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的“齐俗智诈”说

    
    齐人尚智辩、多权诈，是战国秦汉时期颇为一致的社会舆论。这与近现代以来人们称赞山东人质朴、实在、豪爽之说，大相径庭。应该说这是齐地风俗古今之一大变。
    战国后期，秦国统治者派遣使者给执掌齐国权柄的君王后送来玉连环，并说“齐多知（智），而解此环不（否）？”在齐国群臣皆不知如何破解的情况下，“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战国策•齐策六》）君王后“引椎椎破之”的非常之举，表现出政治家的大智慧。这一事件显示出，战国时期的人普遍承认“齐多知”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君王后的智慧举动，也足以证明齐人担当得起“多知”的盛名。司马迁说：“齐带山海，……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史记•货殖列传》）班固也说：齐地“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汉书•地理志下》）两位大史学家对齐地风俗中的“智诈”特色，都给予记载。可见当时齐人智诈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在楚汉之争中，刘邦的谋士、说客郦食其分析当时的形势，就点出了“齐人多变诈”（《汉书•郦食其传》）的特点。而韩信在平齐之后，向汉王刘邦自请称王于齐，理由也是“齐夸诈多变，反复之国，……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汉书•韩信传》）汉景帝、武帝时期的文学家邹阳，也以对当时不同地域文化的切身体会，道出了“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之说（《汉书•邹阳传》）。汉武帝时，分封三子立国于齐、燕、广陵，帝各据其地风俗而在策书中予以劝勉。涉及齐国的文字颇值得玩味：因为“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所以殷殷以“人之好德”为戒（《史记•三王世家》）。
    由此可见，从战国到汉代，齐人风俗“智诈”、“巧伪”之说，不是少数人的偏见，而是相当一致的社会舆论。
    齐人“多智”、“好议论”的人文风尚，在战国的“稷下学宫”中已初见端倪。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礼遇稷下先生，让他们“不治而议论”。稷下遗风对齐地风俗的影响当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在此，我更想强调的是：源自齐地的部分学术流派的智辩特点、某些有影响的齐人为人处世的风格，对“齐俗智诈”舆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齐地是兵家之说的主要起源地，兵家之学的本质，就是讲究和运用谋略，甚至于制造假象、蒙蔽对方，以达到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胜利的目的。兵家甚至还把“用间”作为专门的学问给予研究，就崇尚智诈而言，是其他学派所无法与之比拟的。先秦时期的兵家之学，毫无疑问以齐地为大本营。孙武、孙膑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最为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皆出自齐地；孙膑的功业更是建立在齐国。《孙子》、《孙膑兵法》以及《司马兵法》、《六韬》四部典籍，完全可以称之为先秦兵家文化的精华。它们的流传与写定，与齐地、齐人均有关系。因此，推许齐地为先秦兵家文化的主要源头所在，是没有疑义的。齐地既然以兵学见长，给人留下尚智多诈的印象，也尽在情理之中。
    齐地又是汉代纵横之学的重镇。纵横学在汉初的历史舞台上具有一时“显学”之势，与齐地的一批纵横家有直接的关系。蒯通、邹阳、主父偃、严（庄）安、娄敬、田肯、田生、祝午、羊胜、公孙诡、边通等人，都是出于齐地或成名于齐地的纵横名士。他们长于谋略和辩论的表现，在一代风流人物之中也颇为独具风采。“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于是就有了以“相人”身份游说韩信的大段言论。奇策纷出、善辩有余，实为蒯通一生传奇的精髓（《史记•淮阴侯列传》）。汉武帝时期的纵横家主父偃，上书言政，以剖析利害切中要害而耸动人主之心。为了快意恩仇，他不择手段、不惧权贵。当着有人劝戒要留有余地之时，他慨然明志，“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汉书•主父偃传》）这种极端的心态和语气，无愧于最后一位纵横之雄。
    齐地还是“神仙——方士”之学的孳生地。齐人硬把虚无缥缈的神仙幻境说得如同亲历，使得秦始皇、汉武帝这样的千古雄主沉迷其中而无力自拔。方士除了具有一套训练有素的方术、技巧之外，必须兼具非凡的幻想、谋划、辩论、巧诈、蒙骗之术和胆量，实非常人所能胜任。说方士是多智、权诈文化的集中体现者，当无疑义。当然，说方士多智诈，也并非斥责他们全是招摇撞骗之徒，其中不乏具有真见卓识的人，也有政治见解高明的人物。只要有合适的机遇，他们往往愿意把自己富于智辩谋略的本领显示出来。出于齐地的众多方士，活动于汉代的政治中心，既赢得了名位利禄，同时也加深了齐人“尚智辩”、“多权诈”之俗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我们还可从活动在社会上层的一部分齐人中窥见齐地尚“智诈”的风俗。战国时期的齐人淳于髡，“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成为《史记•滑稽列传》中浓墨重彩予以记载的社会活动家。汉初齐人叔孙通以其周旋于秦二世、项梁、项羽、刘邦之间，特别是为刘邦制定朝仪、粉饰太平，而被重视气节的鲁地士人视为“变色龙”式的人物。齐人娄敬在定都、制定和亲政策等重大问题上，为刘邦出谋划策，足称国家智囊。汉武帝时，齐人公孙弘居官谨慎、为人圆滑，“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引起了梗直大臣汲黯的反感，当众指责：“齐人多诈而无情”（《汉书•公孙弘传》）。从此，公孙弘就成了“齐人多诈”的典型。齐人东方朔更是一个不拘常规的传奇式人物。班固说他“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汉书•东方朔传》）。类似于东方朔这样不拘小节、恃才傲物的齐人，不在少数。
    与“质朴”、“诚实”等评价相比，“智诈”显然带有贬义。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单纯地用伦理范畴去评估地域风俗的得失，而是从文化解析的角度去分析其中包含的社会意蕴，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不论古今，谈及不同的地域风俗，都会出现类似于“质朴”和“智诈”的对立。只要我们加以理性地分析，就可以发现，被赞许为“民风淳朴”的地区，往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生活环境相对简单和封闭；而被讥刺为“工于心计”、“民风智诈”的地区，通常是商品经济发达、眼界开阔、总体文化水平较高的。所以，战国秦汉时期的人说齐俗“多智诈”，不论当事人是出于何意，而从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实在并非是齐人之羞。因为它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推崇齐地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另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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