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辞官原因新探

    
    陶渊明的辞官原因，据萧统《陶渊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宋书•隐逸•陶潜传》与《晋书•隐逸•陶潜传》所载略同。此事为大家所熟知，乃是文学史上的一件美谈。应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的清高以及对乡里小儿的鄙视，很符合晋朝上层社会以门第自高的风气。稍有疑问的是，此事发生在义熙元年（405），距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已近十三年。在任彭泽令之前，陶渊明还担任过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职，对官场应酬应该早已习惯；而且诸如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样的军府僚佐，晋见上司的礼节要求更为严格，不要说束带见之，跪拜叩首都是常事。顶头上司如刘裕、敬宣，也不是什么门第高贵之人。刘裕年轻时“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宋书•武帝纪上》），刘敬宣也是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两人都是一介武夫，与乡里小儿相去不远，不耻于成为他俩之僚佐，却耻于束带见督邮，何也？更为可疑的是，对于陶渊明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原本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但在他本人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之序中，却对辞官原因有不同的说法，其云：
    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本来准备干一年，为什么忽然一天也等不及，星夜辞官呢？在这段记述中，绝口不提是因为督邮将至，而是说立即辞官的直接原因是要奔程氏妹之丧。这个理由非常牵强。汉晋常例，是为父母守丧而辞官，从未有为妹妹奔丧而辞官的。实际上，陶渊明也并没有去武昌奔丧，而是直接回九江老家了。而在他当时写的《归去来兮辞》中，也并没有丧妹之痛的流露，而是充满了如释重负的愉悦。所以，我觉得陶渊明辞官，肯定有难以告人之隐衷在。
    除了督邮将至、性格不适合为官、奔程氏妹之丧三因之外，前人对渊明辞官还有如下一些猜测。第一是说渊明辞官是悯晋祚之将移，故辞官以图置身治乱之外，全其后节。王禕《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说，义熙三年，“刘裕实杀殷仲文，将移晋祚。陶氏世为晋臣，义不事二姓，故托为之辞以去，若将以微罪行耳。”（《王忠文公集》卷六）陶澍对此说深表赞成，他在注中说：“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于妹丧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节。”（《陶靖节集》陶澍注语）此说不值一驳。刘裕篡位在元熙二年（420），距陶渊明辞官之年（义熙元年，405）有15年之遥。此时刘裕篡逆之迹未彰，陶渊明逆知后事岂能如此昭昭然也？第二是说，渊明曾仕桓玄，玄篡晋失败，余党率受牵连，渊明或亦因之蒙耻受谤；加上“质性自然”，“违己交病”，适值妹丧，便托辞远遁[i]。此说也不可信从。桓玄之乱甫一平定，陶渊明旋即进入刘裕和刘敬宣幕府，二人均为桓玄死敌。这说明，刘裕、敬宣全不介意渊明曾入桓玄幕府。据龚斌自己考证，桓玄篡逆之时，陶渊明正居家守母丧，完全没有参与谋逆之事，谤从何起？更何况，陶渊明在母死后所作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此文很可能作于平玄之后）中，对外祖孟嘉与桓温的关系丝毫不加避讳，相反却有夸耀之意，根本看不出曾因与桓家有关系而蒙耻受谤的痕迹。如果是因为与桓玄事有牵连而辞官，应该是深思熟虑，早有准备，但渊明辞官明显是临时决定，走得很仓促，“敛裳宵逝”，完全不像是深受谤言之苦而辞官。所以此说也很难站得住脚。
    为了理解陶渊明为何辞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督邮这个官职的职掌。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督邮为郡佐之一，“汉有之，掌监属县……功曹之极位。汉尹翁归为河东督邮。时太守田延年分河东二十八县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举法皆得其罪。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又孙宝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为东部督邮。敕之曰：‘今日始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由此我们知道，督郡属监察官，职掌监察属县长官，依法控告，鹰隼击杀，冷酷无情。陶渊明那位很著名的曾祖陶侃就曾经担任过这一官职。
    其次，我们要了解一下陶渊明出仕的目的。各种材料都表明，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去来兮辞》序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通过担任地方长官以致富在南朝似已成为惯例。《南齐书》卷三十二《张岱传》说皇帝因其弟张恕有功，要以恕为晋陵郡太守，张岱的答复是“若以家贫赐禄，臣所不辞，以功推事，臣门之耻。”此事一则说明南朝高门耻于实务，二来说明担任地方守、令乃是照顾贫穷者的一个门径。《冥祥记》的作者王琰也曾因为家境贫困而走王僧虔的路子，希望能得到一个地方长官的位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载有王僧虔《为王琰乞郡启》：“太子舍人王琰（阙十五字）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并不容易，同样是请托了其叔父（很可能即是担任太常的陶夔）之后，才得到这个职位。很显然，这绝不是因为郡县守令傣禄高，而是因为地方长官获得外快的途径多，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在南朝这些外快收入很可能已经合法化了。
    第三，我们来看一看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前后的经济状况。陶渊明出仕之前十分贫穷，“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年《陶征士诔》），“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兮辞》序）。这种状况在他出仕十年之后并未根本性的好转。他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还说“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此时是元兴二年（403），陶渊明出仕已近十年。为什么呢？因为陶渊渊明以前担任的都是州郡或者军府的僚佐，无论是江州祭酒还是镇军参军、建威参军，都不是肥缺，类似于现在的工薪阶层，正常收入只是官俸或偶尔所得的赏赐。但在担任彭泽令八十余天以后，他的境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是“僮仆欢迎……有酒盈樽”；而且有车有舟：“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归去来兮辞》）；有房有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过上了小康生活。短短的八十余天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光靠官俸收入显然是不够的，肯定还有一些灰色收入，而这些收入在陶渊明任官期间尚未合法化，这也就是陶渊明在督邮来检查工作时辞官归田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督邮查出什么不法之事的话，那就要真的成为严霜之诛的对象，受乡里小儿之辱了。知道了以上的情况，我们也可知道义熙末年官府征其为著作佐郎，陶渊明为何不就。因为著作佐郎同样是工薪阶层，无助于彻底脱贫。
    职掌监察又以严厉闻名的官吏上任或者下州县，地方官吏闻风而逃的事例，在汉晋之时比比皆是。如李膺为青州刺史时，“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列传》）“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李膺列传》））范滂任清诏使至冀州时，“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而去。”（《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范滂列传》）晋朝时，王濬任河东从事，“守令有不廉洁者，皆望风自引而去。”（《晋书》卷四十二《王濬列传》）刘毅“转司隶校尉，纠正豪右，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众。”（《晋书》卷四十五《刘毅列传》）所以，我很怀疑，陶渊明辞官可能是因为有臧污之行，所以才在督邮来县之前，望风挂印而去。我承认，这种推测不厚道，有厚诬古人之嫌，但如果我们对人性不抱太高的期望，就会遗憾地发现，这种推测可能是最接近生活的真相的。
    参考文献:
    [i]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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