安国”，全属子虚。对太平天国历法，他也并未重新修改过。“天”是上帝会合太平天国的标志，布告中如以“天恩”相号召，足证并未把“天国”的“天”字涂抹掉。“安国”云者，毫无旁证，与其他文献不符，不足为信。
    再对照石达开在当时的实际表现，他并未因内部矛盾而放松抗清的主要斗争。1856年，韦昌辉掀起天京内讧大屠杀，不但杀死上万的无辜将士，也杀害了石达开全家人。石达开激于公愤私仇，起兵靖难，但当他进京途中得知宁国被清军围困时，他毫不犹豫地移兵解救宁国，把内部斗争放在后面。这次他被逼出京后，闻知江西告急，立即督师赴援，捍卫天国疆土。他的战斗行为与布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石达开从天京出走以后的五个多月后，还曾上奏章给天王洪秀全，报告说，他已命令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部共数十万人开往长江下游。又说已调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部数万，或五六千人不等，概回天京，“以救天京之急”。又告知天王，台将自率一支军队，“赴援江西，进军浙江”。原件为德兴阿截获，报送清廷。此后的历史事实，也证实李秀成会合张洛行开往长江下游，陈玉成等回救天京之急，都合于石达开的安排。这证明李秀成，陈玉成等去“救天京之急”，或坚守原地，正是出于石达开的命令，并非象许多史学家所宣传的“陈玉成，李秀成等广大太平军将士自觉抵制石达开的“分裂”活动”；更非如某些史学家所说“石达开带走太平军全部精锐，剩下的只是些老弱残兵”。石达开的计划是安排大部分军队留守辖区并救天京，自己只率一部分人马“赴援江西，进军浙江”。他这样把计划上报天王，同时也在行动上执行这个计划，保证陈，李等大部队回援天京，这样“赴援江西，进军浙江”，很难说就是“分裂”活动。从这次战役的效果来看，也并不坏。
    石达开并没有“钝于浙”
    石达开按照预定的计划，于1857年9月(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入援江西，接着又于1868年4月(太平天国戌午八年三月)自江西进入浙江。首先攻克江山，然后分兵两支，一支由石达开亲自率领进攻衢州，另一支由石镇吉率部向北挺进。
    衢州地势险要，深沟高垒，易守南攻，向来号称“铁衢州”。清军在此驻有重兵，从福建调来加强“衢州防”的总兵饶廷选等所部近万人’金衢严道缪梓也来坐镇，他把衢州附近各县的兵力全部收缩拢来，以集中加强衢州城的防务。再加上各方面闻讯赶来的救兵，守城兵力迅速增至两万人以上。
    石达开在扫荡了衢州附近常山，开化以后，从三面围攻衢州，网开一面，留下北门，想迫使清军从北门撤退。清军自恃兵力雄厚，拼死顽抗。太平军连日与清军激战，互有伤亡。当时大雨兼旬，枪炮火药受潮，不易燃放。石达开命军士挖地道，但因雨水大涨，未能成功。六月四日那天，太平军攻势极为猛烈，把清军杀得大败，直冲到东边濠边。正当饶廷选无法抵抗的时候，缪梓援兵赶到，才勉强把城门堵上。缪梓和饶廷选等惊惶万状，不断飞书向浙江巡抚和江南大营告急。他们龟缩在城内待援，不敢出城还击。
    正当两万清军在衢州被石达开部死死咬住，而附近州县兵力异常空虚之时，另一路太平军由石镇吉率领，绕过衢州迅速北进，自龙游越清萌岭袭取遂昌，克松阳，顺流而下，攻破处州府城。5月19日，与清军主力战于银场，斩清将唐宝昌，马元镇，秦坤等。乘胜追击，连克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宜平等地。军锋所指，势如破竹。
    清军在浙东各地损兵折将，失城失地的战报，如同雪片一般，不断传入北京，使清廷为之震惊。。这一役的战果不小，影响很大，但某些史学家只凭曾国藩事后在私人信件中说过一句石达开曾“钝于浙”的话，就断言石达开进军浙江受到挫折。这样评价不合实际。只要真正考察浙江战役的全部过程，实不难看出石达开并未在浙江受挫，这次战役是一次胜利的军事行动。
    当时清军在浙东战场上屡战屡败，浙江巡抚一筹莫展，清廷也为此感到头痛，赶忙调兵遣将，应付这被动局面。他们先派总兵周天受督办浙江军务，结果，周天受被太平军杀败，身受重伤。后又加派督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赴浙江主持军务，和春无法两头照顾，托辞生病，不敢赴任。清廷最后只好名曾国藩督师援浙，并调萧启兰，张运竺，王开化等率军驰援。曾国藩也不敢轻举妄动，态先奔走于湖南，湖北，与湖南巡抚胡林翼等商援救浙江的措施，然后才亲自赶到江西，部署入浙，想与石达开在浙江决战。这时石达开忽然从浙江移兵福建，清廷又急命曾国藩入援福建。曾国藩为此疲于奔命，被动应付。由此可见，石达开进军浙江，不但攻城略地，予清朝在地方政权以沉重打击，而且打乱了清军全局的部署，使天京受围攻的压力有所减轻，也使上游清军兵力有所分散，这就大大有利于李秀成，陈玉成等在天京一带部署反击，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暂时稳定了危局。这是石达开所预期的进兵浙江的目的之一。
    原来清廷和他的将帅们企图乘太平天国内讧以后大伤元气的机会，一举消灭太平军并攻下天京城，他们估计“洪逆孤立，江宁空虚”，“不患今岁不平”。然而太平军终于粉碎了清军的战略意图。当然，起决定作用的在于广大将士的英勇奋战，而石达开在这阶段的作用也不宜抹杀，其“赴援江西，进军浙江”的战略，决不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石达开没有能够把这一战役坚持下去，但这次用兵浙江，作为东进的尝试，使太平军认识到浙江的重要战略意义。从1853年至1859年的七年间，天京城下连续进行多次会战，天京当局从未想到用进攻浙江来解京围的战略，何以1860年那次“六解京围”之战才懂得进攻浙江清军势在必救呢？这一正确的决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石达开进兵浙江的实践，使太平军看到了清军慌急窘迫中暴露的致命弱点。所以距石达开撤离浙江进一年半，李秀成，洪仁矸等运用并发展了石达开的故智，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才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也为1861年从江西大规模进军浙江开创先例，并摸索出一条进军路线。此后李世贤进军浙东，基本上就是沿着石达开当年走过的路前进的。从这个角度上看，石达开用兵浙江的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了。
    石达开撤离浙江的原因
    既然石达开进兵浙江并未受挫，是一次胜利的军事行动，对清方形成相当大的威胁，那么为什么他又突然撤走了呢？其根本问题在于内部裂痕德不断扩大。
    当时石达开视为亲密伙伴的东王杨秀清的族弟杨辅清，他们同样在天京内讧中受到伤害，后来又同样受到洪氏集团的排挤，命运相同，利害相关，容易联合。他们原约定由石达开取浙，由杨辅清取闽，浙闽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摆脱洪氏集团的排挤，又能与天京成犄角之势，这样天国版图既可扩大，敌方兵力受到牵制，几路太平军分头控制苏，皖，鄂，赣，浙，闽，声气相通，对全局有利。
    但遗憾的是偏在这一时期，杨辅清与石达开之间发生了矛盾，杨辅清打“东殿”旗号，不愿接受翼王节制。这年7月，激化成了大规模WZ厮杀，石达开遣其“九公子”率兵万余由浙闽边界的塔岭进攻杨辅清在福建浦城的驻地，被杨辅清袭杀过半。天王洪秀全利用杨辅清与石达开不和，升任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令他放弃开辟福建的计划，回师天京。于是石达开成了孤军，要建立浙闽根据地的计划不易单独完成，内部斗争的扩大化拖住了他的后腿。
    这时曾国藩却已率领大批清军攻入江西，使石达开丧失利后方，粮饷发生困难。石达开得不到江西方面太平军的支援，反而受到了牵制，所以形势的逆转不在浙江，而始于闽赣两侧。两侧受到牵制，必将对浙江占据发生影响，石达开预见到这种危机。
    在这以前，石达开虽因受挟制而决心摆脱洪氏集团的控制，但仍与天王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上述奏章和部署援救天京，便证明他们之间并未完全中断关系。但洪秀全对石达开始终“内怀猜忌”，李秀成曾奏请天王重新起用石达开，罢黜昏庸的王长兄洪仁发和王次兄洪仁达，天王坚决拒绝谏言，为此而一度处罚了李秀成，这实质上是给了石达开的一次打击。及至天王利用杨辅清与石达开的矛盾，晋升杨辅清并掉走杨的部队，打乱了石达开规取浙闽的计划，这是又一次对石达开的打击。中军主将原先一直由杨秀清担任，如今竟由与石达开对立的杨辅清继承这一要职，石达开岂能甘居人下。他处此进退两难之间，衢州城不能久停，只好撤离浙江，开始远征了。
    历来论者多把分裂的责任单方面归罪于石达开，核诸史实，恐怕不够公允。洪秀全，洪仁发，洪仁达和杨辅清难道没有责任？
    按浙闽之役，本来有可能使太平天国重整旗鼓。那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与清政府发生尖锐的矛盾，故联合绞少太平天国的条件尚未成熟，这与后来李秀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进攻浙江和苏南的形势，完全不同。另一方面，那时清廷对汉族地主WZ曾国藩之流尚抱疑忌态度，限制其兵力粮饷，湘军还不够强大，淮军更是没有组成。倘若石，杨两支部队齐心规取浙闽，陈李两支部队并力顶住江南北大营和上游的压力，加强内部团结，革命形势必能大为好转。只要浙闽根据地能够开辟，取得稳固，那么石达开未必会远走高飞。可惜内部的不团结，丧失了这大好时机！
    (二)补充一条官员石达开进浙作战意图的佐证
    据《东华录》咸丰卷78载福兴奏片，奏称据俘获之太平军人所供，“天王以天京被围，数次派员赴抚州求援于石达开，达开乃统全军分为六起，号称十余万，拟直攻苏杭，以分金陵之势。”这也再次印证了德兴阿奏片所说的石达开为回应天王的“求援”而作出进兵浙江决断的说法。
    (三)关于文中提到的石达开与杨辅清部队的冲突
    该冲突记载出自曾国藩的《尊旨移师援闽折》不过这段记载值得怀疑，首先记载称这次冲突的时间在五月，当时石达开在衢州，石镇吉在处州，都不太可能分兵上万人趋至福建的浦城与杨辅清作厮杀。而石达开到达浦城时，杨辅清又早已离开福建。其次石达开部下中从没听说有哪个可以被称之为“九公子”的。(难不成是曾国藩他九弟？)第三石达开从来没有用强制手段逼迫过部下跟随他，到广西最困难的时候二十万大军离开他都没有发生任何兵刃相向的冲突，说他在浙江时就派兵攻打杨辅清也与他一贯的作风不符。
    其实杨辅清离开石达开主要应该是出于洪秀全的拉拢，这从他不久后来即取代蒙得恩被封为中军主将就可以看出端倪。天京事变以来，杨辅清一直和石达开关系甚好，两部又一直相互合作，如果没有人从中策动，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打出东殿旗号呢？而放眼太平天国，能对杨辅清起如此鼓动作用的，除洪秀全外找不出第二人。
    其实，我们只要看骆秉章奏议中的一段话，就可知石达开与杨辅清的关系远未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此股贼首闻系翼逆石达开，其党贼翼为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诸逆首皆从前漏网之贼首。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既杨辅清)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这说的是杨辅清脱离石达开几个月后，石达开与杨辅清商议配合作战的事。既然在杨辅清脱离石达开几个月后，二人还通过书信商议配合作战事宜，可见说他们此前已经大规模厮杀纯属子虚乌有。
    (四)石达开入浙的战略及战果
    如前文所述，石达开虽然攻衢州三月不下，但并不能由此推出他“钝于浙”的结论。
    首先，仅以衢州之战而言，虽然三月未下，并不能就认定太平军作战能力不济。衢州的地势险要，素有“铁衢州”之称，攻打这样的关隘，除非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否则花费累月时间是很正常的----关于这点，只要参考一下太平军和清军在攻打对方重要城池时的情形就不难了解，例如西征之初太平军主力重兵围困南昌也是三月不下，1857--1858年湘军“克复”临江吉安花了累月经年的时间，更不要说九江安庆这样的重镇。1861年5月，侍王李世贤率大军10万进攻衢州，其时衢州城守军仅1万人，也未能得手，10月，忠王李秀成亲统大军再攻衢州，仍是急切难下，不久就决定放弃不打，直接前往严州与侍王会合。而石达开进攻衢州时，由于和杨辅清石镇吉分兵三路作战，加之尚留有人马在江西抚州及滋扰九江湖口一带，其攻衢州的人马总共也不会超过两万，面对两万守军，能造成敌军险象环生的局面，又怎能称之为“钝”？
    应该说，石达开坚持进攻衢州，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战略是一箭双雕----不仅仅是要减轻天京压力的临时之计，同时还想在浙江和福建建立起巩固的浙闽根据地，与天国辖区连成一气，并以东南富庶之地支援天京战场----这也再次说明，他当时不但没有想远走高飞，而且还有长期在天国外围作战的打算。否则，他也完全可以像太平军1861年入浙时那样，放弃衢州，直接进兵严州----在石达开撤出浙江过程中，曾占领过离严州仅60里的寿昌，其时严州守军仅三四百人，可见他如欲先攻占严州，是易如反掌的。他之所以不急攻严州，而对衢州志在必得，是因为有心久踞浙江----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个决定是有战略眼光的，想长期稳固地控制浙江，拔掉“铁衢州”这颗硬钉子是极为必要的。1861年太平军对衢州过而不打，直接深入浙江腹地，导致衢州后来一直成为太平军浙西基地的严重隐患。
    其次，攻衢州只是整个入浙战役的一部份，正因为浙江境内两万清军主力被死死地牵制于衢州，石镇吉部才能乘虚直入，接连攻城略地，而且眼看就要逼近浙江最富庶的金华严州等地区，无论从进军路线还是作战形势而言，都与3年后侍王与忠王的入浙十分相似，而由于浙江地处富庶，太平军不必担心供给问题，石达开也有条件在衢州和清军打持久战，在去除这个隐患之后再全面图取浙江。若非因内部矛盾而被迫放弃攻浙之战，则太平天国是完全可能提早3年，在西方侵略者介入之前建立起巩固的浙江根据地的。
    最后，既然石达开进军浙江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减轻天京压力，那么衡量浙江战役成败最主要的依据自然也是这个目的是否实现？从上面的分析看，浙江之战地区配合了太平军在天京一带的作战，减轻了上游地区的压力，石达开进军闽浙期间，清廷从其他地区抽调了大量兵力和将领，在石达开进入福建后不久，曾国藩于9月18日奉旨督率湘军重兵“移师福建”后一周，太平军就取得了浦口战役的胜利(1858年9月26日)。此后不久又取得了三河大捷(1858年11月15日)。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当然是依靠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的指挥得当和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然而石达开率部进浙图闽，打乱了清军的部署，分散了清军在天京一带战场的兵力，其作用却也是不应被忽视的。
    浙江之役虽然没有最终建立起浙闽根据地，却是一次实现了在极大成程度上实现了军事意图的行动，虽然不是“完胜”，却无疑是胜利的和成功的。石达开部的作战有力地支援了天京战场，不应被看成是“分裂”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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