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秦亡汉兴

    
    秦亡汉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两千多年来，每当社会发展出现重大转折时，人们总要重温这段历史并赋予它以新的阐释。而不绝于史书的秦亡汉兴探讨，一般都认为与秦政的暴虐和汉政的宽厚密切相关。但从有关史料看，“汉承秦制”又是一个无法避开的事实，于是人们又不得不曲加解释或迂回其说。譬如，有学者就力图从人的因素上去找原因。但事实是，汉代前期，无论是发踪指示的上层决策者，还是追迹兽兔的下级官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清一色的秦之故旧，著名者若萧何、曹参、张苍、叔孙通之流，即贵如皇帝的刘邦也是当年秦的泗水亭长。旧的思想意识形态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所以单从人的因素去看待这场历史兴替，似乎也难以说得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局呢？笔者以为，汉人刘向有句话颇中肯綮，他认为秦政之失的根本在于“上小尧舜，下邈三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即是秦对传统的蔑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本来就有十分丰富的修齐治平材料，但秦统治者一概唾弃。
    秦王朝建立后，饱受战争之苦的老百姓和广大知识分子无不虚心仰上，斐然向风，但新政权的许多举措很快打破了他们的梦想。秦始皇为追求天下大一统，实行专制的思想文化政策，下令收缴并焚烧一切不符合秦朝统治者意志的《诗》、《书》、百家语，官吏见知不举也要与之同罪。于是，六经典藉一时化为灰烬。更为残酷的是，为了钳制思想自由，秦始皇又找借口在咸阳坑杀了大批儒生。焚书坑儒不仅造成大量文化典籍的毁灭，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还导致秦朝世风日益恶化。秦朝统治者的这些举措，使其政权既丧失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又丧失了激活创造新文化、新制度的文化原动力。本世纪出土的大批秦简帛书，只见法律与占卜文书，已显示出秦王朝在新的思想文化构建上的苍白无力，这正是秦王朝短命的根本原因。
    与秦朝截然相反，汉朝建立伊始，便注意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来诠释传统文化，并把构建新思想新文化放在第一位。立足于社会现实，对当代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成为汉朝君臣的自觉意识。陆贾在与刘邦探讨治国之道时指出，秦政之失在于不学《诗》、《书》、存仁义、道圣之道，他对刘邦“马上治天下”思想的否定成为新政权在新的政治模式中重新建构新思想文化的开端，是汉朝重新启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原动力的重要标志。
    应物变化、与时俱进是汉代思想文化建构上一个显著特点。伴随着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新问题也在不断地出现，于是大规模的思想文化建设在汉武帝时代开始。儒术独尊的社会意识的形成是这个时期思想文化建设最显著的成果；董仲舒的议立五经与兴建学校更为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而“三世异治”则用新的思想诠释了传统经典，为汉武帝兴建“太平世”提供了理论根据。于是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王道三纲和大一统论开始深入到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无不得益于这种思想文化的建构，同时它也为此后帝国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以德化民、以礼为治是传统思想文化中最具价值的内核。汉代统治者以此为圭臬，把以孝治天下作为坚定不移的国策，这是他们远远高明于秦王朝的地方。高祖二年，在县、乡设置三老以掌教化；惠帝四年，在全国推行孝悌力田复其身的政策；文帝专门为《孝经》设立博士；到汉章帝时，《孝经》已居于全部经学的核心地位。孝为百行之首，《孝经》规范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它规定皇帝必须“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诸侯要“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士则要“忠顺不失，以事其上”；庶民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作为文化原动力，《孝经》对汉代社会新秩序的建立与巩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孝来维护和调节尊尊亲亲的宗法等级关系，这是两汉社会延续四百年之久的真正秘密。
    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探求施政治国之道，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多元化，又为他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游仞空间。正所谓“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门，合之为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汉代从无为而治到王霸杂用再到以礼为治的治政历程，显示了国家兴衰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
    当我们重新审视秦亡汉兴这一重大课题时，如果说秦王朝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上还卓有成效的话，那么在新的政治模式中包容传统思想文化并赋之以新的诠释，构建一个适应新制度的全新的思想文化模式则完全是失败的，这也许才是秦亡汉兴之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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