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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趣闻

战国秦汉时期的“齐俗智诈”说

繁体中文】  作者:孙家洲   发布:2007年04月21日   阅读: 次   【以稿换稿

    
    齐人尚智辩、多权诈,是战国秦汉时期颇为一致的社会舆论。这与近现代以来人们称赞山东人质朴、实在、豪爽之说,大相径庭。应该说这是齐地风俗古今之一大变。
    战国后期,秦国统治者派遣使者给执掌齐国权柄的君王后送来玉连环,并说“齐多知(智),而解此环不(否)?”在齐国群臣皆不知如何破解的情况下,“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战国策•齐策六》)君王后“引椎椎破之”的非常之举,表现出政治家的大智慧。这一事件显示出,战国时期的人普遍承认“齐多知”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君王后的智慧举动,也足以证明齐人担当得起“多知”的盛名。司马迁说:“齐带山海,……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史记•货殖列传》)班固也说:齐地“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汉书•地理志下》)两位大史学家对齐地风俗中的“智诈”特色,都给予记载。可见当时齐人智诈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在楚汉之争中,刘邦的谋士、说客郦食其分析当时的形势,就点出了“齐人多变诈”(《汉书•郦食其传》)的特点。而韩信在平齐之后,向汉王刘邦自请称王于齐,理由也是“齐夸诈多变,反复之国,……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汉书•韩信传》)汉景帝、武帝时期的文学家邹阳,也以对当时不同地域文化的切身体会,道出了“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之说(《汉书•邹阳传》)。汉武帝时,分封三子立国于齐、燕、广陵,帝各据其地风俗而在策书中予以劝勉。涉及齐国的文字颇值得玩味:因为“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所以殷殷以“人之好德”为戒(《史记•三王世家》)。
    由此可见,从战国到汉代,齐人风俗“智诈”、“巧伪”之说,不是少数人的偏见,而是相当一致的社会舆论。
    齐人“多智”、“好议论”的人文风尚,在战国的“稷下学宫”中已初见端倪。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礼遇稷下先生,让他们“不治而议论”。稷下遗风对齐地风俗的影响当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在此,我更想强调的是:源自齐地的部分学术流派的智辩特点、某些有影响的齐人为人处世的风格,对“齐俗智诈”舆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齐地是兵家之说的主要起源地,兵家之学的本质,就是讲究和运用谋略,甚至于制造假象、蒙蔽对方,以达到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胜利的目的。兵家甚至还把“用间”作为专门的学问给予研究,就崇尚智诈而言,是其他学派所无法与之比拟的。先秦时期的兵家之学,毫无疑问以齐地为大本营。孙武、孙膑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最为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皆出自齐地;孙膑的功业更是建立在齐国。《孙子》、《孙膑兵法》以及《司马兵法》、《六韬》四部典籍,完全可以称之为先秦兵家文化的精华。它们的流传与写定,与齐地、齐人均有关系。因此,推许齐地为先秦兵家文化的主要源头所在,是没有疑义的。齐地既然以兵学见长,给人留下尚智多诈的印象,也尽在情理之中。
    齐地又是汉代纵横之学的重镇。纵横学在汉初的历史舞台上具有一时“显学”之势,与齐地的一批纵横家有直接的关系。蒯通、邹阳、主父偃、严(庄)安、娄敬、田肯、田生、祝午、羊胜、公孙诡、边通等人,都是出于齐地或成名于齐地的纵横名士。他们长于谋略和辩论的表现,在一代风流人物之中也颇为独具风采。“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于是就有了以“相人”身份游说韩信的大段言论。奇策纷出、善辩有余,实为蒯通一生传奇的精髓(《史记•淮阴侯列传》)。汉武帝时期的纵横家主父偃,上书言政,以剖析利害切中要害而耸动人主之心。为了快意恩仇,他不择手段、不惧权贵。当着有人劝戒要留有余地之时,他慨然明志,“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汉书•主父偃传》)这种极端的心态和语气,无愧于最后一位纵横之雄。
    齐地还是“神仙——方士”之学的孳生地。齐人硬把虚无缥缈的神仙幻境说得如同亲历,使得秦始皇、汉武帝这样的千古雄主沉迷其中而无力自拔。方士除了具有一套训练有素的方术、技巧之外,必须兼具非凡的幻想、谋划、辩论、巧诈、蒙骗之术和胆量,实非常人所能胜任。说方士是多智、权诈文化的集中体现者,当无疑义。当然,说方士多智诈,也并非斥责他们全是招摇撞骗之徒,其中不乏具有真见卓识的人,也有政治见解高明的人物。只要有合适的机遇,他们往往愿意把自己富于智辩谋略的本领显示出来。出于齐地的众多方士,活动于汉代的政治中心,既赢得了名位利禄,同时也加深了齐人“尚智辩”、“多权诈”之俗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我们还可从活动在社会上层的一部分齐人中窥见齐地尚“智诈”的风俗。战国时期的齐人淳于髡,“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成为《史记•滑稽列传》中浓墨重彩予以记载的社会活动家。汉初齐人叔孙通以其周旋于秦二世、项梁、项羽、刘邦之间,特别是为刘邦制定朝仪、粉饰太平,而被重视气节的鲁地士人视为“变色龙”式的人物。齐人娄敬在定都、制定和亲政策等重大问题上,为刘邦出谋划策,足称国家智囊。汉武帝时,齐人公孙弘居官谨慎、为人圆滑,“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引起了梗直大臣汲黯的反感,当众指责:“齐人多诈而无情”(《汉书•公孙弘传》)。从此,公孙弘就成了“齐人多诈”的典型。齐人东方朔更是一个不拘常规的传奇式人物。班固说他“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汉书•东方朔传》)。类似于东方朔这样不拘小节、恃才傲物的齐人,不在少数。
    与“质朴”、“诚实”等评价相比,“智诈”显然带有贬义。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单纯地用伦理范畴去评估地域风俗的得失,而是从文化解析的角度去分析其中包含的社会意蕴,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不论古今,谈及不同的地域风俗,都会出现类似于“质朴”和“智诈”的对立。只要我们加以理性地分析,就可以发现,被赞许为“民风淳朴”的地区,往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生活环境相对简单和封闭;而被讥刺为“工于心计”、“民风智诈”的地区,通常是商品经济发达、眼界开阔、总体文化水平较高的。所以,战国秦汉时期的人说齐俗“多智诈”,不论当事人是出于何意,而从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实在并非是齐人之羞。因为它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推崇齐地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另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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