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二题：捉奸与妖术

    
    捉奸
    捉奸者，捉汉奸也。清季海禁大开，洋务推行，中土与西洋的互动甚是频繁。自命正统的饱学之士看在眼里，自是不以为然，于是汉奸之说不乏市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郭嵩焘是中国正式派往西方的首任外交官。彼于奉命出使之际，就有京城士大夫撰了一副对联来“恭维”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氏后来在奏折中深感委屈，曰：“去年京师编造联语，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相诮责。家乡士子直诘臣以不修高洁之行，蒙耻受辱，周旋洋人，至欲毁其家室。”
    汉奸的高帽子满天飞。洋务派巨公李鸿章也难逃诃责。甲午战后，传有一联，借唱戏的昆丑杨三之死，直斥李中堂为汉奸：“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据野史记载，御史安维峻上疏弹劾李中堂，曾有下列鲜血淋漓的暴力语言：“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据云当时朝野上下，对安某的爱国热情赞不绝口。当安某被“昏庸”的清廷革职贬到张家口，江湖大侠王五不仅免费为其置办车马粮草，还亲自护送偶像前往遣戍之地。
    待到“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兴起，汉奸一说更是甚嚣尘上。不仅远离京城的李鸿章，近在山东的袁世凯，因为对拳民一意主剿，也被指为汉奸。尤有甚者，拳民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这一龙既是光绪皇帝，近人宋玉卿编《戊壬录》云：“义和团既借仇教为名，遂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政，效法外洋，乃为帝之大罪也。”二虎乃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因为前者“时充总理衙门大臣，日与外国人交接，李鸿章则时论所称为通番卖国者也。”
    《清稗类钞》会党类“义和拳欲灭洋”云：“拳之于洋人及教士、教民也，分别称之曰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杀无赦。”拳民此一分类，实在是很“科学”的方法。近人笔记《庚子国变记》云：“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借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又前人《拳变余闻》也说：“洋货店及藏洋书器者皆焚毁之。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由此可见，汉奸的定义已经不限于洋务派与吃洋教的教民等人了。
    不特如此，义和拳的好汉还有一套鉴别二毛子三毛子即汉奸的神术，让人大开眼界（大毛子除了小日本，皆为非我族类之洋人，乍眼可辨，毋须鉴定）。关于此术，民国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叙述甚详。案：吴永是当时直隶省怀来县知县，因为不愿与时并进，反而设法解散县境内的拳坛，打压“义民”高昂的爱国热情，被直臬廷雍称为汉奸，当地拳民也疑其为二毛子。
    据《庚子西狩丛谈》卷二，某日，吴知县被拳民强邀至设于某古庙的拳坛“拈香”。拜了关圣之后，一拳民突然发话：“此县官是否二毛子，须先焚表请神示。”于是“左立者，乃取黄纸一张，就烛然之，盖彼中实以此法定神判，凡被嫌之人，均押至神前，如法勘验，如纸灰上升，可判无罪，灰不扬即为有罪，或立致之死，其实彼辈固别有诡法，可以任意为之也。”
    读来有趣的是，黄纸燃就的纸灰竟然没有上升，一众拳民遂哄然道：“嘻，二毛子，神判定矣，当速斩。”所幸吴知县“巧言令色”，哄得拳民“复取一黄纸烧之，灰将尽，忽从掌中腾起。……然未及尺许，仍沉沉下堕。左者曰：‘如何，毕竟他心中还是迷惑不定，拿不稳主义，如此定靠他不得，不如依法斩了为是。’”
    至于吴知县最后是如何脱身的，因其无关拙文主题，这里就不赘述了。然仅就义和拳捉奸法术而论，西人白克浩司伪造的《景善日记》也有相似记载，兹摘录数语，聊备一格：“义和团判断人罪之法，亦至奇矣，对其人烧黄表，视其灰之升降，灰上升则免死，下降则立杀之。其实纸灰有薄有厚，薄者易升，厚者常降，亦视其缠之松紧，松者易升，紧者常降也。”——天可怜见。当年不知有多少二毛子三毛子枉死在这样的诈术之下！
    妖术
    义和团崛起于民教冲突频仍的山东，自称刀枪不入，誓言扶清灭洋。然而奇怪的是，庚子年间的拳乱，闹得最凶的一个地方，却是与山东相邻的直隶省。这其中一大原因，乃前一年（一八九九）新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大力剿拳，使得众多拳民逃往直隶。义和团之所以成气候，还因为当时的中外沟通渠道不畅，清廷与列强之间，频频产生误解，乃至华洋对立更趋尖锐，转圜之机一失再失。另外，面对洋人挑衅，清廷仇洋派不自量力，以为仅凭民意及“义民”襄助，就可与列强决一雌雄，殊不知一味蛮干的结果，却是酿成了悔之莫及的大祸。
    据说义和团大致可分两类，山东的拳民虽仇洋，但通常因为具体的教案而起事，而且他们的拳术，多少有些真功夫（如梅花拳）。直隶的拳民则不同，其首领多江湖骗子，他们所鼓动的，乃一种绝对的仇洋主义，譬如右列这份揭帖：“天地怒，神仙惨，雷电收，霖雨敛。红灯照，义和拳，力无穷，法无边。烧铁道，拔线杆，枪无药，炮无弹。洋人灭，尸相连，人神喜，鸡犬安。歌大有，庆丰年。”（参见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一九零零年六月，大量拳民涌入北京扶清灭洋。其实六月初，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受命前往涿州巡察“匪情”，还觉得这些拳民“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然而舒翘“回京，揣太后意问之，不以实对”（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于是乎，朝廷命令大学士刚毅再往涿州一探究竟。旅美学者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一书说：“与赵舒翘不同，刚毅对拳民褒奖有加。……刚毅巡视涿州之后，拳民进城人数明显增多。”
    义和团入京，乃于城中遍设拳坛。王公贵族，争相趋奉。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云：“其神曰洪钧老祖、梨山圣母。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
    据钱念劬辑录《庚子传信录》（作者传为湘乡李希圣），彼时某些官员，深感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御史徐道焜说，“洪钧老祖命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又有翰林院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殆二千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而当围攻各国使馆的闹剧开始，亦有官员献计，谓“使臣不除为后患，以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攻”……总而言之，各种妖术，竞相出笼。潘朵拉的魔盒终于打开了。
    拳民不独涌入京师，近在咫尺的天津亦是他们的天下。譬如天津的红灯照就很活跃（前引直隶义和团揭贴有提及）。关于红灯照，罗惇曧《拳变余闻》记述甚详，姑引一段：“庚子四五月间，忽传有红灯照者，皆十馀龄幼女，红衣裤，挽双丫髻，稍长者盘高髻，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朱色摺叠扇，扇股皆朱髹。始老孀设坛授法，集闺女数十辈，环侍受法。四十九日，术成，称太师姐。转教他女，术成，持扇自扇，渐起渐高。……女子自言，能于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馀。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悬红灯，迎红灯照之仙姑也。……每焚洋楼，皆言仙姑掷火也。”
    看来真是天助我也。罗惇曧的笔记还提到，京师的大学士徐桐“恶新学如仇”，“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城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拳民入京，徐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这位疾洋如仇的老先生，还写了一副对联赠给义和团大师兄：“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我估计在他眼中，红灯照的仙姑，既然能于空中掷火焚洋楼，毋须多久，徐大学士出门拜客，当无复绕道而行矣。
    但是，无论拳民与仙姑的神通如何广大，血肉之躯与气功符咒，终究不是近代武器的对手。钱念劬选译日人服部宇之吉所撰《笼城日记》，其中一段就很能说明问题：“团匪各执线火，携石油，向使馆、教堂纵火，无一人执铳，不能一步入外国兵防御线内，即有胆大近线者，亦骤被射杀，故于各使馆无从下手，惟向教堂肆意杀戮而已。”使馆久攻不下，洋人愈灭愈多，个中原因虽然一言难尽，但无疑宣告了拳民神术的破产。于今回首，义和团凭借灭洋的八宝等种种妖术（八宝乃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倒亦的确如大学士徐桐所言，创下了千古未有之奇闻，只是他们所谓的扶清灭洋，不仅没有吓走洋人，还差点葬送了大清的美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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