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春：响堂山石窟艺术

    
    响堂山石窟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境内，分南、北两处。南响堂石窟寺在峰峰新市区西纸坊，隔河与著名的磁州窑产地——彭城镇相望，这里工矿林立，市井繁荣，交通方便，是峰峰矿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也是矿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由新市区乘车北行约十五公里，抵达和村镇东庄村，顺其公路穿村东行，便到了北响堂石窟寺。这里山奇林郁、石洞幽深、古塔插天、空气清新凉爽，传说为北齐皇室避暑游玩的离宫，而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绝好的旅游胜地。
    一、历史沿革
    邯郸位于河北省的最南部，地处黄河流域的北侧，海河水系的上游，是我国南北交通与东西往来的交叉要道，也是人类最早活动地区之一，距今七千五百年的磁山文化即发现在市郊的武安磁山镇，说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这里便开始有人类居住。
    在春秋时代，邯郸先属卫，后属晋，入战国属赵。赵晋文侯元年（前386年）始徒，治邯郸，十一年（前376年），三家分晋，赵国立，都邯郸。邯郸成为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中心，成为当时五大都市之一（既邯、洛、临淄、成都、宛（南阳））。其疆域在今河北的西部、中南部，山西的中部、西北部以及河套地区。赵建都邯郸凡八传，计158年，至公元前228年被秦所占。
    秦统一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邯郸是邯郸郡的首府，邯郸郡辖境为河北诋河以南和河南内黄、浚县、山东冠县西部。
    西汉高帝四年（前203年），废邯郸郡置赵国，治邯郸，并置邯郸县。刘邦封其子如意为赵王。赵国辖邯郸、襄国（今邢台县），易阳（今永年县），柏人（今隆尧县）四县。景帝三年（前154年），废赵国复置邯郸郡，五年复赵国。更始地元年（23年），王郎自称帝之子子舆于邯郸称帝，反抗刘玄政权，势力波及河北中部，次年被刘秀所破。东汉建武五年（29年），刘秀封其叔刘良为赵王，东汉辖五县，即增辖中邱县（今任邱县西）。建安十七年（212年），邯郸县政属魏郡，赵国废。（案：自赵都迁入至东汉末年约六百余年是邯郸最繁荣昌盛的历史阶段，汉以后经过三国，西晋到了东晋时期，由于北部游牧民族纷纷入侵，华北平原遭到严重的战争破坏，邯郸也随之荒凉，由五大都市之一沦为小县城，一直到解放后才获得新生）。
    三国魏黄初三年，邯郸县属广平郡，西晋因之，东晋改属魏郡。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又属广平郡，东魏天平出（534年），省邯郸县入临漳县，属相州。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复置邯郸县，属磁州。大业二年（606年），罢磁州改属名州，三年罢州，改属武安郡。
    唐武得元年（618年），邯郸改属紫州，四年废紫州，属磁州。贞观元年（627年）改属名州，天宝元年（743年）改属广平郡，至得二年（757年），废郡复置名州，仍辖邯郸县。元泰元年（765年）改属磁州，天佑三年（906年），磁州改名惠州，后唐时复命磁州。宋政和三年（1113年），改为磁州，金、元因之。
    明清时邯郸属广平府。民国二年（1913年），改属冀南道。三年，冀南道改名为大名道。十七年废道，同年成立省政府，邯郸直属河北省领导至今。
    峰峰矿区位于邯郸市西南，太行山东麓。北与武安县接壤，东、西、南和磁州毗邻。该区建于1950年，由武安、磁县、邯郸县划出一部分村镇组成，隶属邯郸专员公署领导。1952年五月峰峰矿区改属省政府直接领导。为此，工矿企业、轻工业、手工业等迅猛发展，尤其是煤炭工业的发展更为显著，成为国家十大煤炭基地之一。经国务院批准，于1955年2月1日正式改为峰峰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繁荣。次年，成立了南北响堂石窟文物保管所。艺术宝藏得到了妥善保护。同年底，峰峰市并入了邯郸市，复为峰峰矿区，隶属邯郸市领导至今。
    南响堂石窟原属磁县。1950年划归峰峰，磁县位于冀南，为“豫入燕之第一门户也”。磁县在禹攻之时属冀州之域，春秋属晋；入战国属赵，三家分晋时仍属赵，秦属邯郸郡，汉为魏郡武安县地。三国及晋均属广平府，后魏柝武安县地置临水县属林卢郡，东魏改属魏郡，北齐又改隶清都郡。开皇十三年（593年），废郡改属相州，之后改名为磁州。大业初，又恢复魏郡，唐武德元年（627年）复为相州，之后又分别隶磁州，昭义县、惠州等。
    北响堂石窟寺原属武安县，1950年划入峰峰矿区，武安县地处冀西南，四周环山，东界邯郸县，西靠涉县及山西省左权县，南与磁县、峰峰矿区毗连，北邻沙河县、邢台县。武安县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文物古迹众多，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磁山文化”就位于武安县南部的磁山镇，与北响堂石窟相距五公里许。
    武安夏、商、周时均属冀州。春秋属晋，战国属赵，秦属冀州邯郸郡，西汉初始置县。三国属魏司州广平郡，延及晋。东魏属司州魏尹。北齐属司州清都郡，隋开皇十年（590年），分置阳邑县，均属冀州广平郡。大业初改名武安郡。唐时先属河北道。后改属广平郡、州、慈州、惠州。五代初年属昭德郡节度惠州，后属彰德军节度慈州。雍正四年（1729年），直属河南省彰德府。民国初属河南省河北道，后直属省政府。1932年属河南省第三专员公署。1945年11月全县解放，次年恢复武安县建制，属河南省安阳地区。1949年划归河北省邯郸地区，1958年并入邯郸市武安矿区，1961年恢复县制，隶属邯郸市领导，1988年改为武安市。
    二、地理概况
    峰峰矿区南北长约22.2公里，东西宽约18公里。这里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盛行南风与东南风，冬季多为北风或西北风，年平均气温在12度左右，四季变化明显，温差悬殊，这里矿产资源丰富，是全国著名的煤炭基地之一，也是早在宋代就闻名于世的磁州窑所在地。
    峰峰矿区境内的山脉有鼓山、滏山、老爷山、黑龙山等等，它们都是太行山的分支。鼓山在峰峰矿区和村镇东，史云“有石二，状如鼓形，南北相当。语云南鼓、北鼓，相去十五。”故得名。鼓山为南北走向，延伸向北入武安县境内，向南与滏山相连。滏山在峰峰矿区中部的彭城镇东，因“滏水源出山麓”而名，也为南北走向，行至新市区即抵尽头，其隔河与老爷山相望并形成彭城盆地。老爷山南伸与东西走向的黑龙山相衔，在三山之间形成山口，史称滏口陉，为著名的太行八陉之第四陉。据说这里是“魏武帝邀击袁尚处”（《磁县县志》）。出滏口为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入滏口为太行山区。因其地理位置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南北响堂山石窟就分别开凿在滏山和鼓山的西麓，滏山和鼓山均属于古生代寒武纪到奥陶纪石灰岩，距今约六亿到五亿年，那时侯自然界的生物只有鱼和裸蕨类。从滏山脚下的彭城镇到鼓山脚下的和村镇，或者说从南响堂石窟到北响堂石窟间的地表多为新生代第四季风成黄土。滏山与鼓山石质坚硬，宜于雕造。《水经注，浊漳水篇》记云：“滏水发源出石鼓山南岩下，泉流奋勇，滚滚如汤，其水冬温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铭，水上有祠，能兴风雨，又东流注于漳........”可见，早在曹魏之时，这里便开始有石刻题铭活动，惜魏世所立铭，年代甚久无可寻考。然今之黑龙祠犹在，祠下百泉奋勇，浑浑而流，如釜中沸汤状，滏阳河、滏山均得名于此。（按：郦氏所言之祠即今之黑龙祠，黑龙祠在今峰峰新市区西南隅，与南响堂寺相距1.5公里，祠中有碑可知今存黑龙祠之规模形成于唐代。）
    响堂山石窟的造像活动始于东魏末年，其后北齐、隋、唐、宋、金、元明、清均有续凿。千百年来窟寺佛像历经沧桑，毅然巍立。然而，由于研究著述的不足，响堂山至今未被人们认识，因此，被当地人赋予一种神秘色彩。峰峰矿区便流传着一则妇孺皆知的传说：古时候，祖师爷鲁班亲率众弟子奔赴北响堂凿窟造像。由于建造的是“佛国净土”，不准女子踏入，鲁班便在北响堂凿了石鼓和石锣，每到吃饭的时候，敲响石鼓、石锣，早已等候在山下的鲁班媳妇才可以上山送饭。有一次，鲁班媳妇还没等鼓响便上山送饭，想乘机偷看他们干活的劲头。谁知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鲁班将他的弟子都变成了猪羊，用嘴和角在拱咬山石，一惊一吓，手中的饭碗便掉落在地，瞬间所有的猪羊都变成了山石。鲁班回头一看，非常气愤，便往山上而去，永无复还。鲁班媳妇追到山脚下，用手扶着山石，呆呆地望着鲁班远去的身影，悔恨交加，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在今天北响堂刻经洞的左侧山石上，仍“留有”鲁班媳妇的右手手印，地上有她的三寸金莲脚印和眼泪落在地上砸出的许多泪坑。这个传说虽有些牵强附会或者近于荒诞，却表明当地人们对响堂山的认识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上升到历史科学的角度。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证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25页）。
    三、响堂山造像概况及艺术风格
    佛教自汉明帝时期（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首先在统治阶级上层传播，经过黄巾军大起义之后，佛教才真正得以大规模发展，并深入到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经典的翻译增多，出现了以《般若》为主的义理之学，这个时期佛教的演变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三国、西晋的初步流行阶段。东晋、十六国的盛行阶段，南北朝的隆盛阶段，不难看出，这时期佛教发展是愈来愈盛。到了隋唐时代，佛教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上了由盛而衰的下坡路，中国佛教也逐渐趋于衰落。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发展与佛教的发生发展是共命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石窟艺术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云冈、天龙山、河南龙门、巩县、安阳宝山、河北的响堂山等均为这个时期留下的艺术珍品，为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领域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实物资料。
    位于中原地带的响堂山石窟是继北魏以来开凿的云冈、龙门、巩县石窟以后，又新开凿的规模较大的石窟寺，响堂山石窟主要是由北朝末期的北齐一代皇室贵族出资经营，北齐是由鲜卑化汉人高洋（文宣帝）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代魏立齐，改号天保，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一带），并于晋阳（太原）为其陪都，高氏王朝贵族经常来往于二都之间，当时的响堂山（鼓山）是其必经之地。据现存于北响堂常乐寺的“金正隆四年（1159年）重修三世佛殿记”碑记载：“文宣常自邺都诣晋阳，往来山下，故起离宫，以备巡幸……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立春案：三石室指今天北响堂的刻经洞、释迦洞、大佛洞）由此可见，响堂山开窟造像，兴建图庙，是为北齐封建王室避暑游玩的离宫，此外，响堂山开窟造像还别有作用。据《资治通鉴》卷160记云：“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甲申，虚葬齐献武王（高欢）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响堂山开窟的另一作用就是作为高氏王室的陵寝。
    关于响堂山石窟的始凿年代，过去学术界存在两种看法，一为东魏，一为北齐。前者的主要依据有二：其一是前文所提到的《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所记的“东魏武定五年甲申……纳其柩而塞之……”云云，也就是说，在东魏武定五年已有石窟佛寺可供“塞之”，这一点在《永乐大典》中也得以傍证，《永乐大典》引《元一统志》卷13824记，“寺在磁州武安县，齐高欢毙于太原，默置于鼓山天宫之旁……”。这是东魏开凿说的主要文字依据。另一依据是根据北响堂北洞的造像风格而论，在这一点上，已成为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课题，如阎文儒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中说：“北响堂山，也称作常乐寺，石窟群在石鼓山的山腰，共有八个窟，其中主要的是南、北、中三个窟，根据南洞外面北齐天统四年（568年）至武平三年（572年）唐邕的刻经记可以证明是北齐开凿，再以北洞造像风格论，可能要早到东魏。”（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再如张惠明《响堂山和驼山石窟造像风格的过渡特征》一文“北洞佛像造型与东魏武定年间一些造像表露出的新特点，具有某种一致性的趋向，如山东历城四门塔内东魏武定二年题记佛坐像，造型方中显圆，形体宽厚，佛装衣纹简洁，都和北洞佛尊的特点一致……北洞佛像仍然未摆脱东魏清瘦风格的影响，虽正面形体壮实，但侧面依旧单薄，造型也难免呆板之嫌。”（《敦煌研究》89.3）；持北齐开凿说的主要依据亦有二：一是根据道宣《续高僧传.释明芬传》卷26：“仁寿下束、令置塔于慈（磁）州石窟寺，寺即齐文宣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葬中，诸雕刻骇动人鬼”；二是根据北响堂常乐寺出土《金正隆四年（1159年）重修鼓山常乐寺三世佛殿记》碑中记载：“北齐文宣帝自邺诣晋阳（太原），途经鼓山，故起离宫……，山下数百圣僧坐禅行道，遂开三石室，建常乐寺。”这是关于响堂山石窟开凿时间的不同记载，根据近几年的研究，现在学术界对响堂山石窟开凿的看法，倾向于东魏末年至北齐天保初年。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上文所引诸文献提到的石窟开凿时间，是专指北响堂而言，北响堂石窟，原名鼓山石窟，亦名磁州石窟寺，石窟开凿在鼓山之腰，气势雄伟壮观。北响堂现存洞窟22座，自南向北依次为双佛洞、刻经洞（又名南堂）、大业洞、释迦洞（中洞）、明唐洞、宋洞、大佛洞（北洞）、明洞、隋佛龙洞等，洞窟的主体布局完成于北齐，之后隋、唐、宋、明、清及至民国均有续凿。
    北响堂石窟寺按其石窟的自然分布分为南区、中区、北区和九条洞区四个区域，三个区域均以一个北齐大窟为主，即南区刻经洞，中区释迦洞，北区大佛洞。这三个北齐大窟就是前文所引文献中提到的“三石室”。其中最具有响堂风格的是大佛洞，大佛洞是响堂山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的洞窟，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高11.6米，进深12米，面宽13米，主尊造像3.5米高。窟内四壁为大型“塔形龛”，雕刻精美，装饰繁细富丽，是响堂杰出的作品。龛内原有雕像已毁，现存造像是民国年间补刻的。因其刻工精湛，也多为世人所赞。石窟的前壁中部原为平浮雕“帝后礼佛图”，场景壮观，后因前壁坍塌而毁，甚为可惜，现仅存局部可观。中心方柱三壁开龛，后壁不开龛，上部与窟后壁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这种窟形是响堂山北齐造窟的典型型制。该窟中心方柱的上部仍有一空穴，这就是文献所记的齐献武王高欢的陵穴所在。中心方柱左侧顶端并排四个大龛，东起第二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主尊坐像可移动，背后为穴门，可进陵内。（立春案：在今河北磁县有七十二疑冢；过去认为是曹操冢，《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七十二疑冢“条说这些墓葬确凿证明是东魏北齐陵墓。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基本上定为高家墓。见1979年《考古》第三期）该窟也是响堂山最早开凿的洞窟，其造像风格仍保留有东魏遗风。它的开凿可以说奠定了北齐造窟的模式——中心方柱三面开龛。中原的石窟艺术自北魏云冈以来，延续到龙门、巩县，中心柱窟的形式一直是四面开龛，唯下沿续到了响堂独独出现了三面开龛的特殊形式。这个问题从该窟开凿的用意上即可得到解释，我们知道，该窟开凿是为高欢的陵穴，将中心柱上部与洞窟的后壁（山体）连在一起，可以向山体延伸和扩大中心方柱内部陵穴的空间。由此而出现了三面开龛后壁不开龛的结构，这也许是三面开龛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据于其后开凿的响堂山其它北齐窟都沿续了这个类型，形成了鲜明的时代风格。
    位于南区的刻经洞，也为北齐三石室之一，窟内外满刻经文，且字体遒劲有力，在窟外有“唐邕写经碑“一通，碑上详细记录了唐邕刻经的用意、内容、时间等，是研究北朝刻经和校刊佛经版本的珍贵资料。
    隋唐的北响堂没有大的造像活动，位于南区的大业洞内，有大业年间的造像遗存。
    其后唐、宋、明各代都曾或大或小地有过开窟造像活动，但规模远不及北齐时期。
    南响堂石窟的开凿年代，以前没有确切记载。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间，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在清理南响堂第一窟、第二窟门前堆积物时，在第二窟窟门左右侧发现了一处《滏山石窟之碑》，这是响堂山唯一有确切开凿记年的碑刻，具有极重要的研究价值。从碑文得知，南响堂山原名滏山，石窟最早草创于灵化寺比丘慧义，时为“齐国天统元年（565年）乙酉之岁”，石窟初建时，北齐后主高纬和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曾憩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开此滏山之窟”，从此形成了南响堂石窟现在的规模。该碑碑文还记载了南响堂造像的衰落，是由于“武帝东并扫荡塔寺，寻踪敬毁”。按北周武帝灭齐，进入邺都（今临章县邺镇一带）是在建德六年（577年）正月，进邺城后，武帝便召集僧人、道士、沙门赴殿商议道、释、儒三教之优劣，最后因“佛教费财悖道不孝”，下令“毁其境之教”。因此，南响堂北齐窟的造像时间应在公565年至577年间（天统元年至建德六年）。
    南响堂石窟最有代表性的是千佛洞。千佛洞为三壁开龛式佛殿窟，三壁开帷幕帐形龛，龛中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龛下基坛上开壶门，内雕神王像。窟顶为莲花藻井和飞天伎乐，窟内四壁满刻千佛。窟外有仿木构建筑的屋顶形式，其上雕出八层叠涩基、覆钵丘、塔刹（摩尼宝珠）等，形成独具响堂特色的“塔形窟”。
    南响堂北齐七个洞窟中就有三个窟内刻有佛经，即第一窟（华严洞）、第二窟（般若洞）、第四窟（阿弥陀洞）。第一窟内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二窟内刻《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经》，第四窟内刻《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这些刻经字体规整，隶书取势间有楷意，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上述《滏山石窟之碑》中还可以知道，南响堂石窟继北周武帝灭佛衰落之后的再一次复兴是在“周氏德衰，隋国建号”以后。史书记载，周武帝宇文邕于灭齐后的第二年即建德七年（578年）六月卒，其后，皇太子嗣，是为周宣帝，次年宣帝又传位与太子宇文衍，是为静帝，改元大象。宣帝于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卒，而这时的静帝年仅九岁，隋国公杨坚便以国丈、大臣的身份垂手而得周氏天下，建立隋朝，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一反北周武帝废佛之举，而取大力支持的态度。《隋书•经籍志》记载：“开皇元年（581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各下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从风”。开皇三年（583年）又下诏：“朕饮崇圣教，念有神宇，其周朝所废之寺咸可修复”（《辨证论》卷三）。开皇四年（584年）还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毁之佛像，再行安置”（《历代三宝记》），开皇十三年（593年）又下诏，“修复周武所毁之佛像，遗经，并发露忏悔，文帝及后各施绢十二万匹，王公以下及黎庶人施钱百万，参与忏悔者四十余万人”（《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南响堂现存最早的隋代造像是第六窟门外的“开皇四年（584年）造像龛，因此可知，自北周武帝灭齐（577年）至隋开皇四年（584年）约七、八年间南响堂没有造像活动，开皇四年以后才恢复造像。而被北周武帝毁坏的经像及因灭法而没有完工的经像，在隋开皇十三年（593年）文帝下诏“修复周武所毁的佛像遗经”之后才得以恢复。现存于第四窟右侧的隋开皇十三年重修碑可证（《河北磁县.河南武安.响堂山石窟》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
    由于受统治阶级上层的影响，隋代佛教重新兴盛起来，响堂山石窟也很快适应了这种情景，又出现一阵造像热潮。据笔者初步统计，响堂山现存隋代造像计50余处，星罗棋布般分布在北齐龛内外，这时期造像的显著特点是没有大龛只凿有小龛，最大的龛高180厘米，最小者仅30厘米。这正是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的豪华富有和隋代新兴地主阶层抬头的史实写照。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这个时期，响堂山无处不留下唐代造像的遗迹。南响堂北齐窟内外参差无序地布置了诸多唐代作品，同时石窟区的东面崖上，也出现了一群唐代密宗造像龛。这些作品雕工精细，造型优美，宛如园林中的建筑小品一样，点缀了空旷的石窟壁面。
    宋代开凿的第八窟（西方洞）规模甚小，雕饰简单。其后南响堂造像活动渐少。
    响堂山石窟主要代表了北齐的佛教造像艺术，是短暂的北齐王朝留下的最大的艺术宝库。近年来，学术界将响堂山的雕塑艺术誉称为“北齐造像模式”。综上所述，我们分别从洞窟形制、造像风格及雕刻技法三方面对北响堂北齐风格归述如下：
    1、洞窟形制响堂山北齐洞窟的形制可分为以下几种：
    中心方柱塔庙窟：有南响堂第一、二窟，北响堂第四、九（以下简称南一、南二、北四、北九窟，其它类同），窟平面方形、平顶，中心为方柱，三面开龛或一面（正面）开龛（北四、南二），后壁上部与洞窟后的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窟内四壁凿佛龛，前壁正中为窟门，门上有明窗二，明窗间平浮雕大型帝后礼佛图（北六）或阿弥陀净土变（南一、南二），均以场面宏大，场景壮观为特性。
    中心方柱塔庙直接继承了云冈中心塔柱窟的形式，只是将云冈繁复、琐碎的“三层或五层每层三面每面各凿一佛龛的楼阁屋檐形中心塔柱”的形式改为“三面（或一面）每面开一佛龛”的简捷、明快、大方的中心方柱的形式，从而体现出了北朝石窟中心柱窟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
    三壁三龛佛殿窟：有南三、五、七、北三。窟分前廊后室（南七、北三）面阔为三间四柱，明间正中开窟门，次间各开大龛，龛内雕踏山力士像，明间上部为印度式拱，次间额枋上为一斗三升拱。窟檐雕出仿木结构建筑形式的滴水、圆椽、筒瓦等，瓦垅上有八层叠涩基，基上浮雕大型山花蕉叶覆盖窟顶，大蕉叶拥托覆钵丘，丘上雕出象征塔刹的双层火焰宝珠。窟内平面方形、穹隆顶，正、左、右壁各开帷幕帐形龛，龛内雕一铺三尊（南五）、五尊（南七）、七尊（北三）像，窟顶浮雕莲花藻井及飞天伎乐，地面浮雕大莲花，莲花中间置博山炉（南五）窟门两侧刻大番卷草纹和连珠纹，上部刻飞天。
    这种窟的形制基本上因袭了北魏后期龙门产生的三壁三龛窟（如龙门的石窟寺、魏字洞等）形式。
    四壁设坛窟：分方形平面平顶（南四）和方形平面覆斗顶（南六）两种，这种窟的主要特征是四壁设环坛，坛上圆雕造像。正、左、右壁为一铺五身或七身组合，前壁窟门两侧坛上雕力士像。
    这种窟形，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将它与三壁三龛窟划入一类，这种形式在北朝石窟中属于新样式。隋唐以后的龙门石窟才出现。
    2、造像风格从东魏武定末年至北齐后主高纬时期，尽管时间较短（约20多年），佛教没有多大的发展变化，但毕竟属于改朝换代阶段，统治阶级为了表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要改变前代遗风，反映到佛教造像上也毫不例外。响堂山作为北齐皇室开凿的大窟，更多的体现了这一点。如响堂山最早开凿的北响堂第九窟（大佛洞），从《资治通鉴》的记载可以知道，（在“东魏武定五年已有石窟佛寺可供‘塞之’”），石窟的凿刻时间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年）之前，然而它却与同时期（或稍前）的诸多造像大相径廷，格调异趣。远的不说，我们将其与相距仅90公里的安阳岚峰山东魏武定四年（548年）开凿的大留圣窟相比，即可见异同。（见《中国美术全集》卷十三）。在高氏开凿北洞以作陵藏之时，高氏父子则实际掌握着东魏的政权。从这一点上正好反映出高氏欲篡夺权位，改朝换代的野心计划。（不出三年，便将东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齐）
    这时期佛的造像，形体敦厚结实，表现出北齐民族的强健和豪迈，面稍丰满，高鼻长目。结跏趺或半结跏趺坐于园莲座上，衣纹疏宕，成不规则阶梯状布于全身，佛衣下摆铺于座面。
    菩萨的主要风格表现在浑圆敦实的体态上，其造型给人一种厚重之感，如南响堂第七窟内的菩萨，面相丰圆，体态健壮饱满，腹部略隆，衣纹华丽，上著披帛，下著大裙，裙裾贴体，作出水式，头戴宝冠，宝缯下垂至肘部。另外，北响堂第九窟左龛和南响堂第一窟左龛内的菩萨，充分表现出扭躯斜胯鼓腹，重心落于一脚的特点，以前者（北第九窟左龛）为甚，这不能不承认是开启了隋唐造像那种“浓艳丰肥”“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
    声闻弟子面型与菩萨同，体态浑圆，衣式简洁明快，下身也与菩萨相似，有“曹衣出水”之风。身体比例上略显上长下短。
    3、雕刻技法响堂山北齐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继承了北魏的风格，一方面又创造出新花样。北魏时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纹表现为阶梯式，给人一种纯朴、粗旷而又生硬的感觉。响堂山在吸收这种技法的同时，又使用了圆刀法进行混合处理，尤其表现在衣纹转折处更为明显，（如南七菩萨、北三菩萨）使造像的服饰趋于圆润，富于真实，在表现造像的肌体上则更多的使用了圆刀法（如北九南龛左菩萨，赤足，屈体，酥胸坦露，腹部隆起），坚细易雕的石质加上艺匠们娴熟精湛的雕刻技法，使造像平添了无限的生命力，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可以说，北齐艺匠在表现人物个性方面是很成功的。
    除此之外，响堂山还出现了物象外减地浮雕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代表在北响堂第九窟内，环窟室壁脚一周，雕刻题材均为供养人和博山炉，物象内没有任何雕饰，其细部的表现应用彩绘完成。此外，该窟前壁窟门两侧的“帝后礼佛图”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石窟雕刻与壁画彩绘相结合也成为响堂山的一种风格。物象外减地浮雕的形式是继承了汉墓中画像石、画像砖的传统，应该与此窟拟作高欢陵墓有关系。
    四、响堂山石窟的保护与破坏及其研究
    响堂山石窟自东魏末北齐初开凿以来，历经千年风雨沧桑，而今留下来的多为缺头少臂的残体，看后令人痛心。
    据现存于南响堂第二窟门外的隋代《滏山石窟之碑》记载：响堂山石窟最早的一次破坏是在北周武帝时期，时间大约在北周建德六年左右（577年）。在这之后的唐、宋、元、明、清各代，响堂山断断续续都有装修、造像活动。到本世纪20年代，武安伪县长李聘三勾结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将许多造像及细部雕刻盗凿并运往国外，响堂山石窟遭到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破坏。这次破坏导致并形成了现在缺头少臂的局面。
    最早对响堂山石窟开展研究工作的是日本学者长畈大丁，1922年，他先后三次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并在国内发表了调查报告。
    我国学者对响堂山的研究开始于1935年。是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考古组徐炳旭、顾颉刚老先生带领数人在南、北响堂进行了拍照、拓片、记录、整理有关造像题记、校刊刻经、编制碑目、文字记录现状的工作，其后印行出版了《南北响堂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确认了响堂是以北齐石刻为主的石窟群，这是国内研究响堂的最早著作，也是我国学者对石窟寺艺术这门学科研究的创始。1963年11月，营造学社刘敦桢继徐、顾二老之后又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其主要观点阐述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同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也对响堂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调查，其调查结果主要收录在《河北磁县河南武安响堂山石窟》一书。1956年，王去非先生参观了响堂山石窟，并对响堂山的编号问题提出疑问。1957年，刘慧达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实习队对响堂山石窟进行了测量、绘图等，后因十年动乱，资料散失。1988年8月马世长带领北大考古实习生对响堂作了编号、记录、测绘等工作。1998年赵立春带领峰峰文保所的张秀君、许培兰对南响堂进行了调查，并完成了十多万字的调查记录。2000年，赵立春主编出版了《河北响堂山石窟》图册。2002年，赵立春编著出版了《河北响堂北朝刻经书法丛书》三本。
    响堂山石窟艺术不仅深得学者们的厚爱，而且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早在1956年这里便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响堂山石窟文物保管所（即今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的前身）。1959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冒雨参观了南响堂，并对第七窟（千佛洞）内的飞天、伎乐等造像给予了高度赞赏，并指示当地负责人要保护好这处艺术宝藏。因此，在“文革”期间，响堂山石窟免受了灾难。1961年3月4日，响堂山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响堂山石窟也愈得到国家及艺术界同仁的重视。1987年，国家拨款对南响堂石窟窟前的堆积物进行了清理，出土了重要的《滏山石窟之碑》和保存完整的第七窟“覆钵塔”形窟顶，另外，还出土了大批的石刻造像残段，为研究响堂艺术及其相关学科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1990年国家文物局拨款30万元对响堂进行加固，同年，响堂山石窟又被列为河北省风景旅游区，峰峰矿区人民政府也对响堂山石窟极为重视，利用其自然条件，人文景观、景区，开辟了北响堂风景旅游区，现国内外游人络绎不绝。响堂山作为传统文化的信息载体，融文物考古、美术雕塑、佛教艺术、书法艺术为一体，使人们在观光之余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近年来，新一届峰峰矿区领导班子更是加大了对响堂山石窟的保护和开发力度，使其逐步成为一个集文物考古、假日休闲、文化品赏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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