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睢阳齿”说起:六朝人物

    1、
    唐至德二年（757年）癸丑（十月九日），叛军终于攻入了睢阳——这座抵御了他们将近一年的城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已经付出了十余万伤亡的代价。登城出乎意料的顺利，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几乎已是一座死城，除了几百个被饥饿和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士兵和人数差不多相同、情况甚至更糟的老百姓之外，他们还能看到的就只是俯视即是的累累白骨，都干净的好像仔细地剔过。
    守军主将张巡被押到叛军统帅尹子奇面前，胜利者和阶下囚之间，有一段简短的对话。
    尹子奇：“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
    张巡：“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
    尹子奇以刀撬开张巡的嘴，他只看到了三四颗牙齿。
    据记载，尹子奇因此对这个难缠的对手起了敬重之心，甚至想让张巡活下来，部下纷纷劝谏：“彼守节者也，终不为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将为后患。”于是将张巡并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一起处斩。只有同时被俘的睢阳太守许远，被送到洛阳，不久后被杀死在那里。
    正如老子充满反讽意味的“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这场将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拦腰截断的大叛乱中，涌现了一批名垂青史的英雄事迹，其中尤以张巡和颜杲卿最为著名。500年后，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历数十二位古代先贤“时穷节乃现”的“天地正气”象征，其中就包括了“张睢阳齿”和“颜常山舌”。
    然而，相比骂贼而死的“颜常山舌”，“张睢阳齿”的意味更复杂，更沉重，也更难以评说。
    对张巡的功绩，史家众口一词，都给与了最高评价。《旧唐书》：“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新唐书》：“大小四百战，斩将三百、卒十余万。”“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亦言：“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但是张巡又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在那场惨烈的防御战中，睢阳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据记载，在“食尽兵穷，计无从出”的情况下，他和他的士兵将睢阳百姓数万人“相食殆尽”。《旧唐书》谓：“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新唐书》亦谓：“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吃人的事，古已有之，但如此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吃人，而且吃人者还是被歌颂、肯定的正义一方，可说空前绝后，令人心惊。所以千年以来对这一行为的争议也就很自然了。
    史籍中对张巡其人有如下描述：“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读书不过三复，终身不忘。为文章不立稿。守睢阳，士卒居人，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
    我想象中的张巡跟这个记载有些差距——他不该有这么高、这么帅、这么聪明，我的想象里，一个高、帅、聪明的人，通常不该那么激愤，那么极端，有那么近乎自虐的暴烈表现。
    张巡的记性很好，他认识这城里的每一个人——或许可以换个说法，他知道自己吃掉的每一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那４个月里的每一天，张巡是怎样的感受（换了我，大概一天就疯了）。他的神经无疑是坚强的，他的精神支柱无疑更为坚强，但尽管如此，他一定还是倍感压抑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活下来而心安理得。我相信他作战时那些“须髯辄张”、“眦裂齿碎”的暴烈表现都与此有关。在雍丘，他也坚守了大半年，打的也很好，却并没有这种情绪失控的表现，即使面对昔日老友、今日叛将令狐潮，他也不过是当面讥刺，既没有破口大骂，更没有咬牙切齿。我相信那些狂怒表现的背后可能不是恨，而是痛——一种精神折磨、人格分裂的痛。
    相反在接受死亡时，他的表现是平静和从容的：“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还安慰部下：“汝勿怖，死，命也！”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解脱呢？
    2、
    在继续对张巡说三道四之前，有必要对相关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做一点分析。尽管两《唐书》言之凿凿，但我很怀疑被杀并被吃的人数过分夸大了。
    史书说得很明白：本来睢阳有粮谷六万斛，“可支一岁”，却被上司强性征发一半。张巡三月还可以“椎牛，大飨士卒”，可见当时的粮草应该还是充裕的，而且张巡也并未预料到这次防御战会持续太长时间。
    可是围困一直持续，到了七月，食尽。“士日赋米一勺，龁木皮、煮纸而食，才千馀人，皆癯劣不能彀”。“初杀马食”，“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等到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被吃光，就开始吃人了。
    吃人的铁案是翻不过来的，不但史有明文，而且是被作为“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记载的：
    “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同时“远亦杀奴僮以哺卒”。（《旧唐书》）
    张巡无疑是个很受爱戴的领导者，而且颇有一些“克里斯玛”（领袖魅力，个人崇拜）气质，“故下争致死力”。这样的人，这样的“榜样力量”，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会引发怎样的群体疯狂，在相互感染、相互感动的迷狂中，人们可能争先恐后肮毕住背鲎约汉颓兹耍缈裥耪呦蛩叛龅纳窳榉钕鬃约夯蛘咔兹说纳魑榔贰Ｎ蚁耄蛐碚庵址杩裰谢故怯心敲匆坏闳诵砸蛩兀悍凑缤矶家溃共蝗缭缢涝绯?br>问题是吃掉了多少人。七月断粮，十月破城，４个月（有一个闰八月）里，那么少的守军（断粮时只剩下一千多人，破城时更减少为４００余人）吃掉二、三万人，这个数未免太大了。即使真的有这么大的“人肉需求”，就不能吃死人（战斗那么多，死者一定不少，死于饥寒交迫者也会不少），反非要去吃活人么？况且，这中间还有南霁云突围求救事，虽未能让贺兰进明出兵，但也在各处搜罗了战马百匹和三千援兵，并“驱贼牛数百入”，也可解决相当一段时间的食物供给。在围困中，城中数万人的死亡是可以想象的，但如果说都是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杀掉吃掉了，显然是夸大其词。
    我想这个夸大的数字来自史官们的歇斯底里，他们似乎是生怕这个故事惨烈的不够，政治上正确的不够，表现忠臣良将对君父社稷的赤诚“满腔”的不够，结果正如鲁迅斥责的“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其实，《旧唐书》记载南霁云求援于贺兰进明的一段话，就已经露出了马脚，原文是：
    “霁云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食尽兵穷，计无从出。初围城之日，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张中丞杀爱妾以啖军人，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
    霁云求救时，城中断粮不过月余，“杀爱妾以啖军人”当已有之，但“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绝无可能。所以《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没有采用这一说法，只是说：“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不过《新唐书》尽管修改了这个臭虫，却坚持了“食人三万”这一说法，只有《通鉴》比较谨慎，没有说具体数字。司马光到底是大儒，头脑比那些动辄热血沸腾的酸腐文人要清楚得多。
    那么，被张巡杀死并吃掉的人有多少呢？看李翰为张巡所作辩护，有“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之句，这个“数百之众”很明白是指“食人之计”，李翰的辩护就在当年底，虽有回护之动机，但总不至于捏造数据，所以我以为“数百之众”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那么吃掉几万人和几百人有区别吗？我以为是有的，至少，在看到“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的记载时，我无法对这位张中丞抱有一点点敬仰。一时的非理性、非人性状态或许还可以原谅，把这作为一种长期的政策就不可原谅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这种狂热可以持续长达４个月，尤其不相信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还能“人心终不离变”。如果我是城中一个正在吃人、将要被吃的人，我一定会觉得还是让叛军早点打进来才好，死于敌人的屠刀，总比死于自己人的屠刀要叫人好受一点。
    3、
    张巡完成了他震撼人心的选择，身后又是无尽的喧嚣。震惊之余，有人提出质问：他为什么不在粮尽时突围，求再生之路，反要困守愁城到了吃人的地步？这样的人是否可以作为楷模而受到表彰称颂？
    对第一项指责，史书是这样解释的：“贼知外援绝，围益急。众议东奔，巡、远议以睢阳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贼乘胜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帅饥众行，必不达。”
    陷入绝境的过程正如被深度套牢，回过头看似乎愚不可及，但当时总有它的道理，保卫睢阳的重要性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援军的近在咫尺。正如韩愈的反问：张、许怎能预知救兵不来？因为总存着这个希望，他们也就尽一切可能坚守下去。为了多坚持一些时间，他们缩减口粮配额（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士兵们体力下降，无力突围），然后是杀掉战马（这让突围更加不可能），等到一切都被吃光，而救兵仍然不至。到了这个时候，是该让大家一起饿死（从功利的角度看，这毫无效用可言），还是让一部分人死，换取另外一部分人活下来呢？
    第二个指责——不该吃人，也马上就被理直气壮的辩护声音淹没。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晁、硃巨川、李翰等“有名士”纷纷上言“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其中尤以其友人李翰之辩护最力：“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瑕弃用，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唯其令名是其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诚可悲焉！”
    “由是天下无异言”。天子下诏，追赠张巡扬州大都督，许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子孙。睢阳、雍丘赐徭税三年。巡子亚夫拜金吾大将军，远子玖婺州司马。张巡、许远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
    但李翰等人的慷慨陈词，虽平息了一时的异议，却无法堵住千年来悠悠之口。明末王夫之《读通鉴论》，对此发了一大段议论，主要有三层意思：
    首先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其忠烈功绩，出众人之上。国家表彰功臣，自然是应该的，不必强求他是什么完人。但是，却也必须指出他食人的行为是不人道的。
    第二层意思主要是反驳李翰为之辩护的“损数百人以全天下”，王夫之指出：什么叫“损”（牺牲）？打仗当然要有伤亡，作为指挥官，你可以不在乎别人死，甚至可以让别人去死，这些都可以叫“损”，可是把人杀了、肢解了、吃掉了，岂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损”字就化解的？不吃人，这是做人的底线，用不着讲什么大道理就应该知道不能这样做。连这个都能做，只能说已经丧失了人性。张巡城陷身死，这是他的幸运；假如他吃了人，又获了救，以后论功行赏，尊位重禄，紫衣金佩，赫奕显荣，到了那个时候，他又如何面对那些被他吃掉的人？又将何地以自容？
    第三层意思最精彩，也最重要，因为他直接谈到了效忠的限度：
    “守孤城，绝外救，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所自致者，至于死而蔑以加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最后他说：张巡这样的人，唐室是可以褒奖他的，毕竟他为王朝立下了大功，而对他这种行为，君子却只能“不忍言”。
    柏杨在他的《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里，也评论道：“悲剧性地以身相殉，是表现个人尽责的诚实行为，却绝不能慷他人之慨，强迫别人以身相殉。更不可以杀战友，尤其不可杀妇女儿童，有一于此，便是禽兽。”并举美墨战争中，大卫克拉克死守阿拉姆城，先疏散妇女儿童，然后与城同归于尽的例子，说“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因为无论是暴君强盗，还是“圣君忠臣”，都把老百姓的性命看得一钱不值，“每一思及，悲愤交集”。
    王夫之和柏杨，都远不是我喜欢的人，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同他们的看法。
    但是张巡错了吗？如果他错了，是错在不该那样做，还是错在不该在那种情况下这样做呢？
    忠诚、尽职、抗暴……这些行为，其正面价值应该是被公认的，是值得提倡的，一旦极端化却走向了反面。可极端的选择往往是由于极端的处境，这就好比一张图像被无限放大，那么被放大之后的走样，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评价古人的时候，我们经常忘了我们的世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比如指责他不该为了一个家天下、一个可能不怎么值得忠诚的皇帝而吃人，其实这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能为了一个王朝，确实不值得这样做，那么如果围城的是日本鬼子呢？如果民族大义也不值得这样做（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那么设想的再极端一些：假如围城的是太空生物或者妖魔鬼怪，它们就是来灭绝人类的，是否也不值得这样做呢？
    4、
    到了代宗大历年间，睢阳之围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一次起因于张巡之子去疾上书指责许远有叛变行为。
    张去疾提出这一指控的理由有：1、叛军是从许远负责的防区入城的；2、叛军将两人的部下分开，“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3、他吐露张巡临死时曾和叛将尹子奇谈过话，叹息“人有可恨者”，并明确表示自己恨的不是“贼”，而是“恨远心不可得，误国家事，若死有知，当不赦于地下。”４、他还指出当地人都知道许远叛国这一事实（“远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最后表示：“使国威丧衄，巡功业堕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
    代宗下诏，使去疾与许岘（许远子）及百官议。多数人的意见是指控不能成立，因为去疾提出的唯一证据就是“城陷而远独生”，而许远是睢阳太守，至少在名义上是最高指挥官，当时的惯例是“凡屠城以生致主将为功”，所以许远没有被立即处死并不奇怪。并反问：如果说后死者就算通敌，那么死在张巡之前的人是否也可以指控张巡叛变？至于其他指控，都是人云亦云，捕风捉影之说。更重要的是，张许二人已经成为了盖棺论定的忠烈典范，“若日星不可妄轻重”。争议以“维持原判”告终，“然议者纷纭不齐”。
    这一场风波，着实大煞风景。两人合作到死，两家怨毒却如此之深，令人浩叹，也难怪韩愈直斥“二家子弟材下”，令烈士地下蒙羞。但张去疾在两位先烈并称“完节”，备极哀荣，“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十余年后，还要来打这场官司，想来这种指责虽属空穴来风，恐也不是毫无缘由。
    韩愈为许远鸣冤：“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爱之肉，抗不降乎？且见援不至，人相食而犹守，虽其愚亦知必死矣，然远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与儿童之见无异。且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今从而尤之，亦不达于理矣。”是非常有力的，许远自不是“心不可得，误国家事”，也绝非怕死之辈。
    那么，这种谣言又是缘何而起呢？
    除了怕死，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让他放弃了继续抵抗下去的责任？
    尽管在睢阳保卫战中，张巡是实际统帅，然而从身份地位说，许远才是最高长官，之所以“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因在年初叛军大兵压境，张巡率兵三千驰援，经过十六日昼夜苦战，获得大胜，“擒贼将六十馀人，杀士卒二万馀”。许远折服，于是主动表示：“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请公为远战。”将军政大权拱手相让，从此“远但调军粮，修战具，居中应接而已，战斗筹画一出于巡。”
    按照“远请为公守，请公为远战”的分工，筹集军粮正是他的职责，那么在那４个月里，他是怎样“调军粮”的呢？真如史书所载，他“井井有条”地维持了那么久的人肉流水线，把全城百姓一点一点吃光的吗？已经说过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会是什么呢？每天组织一些人罗雀捕鼠，另一些人到处搜罗尸体（在断粮的情况下，百姓的大批死亡、乃至自相残杀是可以想象的）？这位“貌如其心”的“宽厚长者”，睢阳的父母官，看着他的人民一天天被杀被吃，他会怎么想呢？
    那么，有没有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许远确实因难以承受这种折磨，而放弃了抵抗，甚至主动让叛军入城呢？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而已。不过如果他确实这么做了，他错了吗？睢阳城破以后，城里还剩下400余百姓（有悖谬意味的是，叛军却没有杀死这些劫后余生者，而是将他们遣散了），这些人的生命是否值得他这样做？
    5、
    现在让我们暂且不谈张巡和许远，不谈睢阳，不谈任何可能让我们陷入一些枝节问题的具体史实（或者，被记载的“史实”），只谈一个务虚问题：我们如何评判一种行为是否可取，是否合乎道义？
    对这个问题，大概有三种回答：动机的、结果的、手段的。
    动机论是“理想主义”的：只要目的是好的，一切为之服务的手段都是可取的。这个标准似乎最简单明了，但也可能最危险。因为任何理想，都可以说是“高尚”的，一个怀揣炸弹的恐怖分子、一个草菅人命的酷吏、一个把人送进毒气室的屠夫，他们的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天国。对这种“理想主义”，只须反问一句：一个需要不择手段地维护的价值，其本身价值几何？
    结果论是“功利主义”的，只要结果好，别的可以不问。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结果是好的，就不必去指责他的暴虐和杀戮；隋炀帝开掘大运河的结果是好的，就不必管他是否只是为了个人的骄奢淫逸；甚至有人说中国东北没有落入北极熊之口，是日本人打赢了日俄战争，就结果来说，似乎也有一点道理。那么是不是真的要“感谢日本军国主义者”呢？
    结果论的结果，是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可以把握的，因为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你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可能并不值得赞扬，因为这孩子长大之后可能是一个恶棍，即使他不是，你又怎么知道他的后代不会出一个混世魔王？
    再来看看手段。
    在我电脑里有一个DOS时代的老游戏《英雄传说4—朱红血》（后来出了新版，名为“朱红的泪”，但与老版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我已经有好多年不玩它了，但舍不得删掉，不光是因为它的精致、趣味和人情味，还有曾经给我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游戏的启发下，我总结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信仰无法决定行为的善恶，而行为却可以决定信仰的善恶。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贻笑大方，但当时还是颇为得意的，我以为解决了善恶问题——至少是给自己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
    作为个人信条，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它是站得住的，但是作为一种普世标准呢？
    正义者是否必须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弄脏自己的手？如果做好人就意味着只能费厄泼赖，而做坏人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么结果会怎样？莫非作好人，就活该在一场不公平的比赛里“虽败犹荣”？
    参杂了一点卑鄙手段，是否就让整个一件事失去正义性？丘吉尔就这么干过——为了应付斯大林对“第二战场”的要求，他把几千加拿大人派到德军的炮火下送死；如果还是，那么有二个手段不正义呢？三个呢？底线在哪里？
    有一种折衷方案似乎是具有操作性的：你可以随机应变，但某些根本性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比如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滥杀无辜，更不能滥吃无辜。可事实上这些“铁律”并不是那么“铁”：杀害无辜当然是不对的，这一点谁都承认，但即使是正义事业，只要诉诸武力，这样的不幸就必然会发生，所以当美军发言人说“造成平民的伤亡是遗憾的，但又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不能说他虚伪，不是吗？好了，那么既然你已经死了，是被埋掉、还是被吃掉（为了救活更多的人），又有多大关系呢？再推进一步：你还没有死，但就要死了，那么把你杀死（这可能还免除了你好多不必要的痛苦）、吃掉似乎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原则就像骨牌，只要倒掉一块，连锁反应似乎就像死人一样，也是“难以避免的”。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我不怀疑孟夫子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却不免想：如果问题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利天下”，孟老先生又如何决断？这两个问题的区别在于：头一个矛盾是义与利的，道德君子自然知道该做什么，而后一个是所谓“小义”与“大义”（这可能意味着许多人的生命）孰轻孰重，这就有点把人往墙角里逼了。
    这里有了一个责任问题：我们应该对自己信仰的价值做多大努力？我们都希望得到明确而明智的指令：告诉我做什么、怎么做，可是这种指令并不总是能得到的。
    那么责任的边际又在哪里呢？王夫之“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所自致者，至于死而蔑以加矣。”意思是“责任到死为止”，我以为说得很对。但是“忠当尽命”，往往结果就是“欲罢不能”。一死固然可以解脱（正如路易十五“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对后死者来说，这是否又是一种逃避责任？一个自杀殉国的书生可能是值得敬仰的，可是他就没有（至少是可能有）更有效果一点的选择吗？
    我们永远不知道，做到何种地步才算尽心尽力。一个人、一座城、一天……的坚持，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谁又说得准呢？至少我们不能排除“千钧一发”，那么又怎么能知道那“一发”——决定性的一刻、“最后的五分钟”——不是此刻？如果多坚守一天，就多一份扭转局面的希望，那么为此造一点孽是否是可以接受的呢？进而，只要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是否为此造多少孽都是允许的？
    还有什么救命稻草？个人的理性或良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可是你该对自己的判断有多大把握？你真的肯定自己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吗？
    一个军官接到了进攻的命令，他完全确信，除了让千万士兵送死，这次进攻没有任何意义，他该冒着上军事法庭的危险抗命吗？即使他有这个道德勇气，又如何知道这次孟浪的进攻不是一个更大的天才战术的一部分？在“一盘很大的棋”中，他的部队是不是那个必要的弃子呢？再或者，在战争的混沌中，这个看似错误的决定反而可能收到歪打正着的效果（比如中途岛海战中，正是一队误打误撞的美军轰炸机，使日军作出了错误判断，并因此输掉了战争）？如果拯救整个世界的唯一希望，恰巧就是这个歪打正着呢？
    似乎没有一条标准是绝对靠得住的。
    那么你该相信什么遵循什么？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你又如何保证自己时刻走在那条“又直又窄”的正确道路上？
    6、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乃至“无是无非”？
    我想不是。人并不是为了明辨是非才活着，而是为了活着才需要分辨是非。活着是一件复杂的事，标准也不可能简单。我很怀疑能否找到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而且很怀疑是否需要这样一条标准。毕竟每一种选择都是对应于某种生活的，都是有某种合理性的。
    现在回到张巡的局面，我们应该对他有更多的同情，应该庆幸自己不必面对这样残酷的抉择。
    如果换了我，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在粮尽时冒险突围（尽管希望渺茫）；缴械投降；或者自杀，把这个难题交给别人……我只知道，我唯一不可能做的，就是张巡的选择。
    但这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
    圣人说“四十不惑”，可我越临近这个岁数，就越对下判断这个事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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