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小考十题

    
    一、“桃园结义”时刘备多大？
    《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时，刘备“年已二十八岁矣”。在他看到幽州刺史刘焉的招军榜文的当天，先后认识了张飞、关羽两位豪杰；次日，三人便举行了脍炙人口的“桃园结义”。
    这里说刘焉是“幽州刺史”，属于艺术虚构。不仅如此，就连“桃园结义”这个情节也是虚构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写道：“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同书《张飞传》也写道：“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这两条记载，只是说张飞把关羽当作哥哥看待，二人忠心耿耿追随刘备，而刘备对他们也十分亲近，“恩若兄弟”；但并没有说三人正式结拜为兄弟。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对“恩若兄弟”一语加以增饰渲染，逐渐形成“桃园结义”故事。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已有《桃园结义》一节，元杂剧也有无名氏撰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正是在此基础上，罗贯中在《演义》中设计了“桃园结义”这一情节。由于它是“恩若兄弟”这个史实的合理延伸与发挥，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符合读者的心理，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几百年来，影响极大，妇孺皆知。
    然而，说刘备当时“年已二十八岁”，却有问题。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卒于章武三年(223)夏四月，“时年六十三”。古人计算年龄都算虚岁，照此逆推，刘备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161)。那么，中平元年他应该是二十四岁。
    （原载1991年3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6期转载。）
    二、关羽的籍贯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很多读者会认为简直不成问题：关羽是“河东解良人”嘛，《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到关羽首次出场时，就自称“河东解良人。”其实，这个说法是有毛病的。
    按照历史小说写作的通例，在介绍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的籍贯时，应该使用当时的地名；历史人物自我介绍时，更是应该如此。《三国演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做的，例如：刘焉为“江夏竟陵人”，董卓为“陇西临洮人”，孙坚为“吴郡富春人”，乐进为“阳平卫国人”，刘表为“山阳高平人”，赵云为“常山真定人”，张辽为“雁门马邑人”，诸葛亮为“琅琊阳都人”，庞统为“襄阳人”，等等，均系直接抄录有关史书。对此，作者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作任何改动，因为这与艺术虚构毫不相干，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并无任何价值，反倒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所以，介绍关羽的籍贯，当然也应该以有关史籍为准。
    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关羽是“河东解人”，也就是河东郡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而《三国演义》所说的“解良”，实即“解梁”，乃是金代地名。据《金史•地理志上》记载，金代初期曾置解梁郡军，属河东南路(北宋的河东路，金代分为河东北路和河东南路)，后改为解州，治所在解县。用金代地名来称东汉人的籍贯，甚至让东汉人自己称说金代地名，未免显得不伦不类。
    其实，称关羽为“河东解良人”，并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和《演义》的传抄者、刊刻者有意为之，而只是沿袭前人已有的习惯说法而已。元杂剧三国戏和《三国志平话》，或称关羽为“河东解良人”，或称之为“蒲州解良人”(蒲州系北周始置州名)。这说明至迟到金代，三国故事已经初具轮廓，称关羽为“解良人”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使戏曲作者和说话艺人都已习以为常。作为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作者，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以《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为参照系，对三国题材的俗文学作品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和重铸，纠正了其中很多知识性错误；但是，由于自身知识和写作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习惯力量的强大，仍有不少错误未被发现，被他沿袭下来。正因为如此，罗贯中或《演义》的传抄者、刊刻者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关羽的籍贯误为“河东解良”。这是典型的来源于《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技术性错误”，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理应予以校正。
    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关羽是“河东解(县)人”。
    （原载1991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6期转载。）
    三、“张翼德”还是“张益德”？
    张飞是《三国演义》中知名度极高的人物。说到他的字，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字翼德”。其实，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习惯性错误，正确的说法是：“字益德”。
    要辨明这个问题，最权威的依据自然是陈寿的史书《三国志》。《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写得明明白白：“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此外，《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法正传》也称张飞的字为“益德”，《杨戏传》收录的《季汉辅臣赞》中有一篇就题为《赞关云长、张益德》；《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吴书•周瑜传》注引《吴录》也都称张飞的字为“益德”。这些材料互相印证，无可辩驳地说明，张飞的字就是“益德”。
    照理说，文学作品描写象张飞这样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时，其姓、名、字都应该根据史书直录，不能任意改动。这与为了组织情节、塑造人物所进行的艺术虚构完全是两码事。《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张飞的艺术形象，设计了许多精彩情节，其中“怒鞭督邮”、“虎牢关前战吕布”、“夜战马超”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出于虚构，这在艺术上是允许的，而且往往是成功的。而改动人物字号，对塑造形象并无任何帮助，只会造成不应有的错误。然而，自宋元以来，一些人因为张飞名“飞”，便不顾史籍的明文记载，望文生义，擅自将“益德”改为“翼德”，纯系徒滋纷扰。
    几年来，我曾一再谈到这个问题，把它作为《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予以校正。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剧本创作阶段，我也曾郑重提出这个问题。但有的同志却坚持沿用“字翼德”的错误写法，认为这是“忠实于原著”。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事实恰恰相反，说张飞“字翼德”并非罗贯中的本意，也并不“忠实于原著”。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张飞“字翼德”；罗贯中摒弃了这个错误，现存的几种早期《三国》版本，如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末年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张飞的字都已改正为“益德”。到了清代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三国演义》，以《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为基础，却又擅自把张飞的字改为“翼德”。由于毛本是三百多年来最流行的《三国》版本，加之根据它改编的戏曲、曲艺的广泛传唱，于是以讹传讹，乃至家喻户晓。今天如果仍然说张飞“字翼德”，只不过是在继续重复毛氏父子的错误而已。
    为了尊重历史人物，并真正尊重罗贯中的本意，应当正确称呼张飞的字：“益德”。
    （原载1991年2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7期转载。）
    四、“杨大将”之误
    在《三国演义》中，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如貂蝉、吴国太、周仓、卞喜等等。既是虚构，其姓名自然无所谓正误问题。然而，《演义》写到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有时却把姓名弄错了，这就是书中“技术性错误”的一类――人名错讹。“杨大将”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演义》第十五回写到，袁术的长史名叫“杨大将”。其实，这个姓名是错的，正确的姓名应该是“杨弘”。何以见得?请看《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的记载：
    (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孙)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
    这里写得很清楚：袁术的长史名叫杨弘。但因古人著书无标点，罗贯中收集史料时，把“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句中的“弘”字看漏掉，读成“长史杨大将、张勋等……”就为这一字之差，“杨弘”糊里糊涂地变成了“杨大将”。应当看到，在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查书、核对资料的条件是比较差的，把某些人的姓名弄错也可以谅解。但对杨弘来说，这一错却实在冤枉。尽管他只是一个过场人物，还是应该把这个错误改正过来。
    像“杨大将”这样因句读错误而造成的人名错讹，在《演义》中还是个别的。较多一点的是因形近字造成的人名错讹。例如：
    第十一回写到糜竺向陶谦献计，据《三国志》本传，“糜竺”应作“麋竺”。同样，“糜芳”应作“麋芳”，“糜夫人”应作“麋夫人”。
    第二十三回写到太医吉平欲毒死曹操，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吉平”应作“吉本”。
    第六十五回写刘备自领益州牧以后，任用了刘璋旧部庞义等人。据《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庞义”应作“庞羲”。
    第六十六回写到侍中王粲、卫凯等欲尊曹操为魏王，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卫凯”应作“卫觊”。
    第八十一回写张飞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范疆”应作“范彊”(“彊”系“强”的异体字)。同回写刘备伐吴，命傅彤为中军护卫，据《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傅彤”应作“傅肜”……
    上述这些人名错讹，哪些是罗贯中本人的笔误，哪些属于后人传抄、刊刻之误，已经很难辨析。但是，它们都是不应有的错误，都应该加以校正。
    （原载1991年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五、“幽州太守”及其他
    《三国演义》第1回写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幽州太守刘焉为了对付黄巾军，急忙出榜招兵。这里的“幽州太守”一语，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错误”。
    东汉末年，地方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黄巾起义爆发时，州的行政长官为刺史(后来一部分刺史升格为州牧)，郡的行政长官为太守，县的行政长官为县令或县长。幽州既然是州，其行政长官自然应该是“刺史”，但《三国演义》却用了“太守”这个郡级长官的官名，这就闹了笑话(历史上的刘焉并未任过幽州的行政长官)。这种现象，可以叫做“职官混称”，是《三国演义》有关职官方面的“技术性错误”中的一类。类似情况还有：“青州太守龚景”(第一回)，应为“青州刺史龚景”；“西凉太守马腾”(第五回)，应为“凉州刺史马腾”(历史上的马腾未任凉州刺史)；“兖州太守刘岱”(第六回)，应为“兖州刺史刘岱”；“徐州太守陶谦”(第十回)，应为“徐州刺史陶谦”；“荥阳太守王植”(第二十七回)，应为“荥阳令王植”(荥阳系县，其长官为令，而非太守)，等等。
    《三国演义》有关职官方面的“技术性错误”，另一类是“误用后代官名”或“随意杜撰”，即给人物加上东汉三国时期没有的官名。例如，第十回写曹操“以(荀攸)为行军教授”，当时并无“行军教授”官职(宋代始有“教授”之名，但系学官)；据《三国志•魏书•荀攸传》，应为“以(荀攸)为军师”。又如，第二十一回写参与董承衣带诏之谋的有“工部侍郎王子服”，当时并无“工部”，自然也无“工部侍郎”官职(隋代始置工部，后代沿置)；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应为“将军王子服”。再如，第五十六回写曹操“封华歆为大理少卿”，当时亦无“大理少卿”官职(北齐始设大理寺，后代沿置，其长官为大理卿，副长官为大理少卿)；据《三国志•魏书•华歆传》，应为“拜华歆为议郎”。类似情况，还有一些。
    《演义》有关职官方面的“技术性错误”，最常见的一类是“官爵文字错讹”，指作者或传抄者、刊刻者一时不察，将官爵的个别文字弄错(多为误用形近字、音近字)，或因漏字、增字而造成错误。例如：第五回写袁绍为“祁乡侯”，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应为“邟乡侯”；第十四回写曹操封刘备为“征东将军”，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当作“镇东将军”；第十六回写曹操命“奉军都尉”王则出使徐州，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应为“奉车都尉”；第十八回写李通“乃镇威中郎将”，据《三国志•魏书•李通传》，应为“振威中郎将”；第二十三回写刘表谋士韩嵩为“从事中郎将”，据《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应为“从事中郎”；第五十九回写张鲁为“镇南中郎将”，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应为“镇民中郎将”；第一百十七回写诸葛瞻为“行军护卫将军”，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诸葛瞻传》，应为“行都护、卫将军”，等等。
    上述种种“技术性错误”，都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无心之失，甚至是被传抄者、刊刻者强加给作品的。它们对作品叙述情节、塑造人物毫无益处，理应加以校正。
    （原载1991年3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六、董贵人是董承之妹吗？
    《三国演义》第二十回，写到汉献帝因不满曹操专权跋扈，密授衣带诏给国舅董承，令其谋诛曹操。后因密谋泄露，董承等五人全家被斩。于是，二十四回便写曹操进宫来杀董贵妃，并说“贵妃乃董承之妹”。
    应当说明，这里的“董贵妃”应作“董贵人”。据《后汉书•后纪》，东汉时期，“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这就是说，当时宫中只有“贵人”，地位仅次于皇后，并无“贵妃”。直到南朝宋时，才设置“贵妃”称号，历代多加沿用。
    另外，《演义》把董贵人与董承的关系弄错了，董贵人不是董承的妹妹，而是他的女儿。这一点，《后汉书•伏皇后纪》写得明明白白：“董承女为贵人，(曹)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但这个错误并不是罗贯中本人造成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五就写道：“妃乃董承亲女”。
    由此可见，罗贯中对董贵人与董承的关系是依照史实叙写的。现有的错误，乃是毛宗岗或者刻工造成的。其所以弄错，并非出于艺术上的考虑，而是由于毛宗岗或者刻工错误地理解了《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一句。其实，裴松之在注中对这句话解释得很清楚：“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罗贯中注意到了这条注释，所以没有错。毛宗岗或者刻工大概不知道这里的“舅”指的是丈人，而按照后代的概念，把它理解成“舅子”，这就歪曲了人物关系，闹了笑话。
    像“董承之妹”这样把人物关系弄错了的情况，《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些。如第七回写孙坚击刘表时，称刘表大将蔡瑁为“刘表后妻之兄”；而据《后汉书•刘表传》，蔡瑁系蔡夫人之弟。又如第十回写曹操命人到琅邪迎接其父曹嵩，曹嵩“便与弟曹德……径望兖州而来”；而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曹德系曹操之弟，即曹嵩之子。再如第一百六回写魏明帝病重时，“召文帝子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佐太子曹芳摄政”；而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宇系魏武帝曹操之子，即魏文帝曹丕之弟。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作者为了艺术上的需要而有意改造人物关系所致，而是一些“无心之失”，应当分别校正。
    （原载1991年3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七、董卓进京时的身份
    《三国演义》第三回写到董卓率兵进京时，称董卓为“前将军、鳌乡侯、西凉刺史”。这里对董卓身份的介绍颇为错杂，实有加以校正的必要。
    首先，董卓官爵的语序就有毛病。古代记述人物身份的通例是：官职在前，爵位在后。而这里介绍董卓的身份却是官职一爵位一官职，语序显得混乱。按照惯例，其顺序应该是：“前将军、西凉刺史、鳌乡侯”。
    不过，把官职、爵位的顺序调整一下，也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董卓这三个头衔本身就包含某些错误。
    先看第一个头衔――“前将军”。据《后汉书•董卓传》，中平五年(188)，拜董卓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同领兵至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击破王国、韩遂等部。中平六年（189)初，朝廷“徵卓为少府”，他借口部下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竭力挽留他，不肯回京就任，朝廷也无可奈何。不久，灵帝病重，又“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他又借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仍不肯到并州上任。董卓之所以敢于一再抗命，是因为他看到东汉王朝已经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灵帝死后，必有一场大乱；而他手握重兵，谁也奈何不得。于是，野心勃勃的他，便“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因此，董卓进京之前，一直保留着前将军官衔。
    再看第二个头衔――“西凉刺史”。这是一个错误的官衔。东汉分全国为十三州部，其中有凉州，因其地处中原之西，又称西州：而“西凉”则系宋代所置府名。所以东汉没有“西凉刺史”，只有“凉州刺史”。但据《后汉书•董卓传》，董卓从未任过凉州刺史。如上所述，汉灵帝病重之时，他已被拜为并州牧；虽然他没去上任，但已拥有这个官衔，所以《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六年八月纪事才有“并州牧董卓杀执金吾丁原”的记载。因此，这里的“西凉刺史”应当改为“并州牧”。
    最后看第三个头衔――“鳌乡侯”。这又是一个错误的爵号。据《后汉书•董卓传》，董卓于中平二年(185)封斄乡侯。这就是说，作为列侯，他以斄县的一个乡为食邑。由于“斄”(音台)字罕见，《演义》的传抄者、刊刻者误为“鳌乡侯”，其意义也就莫名其妙了。
    （原载199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7期转载。）
    八、两个刘岱不应混淆
    《三国演义》第五回描写十八路诸侯联兵讨伐董卓时，说到第四镇为兖州刺史刘岱。这位刘岱在联军内部离心离德时，因向东郡太守乔瑁借粮，乔瑁推辞不予，便“引兵突入瑁营，杀死乔瑁，尽降其众。”(第六回)此后，他便久不露面，直到第二十二回，才被曹操派到徐州去攻打刘备。作品补充说明道：“原来刘岱旧为兖州刺史，及操取兖州，岱降于操，操用为偏将，故今差他与王忠一同领兵。”
    其实，参加联军讨伐董卓的刘岱，和到徐州攻打刘备的刘岱，乃是两个人，《演义》把他们混为一谈了。
    先说讨董卓的刘岱。他是东汉皇族，字公山，东莱牟平(今山东福山)人，系曾任扬州刺史、后被孙策打败的刘繇之兄。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军数十万人攻入兖州，他不自量力，出兵迎战，结果被黄巾军杀死（《后汉书•献帝纪》：“青州黄巾击杀兖州刺史刘岱于东平。”）。当时，曹操正在当东郡太守(东郡系兖州所辖的一郡)，便在济北相鲍信等人拥戴下领兖州牧，击败青州黄巾军。从此，曹操有了一大块地盘，实力大大增强，为其一生功业打下了根基。
    至于攻打刘备的刘岱，也字公山，却是沛国(治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曾任司空长史。曹操自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都许后，多年任司空，行车骑将军，执掌朝政。这位刘岱官任司空长史，自然是曹操的心腹了。他跟随曹操东征西讨，因功而封列侯。建安四年(199)，曹操命他与中郎将王忠攻打刘备（《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均有记载），这时，距兖州刺史刘岱之死已经七年了。
    由于两个刘岱名同字也同，确实很容易被误认为一个人。
    罗贯中本人就发生了混乱。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李傕郭汜杀樊稠》节的末尾写道：“青州黄巾又起，聚众百万，头目不等，将兖州牧刘岱杀讫。”这就明确交代了兖州刺史刘岱的结局。但在卷五《曹公分兵拒袁绍》节中，则又写曹操“差前军刘岱、后军王忠同引兵五万，诈打丞相旗号，去徐州擒刘备。”读者自然可以看出，这个刘岱应该是另外一个人。然而，紧接着的《关张擒刘岱王忠》节却又冒出这样一句：“玄德曰：‘刘岱昔为兖州刺史，虎牢关伐董卓时，也是一镇诸侯。今日为前军，不可轻敌。’”如此明显的前后矛盾，真使人摸不着头脑。究竟哪一段叙述正确?是兖州刺史刘岱没有被青州黄巾军杀死呢，还是前后有两个刘岱?
    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时，发现了嘉靖元年本中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却没有仔细检索《三国志》、《后汉书》的记载，不知道实际上有两个刘岱。于是，他们删去了前一个刘岱被杀的叙述，而在第二十二回增加了刘岱投降曹操的交代。这样一来，文字上的破绽似乎被抹去了，却完全把两个刘岱混在一起了。
    弄清了问题的来龙去脉，事情就好办了：应当保留罗贯中关于兖州刺史刘岱被青州黄巾军杀死的交代，删去所谓“刘岱投降曹操”的蛇足，再把“前军刘岱”的笼统说法改成“司空长史刘岱”，两个刘岱的区别就一清二楚了。
    （原载1991年3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4月17日《文汇报》在《学术新论》专栏中予以介绍。）
    九、“桥国老”和“桥玄”
    《三国演义》中的桥国老(毛本作“乔国老”，“乔”本作“桥”)，由于热心撮合孙刘联姻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历史上江东二桥的父亲，因不详其名，被称为“桥公”，《三国志》中只有《周瑜传》提到一下：
    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孙)策自纳大桥，(周)瑜纳小桥。
    从这段记载来看，当建安四年(199)孙策、周瑜分娶二桥时，这位桥公是否尚在人世还是个疑问；至于他能否活到建安十四年(209)孙刘联姻之时，那就更难说了。《三国演义》称之为“桥国老”，乃是后人并不那么恰当的俗称；他热心充当月下老人的故事，则基本出于虚构。
    这里想要指出的是：人们常常把桥国老与东汉太尉桥玄视为一人，有些传统戏曲干脆就把他称作“乔玄”。其实，桥玄乃是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生于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卒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曾任太尉；桥国老则是皖县(今安徽潜山)人，建安四年前后在世，其生年大约比桥玄晚四十年。所以，无论是从籍贯还是年代来看，二人都不能混为一谈。
    曹操年轻时，深受桥玄赏识。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谓期望极高。又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武帝纪》注引王沉《魏书》)又可谓私交甚笃。曹操也一直铭记桥玄的知遇之恩，多年以后还遣使祭祀这位热心奖掖的前辈。至于桥公(“桥国老”)，曹操与之并无瓜葛。
    人们把桥国老混同为桥玄，首先是因为《三国演义》就弄错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第九十五回《曹孟德横槊赋诗》就写曹操对诸将说：“昔日桥大老与吾至契，托二女欲令侍吾。吾视之，皆有国色，不料被孙策、周瑜所娶。”(毛本第四十八回作“昔日乔公与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国色，后不料为孙策、周瑜所娶。”)这里就把桥国老径直当作了桥玄，“托二女欲令侍吾”一句也来自上引桥玄所说的“愿以妻子为托”。然而，正如前面指出的，桥玄与桥国老实在是两个籍贯不同、年代相差几十年的人物，不应混淆。而且，桥玄比曹操大四十六岁(曹操生于155年)，他说“愿以妻子为托”，无非是希望曹操得志以后，照顾一下自己的家室而已；即使他有女儿，其年龄也与曹操相近，或者比曹操更大，到建安十三年(208)赤壁大战之时，至少已是五六十岁的老妪（曹操是年五十四岁），还有什么美色可言?而江东二乔此时二十几岁，正是美最成熟的时候，又岂能与之混淆?罗贯中阅读和使用史料一时疏忽，造成了这个不应有的错误(这在《演义》中不止一例)。对此，在我整理的《三国演义》版本中已经予以校正。
    （原载199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十、再谈貂蝉是虚构人物
    在《貂蝉形象的演变》（原载《文艺学习》1989年第3期；收入拙著《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第1版）中，我已经明确指出：“历史上并无貂蝉其人”，“貂蝉形象完全是宋元以来通俗文艺虚构的产物。”可以说，这已是三国史和《三国演义》研究界多数学者的共识。
    然而，由于貂蝉号称“四大美女”之一，又是《三国演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位女性，明清以来，总有人想证明历史上确有其人。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云：“斩貂蝉事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然《（关）羽传注》称：‘羽欲娶（吕）布妻，启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则非全无所自也。”清代梁章巨《浪迹续谈》卷六亦云：“貂蝉……则确有其人矣。”这些著名学者或含糊推测，或断然肯定，主要依据大致有三。其一，《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云：
    （董）卓性刚而偏，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结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遂许之，手刃刺卓。
    《后汉书•吕布传》也有类似记载。有人便说这里的“侍婢”就是貂蝉。但是，从上述记载来看，这位侍婢仅仅是曾与吕布私通，而在诛董卓的行动中并未起任何作用，她与充当“美人计”主角的貂蝉岂能划等号？
    其二，有人说既然关羽欲娶吕布之妻，曹操又抢先将其占有，那么吕布之妻一定很美，这位美女就是貂蝉。其实，根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关羽想娶的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杜氏，却被曹操抢先占有。这位杜氏决非“吕布之妻”，当然更不是貂蝉。一些人读书不细，对史书的明确记载发生误解，以为关羽是“欲娶吕布之妻”，进而误为“欲娶貂蝉”，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
    其三，有人引用唐代诗人李贺《吕将军歌》中“傅粉女郎大旗下”一句，说其中的“傅粉女郎”便是貂蝉。这更是无稽之谈。李贺诗中多有浪漫主义想象，岂可一一指实？这里的“傅粉女郎”，跟貂蝉究竟有什么联系？谁也说不出来。
    以上种种，均非严格的学术考证，根本不能证明历史上确有貂蝉其人。相反，根据史籍，我们只能说，是民间艺人们在长期的讲唱传说中，对史料中“布与卓侍婢私通”这一点予以生发虚构，创造出貂蝉这个美女形象，使之成为王允“美人计”中的主角。罗贯中再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才进一步突出了貂蝉的美丽、聪明和机警，使貂蝉形象更加优美动人。人们可以喜爱这个形象，却没有必要硬说她就是那位“侍婢”，那样反而大大贬低了貂蝉。
    既然貂蝉是虚构人物，通俗文艺叙述其籍贯、经历等自然有较大的随意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元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貂蝉自述身世，说自己是“忻州木耳村人氏”。对此，学术界从来没有当过真，因为本来就是虚构。
    事情本来很清楚，但仍然不时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说法，企图把貂蝉拉作自己的前辈“老乡”。1991年，有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貂蝉是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貂家谷沟人”；我当即撰文予以反驳（见1991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貂蝉是虚构人物》一文）。后来，又有人根据民间故事，说貂蝉和吕布都是山西定襄人。最近，四川某县又声称发现了貂蝉的墓碑，似乎貂蝉又成了当地人。这些说法，比之上面的“忻州”说，其“资格”嫩得多，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的不同“版本”而已。明白这一点，又何必再去无中生有，自寻烦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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