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二十四史》的幕后故事

    
    一
    司马迁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许多治史的原则，都是司马迁提出的。不过这些原则，他自己就常常做不到，——正如亚里士多德虽然是逻辑学的创始人，但老亚的文章，不讲逻辑的地方也正多。司马迁是太了不起的文学家，因此创作的冲动常常压倒对史实的尊重。大概说，春秋时的历史，若《史记》与《左传》不同，我们多取《左传》的说法；汉代的历史，《史记》与《汉书》有差别，也往往是《汉书》可靠。獠⒉挥跋臁妒芳恰返奈按螅蛐恚飧盟闼韭砬ㄓ忠幌钗按笾Α?/SPAN>
    《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极好的散文。父子执手流涕，以史书相托付的场面，尤其感人至深。古代史学往往是家传，这种父亲草创，儿子竟功的史书编纂过程，是常有的现象。《史记》之后，最著名的自然是班彪、班固父子著《汉书》。此外如姚察、姚思廉父子著《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著《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作《南史》、《北史》等等，也是如此。
    二
    从文化人格的角度看，班固远不如司马迁有魅力。文人脾气发作的人，瞧不起《汉书》的从来有不少。其实读书稍微认真一点，就不能不佩服班固治史的功力。尤其志书和史表，成就更是司马迁所不能比的。
    单就文章而论，班固也未必不如司马迁。只不过丰瞻详密的文字，不如司马迁扬才露己，因此不那么打眼。细看下来，也许会觉得很多地方，《汉书》更堪咀嚼。古人以《汉书》下酒，是很聪明的作法。
    班马优劣的争论，自从这两部书都问世以来就没停过。支持太史公的当然要多一些（尤其是唐以后），但似乎要直到批判封建伦理了，才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其实马班就如同李杜，可以各有所偏爱，但谁更好一些，还是不要有定评的比较好。
    三
    我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是，如果贾环作《红楼梦》，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子。范晔是大家族的庶子，身份正与贾环相类似。当然脾气完全不同。范晔是很爱玩个性的人。一个有名的例子是，给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办丧事的时候，他居然拿挽歌下酒（古人的下酒菜就是丰富），开怀畅饮起来。范晔琵琶弹得好，宋文帝想听，但他就是耍酷不弹。逼得宋文帝只好亲自唱歌，才求他伴奏了一曲。范晔这样的脾性，后来居然也学人家搞政变，被杀头当然是免不了的。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云：“吾杂传论，皆有深意精旨。至于《循吏》以下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气魄如此，简直就是刘宋时的李敖。这样自命不凡的人物，当然倾向于不信鬼神。范晔的这一点，很为今人称道。不妨顺带一提，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就是范晔的侄孙。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里批评范晔，说他著史而不作《食货志》，乃是避难就易，我以为也实在冤枉了他。范晔是十足的文人，不比马克思主义史家特重经济史。没有《食货志》，大概是他就没觉得这玩意有什么谈头，而不会是明知重要，却有意不写。——范晔被杀头时，他的合作者谢俨畏祸，把《后汉书》的志部分给毁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后汉书》的志，是后人拿西晋司马彪的志补的。
    四
    陈寿的《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历来的史家为了这点争得一塌糊涂。不过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不管它。
    东汉末的王允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致使谤书传世，于是杀了蔡邕。这话诸葛亮一定很赞同，所以他防患于未然，蜀汉干脆没有设史官。陈寿虽然本是蜀国人，但著史的时候，却是采集蜀史的难度最大。
    本来就常常面对史料不足征的问题，陈寿又过分追求简洁，所以光看《三国志》，所能了解的三国历史不免有所局限。差不多和范晔同时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补充了许多史料。史学名著往往也有名注，如《史记》的三家注，《汉书》的颜师古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都是后人读史时所必读的。但恐怕没有谁的注，像裴松之的注之于《三国志》那样重要。
    《三国志》似乎是前四史里比较平淡的一部。像我这样毫不专业的人读《三国志》时，最佩服的居然是罗贯中。因为关于同一个人物，裴注里搜集的史料常常不但互不连属，而且自相矛盾，罗贯中作小说的时候，却能将之熔铸于一炉，塑造出一个完整自洽的性格来。对小说家而言，这实在是一种很了不得的功夫。
    五
    二十四部正史成书的顺序，并不与历史上朝代的先后相同。譬如后汉在三国之前，《三国志》写成却比《后汉书》早一百来年。关于两晋南北朝的史书，较早完成的有三部：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这三个人里当然是沈约名声最大，学文学史的时候，总要提他的“四声八病”和对刘勰的提携。沈约自幼立志，是要写一部晋代史。他在《晋书》上花费了二十多年的心血，而于《宋书》则投入不多，不过一年时间就定了稿。但现在他的这部《晋书》和他自谓“入神之作”的《四声谱》都已湮灭不存，只有《宋书》流传至今。书籍传世，常常也并非优胜劣汰，殆亦有幸有不幸焉。
    沈约作《宋书》，多利用徐爰作的纪传和何承天的志。何承天是有名的科学家，中学历史书上都会提到。《宋书》的志历来颇受重视和好评，而又以天文、律历志为特出，大概很多是何承天的功绩。
    刘宋时候的风气，谈事情的时候特别喜欢上溯源流。连三国两晋时候的志，都有赖《宋书》补足。《宋书》的乐志，详细到记录下歌词和曲调；然而却没有刑法和食货志。大概也是和沈约个人的偏好有关。
    沈约是很讲究门第的人。士族里有人把女儿嫁给庶族人家，在他看来这和人兽交配也差不多，所以要皇帝把此人“禁锢终身”。梁武帝代齐，沈约参与策划。后来沈约得病，他认为是因此遭了天遣，于是让道士“奏赤章于天”，说这事和自己无关。梁武帝为此很恼火，沈约于是吓死了。
    和沈约差不多同时的萧子显，作《南齐书》。他是齐高祖萧道成的孙子，作史的人怎么为祖宗吹牛，此书提供了典型案例。他虽然是很多历史事实的亲历者，但以齐的宗室而在梁朝做官，不免忌讳太多。很多记载还不如后来的《南史》详备。
    魏收大概是二十四史的作者里面名声最坏的一个，——但也有可爱的地方。此人弄戟不成，转而作文，又恃才傲物，不拍权臣的马屁，却挑剔人家文章写得不好，倒是有点像《围城》里的董斜川。魏收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头上换了九个皇帝，北齐时开始作《魏书》。
    北齐文宣帝高洋虽然对魏收说过：“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但高洋这人，是个颇具行为艺术家气质的杀人狂，他的保证可谁也不敢当真。更早的时候，高欢也曾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这话看怎么听，是重视，也可以当作威胁性的暗示。魏收写魏末事多曲笔，实在也不奇怪。
    其时门阀制度兴盛，每每朝代更替而世家大族岿然不动。《魏书》往往将一家人写进一篇传记，有的传至于列举传主家人达66人之多。《魏书》一问世就饱受攻击，和此点也大有关系。很多大家族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闹到皇帝跟前，搞得《魏书》不得颁行。于是“秽史”之称，几成定论。然而此书史料价值很高，不同版本的魏史只有他流传至今。一些考古发现，也证明了他的记载很精确。
    清四库馆臣论《魏书》：“魏、齐近世，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然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无一字之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
    魏收作《魏书》，自然以元魏为正统，大骂南朝是“岛夷”，很多地方提起，语气都有些不屑。但骨子里北方对南方文化普遍还是有自卑感的。邢子材骂魏收抄袭南朝的任昉，魏收不能反驳，只好回骂：你还抄沈约呢。这种互相揭短的对骂，大约最能令看客们过瘾。当时南北一度通好，魏收出使梁朝，抓紧时机买了几个江南的丫环，盖政治上不妨自傲，但江南金粉，究竟非北地胭脂可比也。
    六
    中国是有盛世修史的传统的——现在国家花大价钱修清史，大概就是要用修史，来反证现在是盛世。唐初修成的正史，计有八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
    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太宗）大开史馆，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事。自兹以往，习为成例，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例如房乔、魏征、刘昫、托克托（按，即脱脱）、宋濂、张廷玉等，尸名为某史撰人，而实则于其书无与也。盖自唐以后，除李延寿《南史》、《北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外，其余诸史皆在此种条件之下成立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唐初为正史修撰的一个重要转折，殆无疑问。但梁任公行文振聋发聩，有时不免夸张了些。譬如唐以前的史书比较精确的讲，应说是一人主撰，而非“成于一人之手”——前四史里就只有《三国志》符合成于一人之手标准。唐初八史里，非特《南北史》，《梁书》、《陈书》、《北齐书》也都是父子相传写成，显然这更近于唐以前著史的传统。魏征总监诸史的修撰，花费的心力确实不少，也与后来的刘昫、脱脱仅为挂名的情况大不相同。
    我觉得另外一个可提的差别是，唐以前诸史家，除班固外，（狭义的）文人气质都比较浓郁。司马迁与魏收人格高下固然相去极远，但都是头角峥嵘之辈。而到唐时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药诸人，则大抵是儒臣人格了。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官修正史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个性太强之人自然被淘汰出去，或者不得不收敛起来。“八史”编成后不到五十年，《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在史馆供职，就呆得苦闷异常。
    唐初修史，第一个要提的人物是令狐德棻。是他首先向唐皇提出了抢救文化遗产的建议。抢救的对象分两部分，一个是古书图籍，一个是采访动员周、隋时老人，记录下他们的见闻。唐初史书，“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
    经过讨论，定下来要写《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和《隋书》六部史书。下面一部一部的说。
    《晋书》，参加此书编撰的，多达二十一人。多人修史的毛病，它也基本犯齐了。有传与传自相矛盾的，有一件事写上两遍的，有某事称见某某志，而晋书实无此志的。当然，编的差的史书，往往倒包含的史料丰富（后来《宋史》、《元史》均是），《晋书》又不曾为清代那批咄咄逼人的学者十分关注，所以若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或者倒不至于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受。
    唐太宗亲自为《晋书》写了四篇论赞，因此这部《晋书》题为“御撰”。其中论王羲之的那篇，我在好几本文选里都读到过。太宗皇帝是王羲之的追星族，狠夸自己的偶像之外，除了对钟繇还稍客气，把其余的书法名家都大大挖苦了一通。他骂人时的一些比喻，刻薄而富于想象，有钱钟书的风味。
    唐以前晋史已经号称有十八家，实际还不止此数。这部《晋书》问世，其余的晋史就都逐渐消亡了。是不是这部《晋书》就一定是写的最好的？不知道。要是没有这部官方发行的晋书，其余的晋史是不是就或许能流传至今？自然也不知道。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他父亲李德林做过北齐的大官，他因此能知道很多第一手的资料；他写作此书的时候，距离北齐灭亡时代已远，他自然也没什么顾忌。此书很多地方是口语化写作，语言生动活泼；又由于北齐的皇帝都是军队里出来的纨绔，对他们的描写于是更成了痞子文学。可惜此书亡佚得厉害，今存已不足20卷，但从《北史》和《资治通鉴》的转述里，也隐约可以窥见其风貌。
    李百药比较关心科技，像纂母怀文怎么给宿铁刀淬火的细节，换到姚思廉那里，很可能就不会写。但李百药又很迷信，他记录天命、报应之类的兴趣，搞得总监诸史的魏征实在受不了，不得不在他的帝纪后面又写了一篇总论，加以匡正。
    唐太宗大开史馆修史，自然有其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南北朝这段历史，以北周的状况，最为唐王朝重视。唐代隋，隋代北周，有很明显的一脉相承的关系。而北周、隋、唐三代皇帝的祖籍，又都出自关中武川（虽然李家有些可疑）。《周史》由作为诸史主编（“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的令狐德棻亲自操刀。此书的“政治正确”，自不待言。
    令狐德棻视野开阔，北周立国仅二十五年，灭北齐之前，地亦仅西北一隅。而《周书》从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写起，又对东魏、北齐及南朝梁、陈的重要史实均有简要叙及。他剪裁史料的功夫，也很被称道。
    官做得大，则不能推托的人情也就较多。人情佳传的问题，诸史皆有（《史记》里也有几篇似有嫌疑），而以《周书》较为突出。令狐德棻显然很以自己的家族为荣，他为自己祖父令狐整所作的传记，罗列起官爵、门第来滔滔不绝，自鸣得意之气，扑面而来。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言下似有隐痛。儒生们大概不少是以拥有实际操作的能力为耻的。不懂科技者，还不妨将之引为谈资，或者居高临下的给几句嘉许；懂得的，反而成了心头的疮疤，触碰不得。从家学上说，唐初这几位史家里，姚思廉和理工科最接近——他祖父姚僧垣是一代名医。但姚思廉的《梁书》、《陈书》里却对科技最漠不关心，至于祖父“知名梁武代”乃是因为医术，更是绝口不提。
    一般认为，姚思廉是《梁书》和《陈书》最主要的作者，但姚思廉把著史的业绩，大抵归功于自己的父亲姚察，称自己的工作只是“稍就补续”。《梁书》不长，《陈书》则是二十四史中最短的一部。姚氏父子都曾在陈朝为官，著史时很多当事人还在世，不免有所避忌。
    就文笔而论，姚思廉是学习司马迁学得较好的一个（连姚察临终前，将著史的事业托付给儿子的细节，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会于河洛之间的情景，都十分相似）。当时的风气，史书论赞多用骈文，但《梁书》、《陈书》的“史臣曰”却是用散文写的。有人认为，早在韩愈之前，姚氏父子就开了古文运动的先河。
    《隋书》的撰著者阵容比较强大。总其事者魏征，其下是颜师古、孔颖达（这二位据说是多数纪传的作者）这样的大学者。但书的质量却平平。隋代的史料损失惨重（唐武德五年，将隋在洛阳藏书运往长安，在三门峡翻了船，图书留下的不过一二成），著史谈到有些问题，只好径称“史失其事”。本书的编次，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晋书》类似。
    唐初的几部官修正史，除《晋史》外本来都没有志。编写隋书的志的时候，将其余梁陈齐周的志也补齐，称为《五代史志》。五代指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和后来的残唐五代自然没有一点关系。这部分内容后来都编入了《隋书》中。
    当时实际上修成的史书，比原计划多了两部，就是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当时史馆里，李延寿年纪不大，地位也低。小鬼难当，他自然忙得很，《隋书》、《五代史志》等几部属于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的史书，著作者名单都能找到他的名字。史馆的本职工作李延寿完成得不算坏，但另外一件事显然更让他兴奋和忙碌，那就是大量抄书。南北朝的几部断代史里所没有采录的史料，尤其是杂史小说之类，李延寿前后抄下来的总共有1000余卷。他一辈子仕途平稳，没倒霉，但也没发过财，因此雇不起小秘，所有这些誊抄工作，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班固著《汉书》以来，断代作史，已成惯例。但照这个法子来写南北朝史，实在有不合适的地方。一个个朝代太短命，就很难将某人归为某代；而南北对峙，又各自尊大，你称我索虏，我叫你岛夷，以某一方的立场著史，则不免失实。李延寿心里，对几朝历史分头编纂的办法，是不满的。但政策已定，他不能反对，于是就要另编一部出来争胜。值得称道的是，作为六史主编的令狐德棻对手下这种和自己抬杠的作法不但没有打压，还对李延寿的作品颇为赞赏，然后《南史》、《北史》才正式进奏于朝廷。
    《南北史》的好处，首先是简明清晰。这两部史书当时虽然不大被人称引，但后世却流传最广。到宋时《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已都有残缺，倒要靠李延寿的书来补足。司马光对李延寿十分赞赏，在一封私人信件里，隐然有推他为陈寿之后第一人的意思。
    唐初重阀阅，高门大姓对自己的家族固然津津乐道，寒微人士，也爱讲自己祖上曾阔过。李延寿把自己的家谱，一直数到帝高阳氏那里，其上溯之远，仅次于自称少皡金天氏之后的沈约。屈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兮”就已不可考，李唐时再讲这个话题，实在有点搞笑的意味。当然，认祖宗笑话闹得最大的是魏收，他自称是西汉初魏无知的后代。汉初到北齐相隔七百余年，魏收从无知排到自己，居然只排了七代人，也实在是“无知”得可以。
    七
    记述唐、五代史的正史四部，照成书顺序排，《旧唐书》（公元945年）、《旧五代史》（974）、《新五代史》（1053）、《新唐书》（1060）。
    儿皇帝石敬瑭倒是很关心文化建设，他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己亥称帝，同年闰十一月甲子就诏令宰相赵莹监修国史。到945年成书的时候，宰相换成了刘昫，于是他捡了便宜，现在提到《旧唐书》的撰者，首先说起的往往倒是刘昫了。
    945年是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当皇帝。石重贵以向契丹称臣为耻，这本来可算是有骨气，但他外交手段实在太不高明。于是后晋和契丹之间交战不断，《旧唐书》成书两年之后，契丹就攻入汴京，大打草谷。经此浩劫，此书居然能完整的保存下来，也可说侥幸得很。
    宋初的学者，对这部成书于离乱之时的史书似乎不大待见。曾公亮的《进新唐书表》：“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因此重新作出一部新的唐史，实在也是必然的。
    《新唐书》最重要的作者是欧阳修和宋祁。这二位的文学观念我们都熟悉，他们著史有行文简洁的优点，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也有矫枉过正的地方。宋祁因为自己年轻时喜欢过骈骊文字，所以后来他对这类文章的愤恨，反而来得特别突出。而唐朝人却是爱用对偶的，因此一些重要的奏章诏书，都被他删掉了。明嘉靖时重印《旧唐书》的序文里，就很有以为《新唐书》多此一举的意思，所谓“奈何宋之庆历，又出新编，大有增损，至使读者不复得睹唐朝一诏令”云。
    新旧《唐书》所依据的史料，有很大的不同。《旧唐书》编纂时，天下兵荒马乱，自然不能大范围的搜罗史料，但石晋距离唐覆亡时，相隔不过三数十年，故老旧人在世的尚多。吴兢、韦述的《唐书》和唐诸帝的实录等原始材料征引起来，也十分方便。到欧阳修、宋祁那里，上述著作就都不存了。但其时承平已久，很多散佚的文献，逐渐出世，这些却都是刘昫等所不能见到的。新书的《艺文志》与旧书的《经籍志》比较，即可知二者可参考的资料，多寡相去实不可同日而语。
    宋太祖开宝七年，薛居正等撰成《五代史》，后来欧阳修嫌他不合“春秋笔法”，又以个人身份重写了一部。为示区别，前者称为《旧五代史》，后者称为《新五代史》。欧阳修这本流传要广得多，《旧五代史》到明初就绝版了。今天我们还能读到它，多亏了那部规模大得当时没法刻版印刷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有一个极为可贵的特点，就是它所引的各项材料，完全据原书整部、整篇、整段的抄录，一字不改。《旧五代史》的内容，分散在《永乐大典》各条之下，拼凑起来，居然几乎仍可窥其全貌。于是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又把这部书从《永乐大典》里辑出。编《四库》是不是文化浩劫，这个问题争论不少，但仅就此点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功绩。明亡时《永乐大典》正本已不存，四库馆臣所能见到的，已经只是一个残缺了2400多册的副本，而到了清末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副本也几乎全毁。现存的《永乐大典》残卷，和《旧五代史》相关的，不过一百一十六条（据陈尚君《〈永乐大典〉残卷校〈旧五代史〉札记》）。如果当时他们没有做这个工作，今天我们就只有徒呼奈何了。
    四库馆臣比较新旧《五代史》说，“有《薛史》以综事迹之备，有《欧史》以昭笔削之严”，这个评价可称精当。但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春秋笔法什么的大家也不是很关心，材料翔实才是第一位的。“笔削之严”远不如“事迹之备”来得重要。
    八
    蒙古人为前朝修史也算热心，世祖中统二年（此时尚在蒙古建元之前），就计划为辽、金两国修史，总领此事的是耶律铸。耶律铸是耶律楚材的次子，也是元初的一位名臣，但和《神雕侠侣》里的耶律齐显然没什么关系。《神雕》是金庸有历史背景的小说里，史实考订最荒疏的一部。让耶律铉、耶律铸兄弟人间蒸发，另安排出二子一女来，本来也没什么。但老金名字实在起得太差，耶律楚材自己字晋卿，断没有再给自己的大儿子起名耶律晋的道理。
    辽、金二史在耶律铸手上没什么进展，之后拖拖拉拉，一直到元代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时候，脱脱担任宰相，才算正式开工。这之间大概80年的时间，所做的事情，就是为辽、金、宋三国，究竟该尊谁为正统扯皮。
    中国史学史上，正统之争，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在汉人看来，三国中以宋为正统，应该没什么疑问。但蒙古人以异族入主中原，自然不甘把同为少数民族的辽、金仅放在“载纪”或“世家”的地位上，于是争执不下。幸亏脱脱头脑灵活，定下了三史平等对待，皆为正统的大政方针，不然这三史的修撰任务，就只好都拖到明朝了。而一旦开工，完成得倒快，不过两年半时间，三部史书就全部结稿。
    脱脱上台之前，执掌元朝廷大权的，乃是伯颜（和灭南宋的伯颜当然不是一个人）。伯颜鼓吹蒙古人的民族意识，大搞类似“去中国化”的运动，搞得朝政举步维艰——《倚天屠龙记》里写到的，要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荒唐政策，就是他的主意。脱脱新官上任，“旧政更化”，要以“儒术治天下”，自然忙得焦头烂额。三部史书编纂，他其实没空亲自动笔，但他拿江南三省的前南宋学田钱粮作为修史费用，却是解决了经济基础的问题。现在拍部电视剧，出钱的人挂个编剧或副导演的名，也不稀奇。三史撰人都题为脱脱，那是自然得很。
    说起元末三史哪部编得最好，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是《宋史》。其实宋史最大的长处就是长，496卷，500多万字，名列二十四史第一。至于编次，则以繁芜杂乱出名。自然，原始史料保存得是多的，从今天的角度看来，编得差未必不是一项长处。
    因为间隔太远，文献散失太多，《辽史》编纂，不免时时面对资料匮乏的问题。三史中公认水平最高的，乃是《金史》。清代赵翼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
    金史所以能编得好，为《神雕侠侣》写主题歌的元好问也必须要提一下。女真族确实是吸收汉文化效率相对较高的民族，被蒙古人打得狼狈的时候，“国亡史作”的观念已是很多金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元好问他们那时就在整理史料上花了大功夫，给元末的金史编纂，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九
    从很多方面看，《元史》和《明史》都处于两个极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的后记里，提到过《元史》和它的主编宋濂：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资料，命他续修，又只六个月就马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国正史中质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从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历六十年而始成书，草率与严谨相去极远，无怪后人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单是从宋濂题画、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他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错误百出。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这番话，大概代表一般传统历史学家的意见。但换一个研究角度，则就会有不同的意见。元史成书仓促，错误很多确是事实，但也因此它很少带上修史者的意见和判断，较多保存了史料的原貌。比如元史的本纪部分，除顺帝一朝外，它依据的是十三朝的实录，而现在实录已经不存，全靠《元史•本纪》才保留下部分内容。《剑桥中国史》元代部分的作者之一，牟复礼教授就认为，《元史》“作为中国标准正史的这些缺陷已经被它的其他价值所抵消”。而相比而言，《明史》倒显得“过于精心编纂”了。
    文章来源：博客发布日期：2007年2月1日
    “门徒尝数百人”
    刘士林
    近来无事，翻读清人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但读了几十页以后，就再也看不下去了。因为在书中总是碰到这个叫人有点心痛的句子，“门徒尝数百人”。这里先摘录几段：
    刘昆字桓公……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时，教授弟子五百人。每春秋飨礼，常备列典仪，以素木匏叶为俎豆，桑弧蒿失以射兔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属吏而观之。（第7页）
    虞翻字仲翔……翻性疎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神仙邪！”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尝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第15页）
    杨政字子行，……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锵杨子行。”教授数百人。（第20页）
    张兴字君上……建武中，举孝廉为郎将，谢病去，复归聚徒。……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且万人。（第21页）
    郎顗字稚光，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第26页）
    董春字纪阳，少好学。……后还为师，立精舍，远方门徒、学者常数百人。每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余人。（第30页）
    ……
    每读至此，我便不由得要废书长叹。我总算明白了素来被目为枯燥乏味的两汉经师们之所以不寂寞的原因了。这种“门徒尝数百人”，好像还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遗风，依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之说，墨子有大弟子百八十人，比孔子的七十二人还要多。门徒众多，影响巨大，这也是庄子“用剽剥儒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原因。庄子的弟子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但有一定的数量却是无疑的。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杨朱的弟子，孟子《滕文公下》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就表明了这一点。有理想，还有这样的人力资源，当然是他们可以超越世俗的最重要的基础。
    这些经师也不仅仅只会耍嘴皮子，其中也有异常刚烈而近乎墨家者，而完全不像人们想象的那种只能“皓首穷经”、“百无一用”之徒。其中典型如杨政，“为人噬酒，不拘小节，果敢自矜，然笃于义”，当他的老师范升出事时，“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抱升子潜伏道旁，侯车驾，而持章叩首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旌头又以戟叉，伤政胸，犹不退。哀泣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即尺一出升”。他们也不尽属西人所谓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是可以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其中典型如刘昆者，“迁弘农太守，先是崤、函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作者唐晏曾于此处下按语说，“西汉儒者，其穷经之余，多能及于礼乐。如昆之教诸生，虽阙里之风，何以加乎？有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宜其致猛虎渡河之化也。”
    而这些，都是我仅看了几十页，就再也看不下去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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