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是很有证据的

    
    今年7月10日，国家地理频道(亚洲)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联手，开始了《马可-波罗重归中国》纪录片的拍摄。摄制组将历时1个月的时间，沿着当时马可-波罗从西方到中国的一条路线进行考察拍摄。作为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可-波罗前无古人的丰富阅历与不畏艰难的探险精神一直令后人钦佩。但是，近30年来，有人不断提出疑问：马可-波罗是
    不是一个编造故事的高手？《马可-波罗行记》中为何有一些记载令人生疑？
    几年前，英国学者吴芳思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学术界再一次引发了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问题的争论。
    那么，马可-波罗究竟是否来过中国？对于怀疑派的论点我们作何解释？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走访了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党宝海先生，让我们听一听中国学者的见解。
    记者：你对马可-波罗的研究始于何时？
    党宝海：始于1998年。当时，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到我，希望我比较详细地注释《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汉译本)。这部行记包含13世纪亚洲、欧洲的很多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对现代读者来说，加以注释是有益的。以此为契机，我对马可-波罗做了一些尝试性研究。
    记者：根据你的研究，你认为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依据有哪些？
    党宝海：马可-波罗肯定来过中国。在这方面研究贡献最大的是南开大学的杨志玖教授，他在《永乐大典》里发现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元代公文，记载了西亚蒙古伊利汗国的使团准备从泉州下海归国的事情。文中提到的三个使者的名字及返回时间与《马可-波罗行记》完全一致。假如马可-波罗未跟随这个使团从中国去伊利汗国，他不可能知道使者的名字和使团离开中国的时间。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小的使团，关于这个使团只有零星记载保存在伊利汗国最重要的官修史书《史集》里，马可-波罗不可能看到这部后出的书。中国的官方文献和《行记》恰好可以互相印证。这说明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而且正是随这些使者回国的。我本人也做过一些初步的研究。首先，《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畏吾儿人(今维 吾 尔 族)的祖先不古可汗是从树瘿里诞生的。13～14世纪的波斯文和汉文文献也记载了类似的传说。尽管马可-波罗的记载比较粗略，但基本故事情节相同。这个树生传说应是马可-波罗在中国听到的。因为他在欧洲或近东不可能看到有关的文献。
    其次，《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元朝政府在灭掉南宋后，大量拆毁南方的城墙，而我在《元史》、《元典章》、元人文集中也发现了有关元朝拆毁江淮以南城墙的记载。迄今为止，马可-波罗是记载此事的惟一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到过中国，他能从哪里抄袭呢？
    另外，《马可-波罗行记》还写到忽必烈曾下令在国家主要道路的两侧栽植树木，给行人提供荫凉，指示方向。这条记载和同时期元朝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元代的法令汇编《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收录了忽必烈的这项命令。马可-波罗仍是记载此事的惟一一个外国人。
    我最近关于《马可-波罗行记》有两点新的思考。第一是他在中国的旅行路线问题。书中提到的主要路线有三条。这三条路线是当时中国国内交通的大动脉，与元代的国家驿道基本吻合。根据我本人的研究，这是中国之外，当时世界上关于中国主要交通道路最丰富、最准确的记载。第二是马可-波罗的金牌问题。在《马可-波罗行记》、马可-波罗的遗产登记、他叔父玛窦的遗嘱中都提到了蒙古大汗的牌子(paiza)。这是由蒙古帝国中央政府发放的一种身份证明，一般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持有者享有特权。有关的管理制度显示，只有那些为政府或权贵服务的人才能得到这种牌子。马可-波罗不但在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古帝国的各种牌子，还提到忽必烈以及远嫁西亚的蒙古公主赐给他金牌。他的遗产登记表明，直到他去世时蒙古大汗的金牌仍在他手中。这一点不但说明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还证明他在元朝的身份相当特殊，绝非普通商人。
    记者：大部分的中国学者似乎都持有“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观点，为什么？
    党宝海：几乎中国所有的元史和蒙古史研究者都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主要是基于他们的学术背景而不是所谓“民族感情”。我们在对元朝历史有较多了解之后，再去阅读《马可-波罗行记》，就能够明显感受到，如果没有到过中国，他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因为书中涉及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同时期的欧洲、西亚、中亚文献对元代中国的记述如此翔实。比如《行记》记载了忽必烈的生日、元朝的庆典及狩猎、元朝在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战争、阿合马被刺事件、大都(今北京)与行在(今杭州)的高度繁荣、镇江的基督教教堂、中国各地的物产、宗教、风土人情等。事实上，学术界对13世纪中国的很多研究都要使用《行记》提供的资料。从12～13世纪东西方的了解程度来看，如果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他决不可能靠抄袭写出这部行记。因为在当时除了马可-波罗之外，没有哪个外国人对中国有这么多的了解。
    记者：你怎样看待西方学者的观点，尤其是吴芳思的论断？
    党宝海：吴芳思本人不是元史或蒙古史专家，她只是一个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具体到对马可-波罗的研究，她对元代历史没有深入的了解，因而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基础。她的论据大多是引用其他学者已有的观点，比如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研究，她自己并没有提出有力的新证据。另外，吴芳思认为马可-波罗抄袭，那她必须告诉我们，马可-波罗究竟抄了谁的什么书！她不可能回答出这个问题，因为12～13世纪没有哪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马可-波罗。吴芳思没有看到《马可-波罗行记》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她对当时的东西方了解程度没有准确的估计。这是她大胆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主要原因。在吴芳思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出版后，很多中外学者对她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弗兰克也公开指出吴芳思歪曲了他的观点。
    记者：两派之间的争论源何而起？在历史上有过哪几次交锋？
    党宝海：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是由于怀疑派的自以为是。他们思考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马可-波罗没有写下他们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很早就有欧洲学者指出马可-波罗的记载有疏漏，例如1966年弗兰克提到《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奇怪现象：书中的一些地名或专有名词是波斯文而不是汉文；马可说元朝攻打襄阳城时使用了他们父子发明了大砲(即抛石机)，但根据《元史》，大砲是一个回回人制造的。弗兰克指出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并没有否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全面质疑并否定马可-波罗来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事情的发端是克鲁纳斯(C.Clunas)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短文，后来就是吴芳思的这本书，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对怀疑派的论点，杨志玖先生和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I.deRachewiltz)做了有力的反驳，基本上解决了有关的疑问。
    记者：为什么在中国的史料中没有记载过马可-波罗？
    党宝海：这涉及到对马可-波罗身份的判断。马可-波罗在书中对自己不无夸大吹嘘，比如他深受忽必烈器重、做过地方官等等。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如果马可-波罗在中国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地位显赫，在汉文文献中没有记载就不足为奇。第二，即使马可-波罗真的身份特殊，在中国文献中也不一定能留下记载。因为元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帝国，当时的特权阶层除了蒙古人以外，还有大量的中亚人、西亚人、欧洲人，这些外来人士能在历史著作中留下名字的只是极少数。在元朝末年，教皇派使者向中国皇帝进献名马。在历史上这无疑是重大事件。可中国的文献根本没有记载教皇使者的名字。怀疑论者没有理由要求中国的文献必须记载马可-波罗。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对历史文献的求全责备，不是从史实出发的科学态度。
    记者：《马可-波罗行记》中为何没有提及筷子、茶叶、长城等？
    党宝海：首先，马可-波罗的口述不可能面面俱到，他对很多事情，甚至一些重要细节总会有所遗漏。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把我们自己换到他的位置上，我们可能会漏掉更多的东西。第二，只要我们对元代中国有足够的了解，就会发现《行记》的这些遗漏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元朝实行社会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级是色目人(突厥人、回回人等，也包括欧洲人)，他们都是特权阶层。马可-波罗属于色目人。在等级制下，他在中国的生活圈子很小，基本局限于蒙古人、色目人中，而这些人吃饭是不用筷子的。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也不喝茶，比较流行的饮料是马奶、葡萄酒和果子露。马可-波罗不提长城也有具体原因。现在我们提到的长城通常是指明代长城。元代的长城至多是荒废已久的土墙，并不引人注目。在13～14世纪从内地到蒙古地区的旅行者很多，基本上都没有提到长城。根据这一点来怀疑马可-波罗是不恰当的。第三，欧洲学者注意到，《行记》的内容经过了马可-波罗本人的筛选取舍，很多记载投合了当时欧洲人的社会心理和求知偏好。马可-波罗本人在临终前也特意提到，他讲述的见闻还不到他所知道的一半。筷子、茶、长城等怀疑论者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马可-波罗那里有可能是极其次要的。
    记者：根据你的研究和判断，马可-波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党宝海：从身份来看，他是一个得到忽必烈信任、享受特权的色目人，能出入元朝统治的高层，地位相当特殊。这和学界的主流看法是一致的。蔡美彪先生认为马可-波罗是享有特权的斡脱商人(即官商)，李治安先生认为他是忽必烈的近侍。从马可-波罗本人的特点来看，他的观察力和记忆力惊人。举例说，他对不同地区的物产，如矿物、动植物的观察非常细致；他很关注各地的商业活动、经济水平、宗教信仰、风土民情等；他四处旅行，记录了各地的地形和交通状况。不过，马可-波罗爱吹嘘自己，喜欢夸大其辞。
    记者：马可-波罗旅行的路线是哪条？沿途中都经过了哪些主要的地区？
    党宝海：最主要的路线有三条。第一条是他来中国的路线：从威尼斯出发，经地中海、小亚细亚，穿越西亚的两伊地区、中亚的阿富汗，到达中国的新疆地区，走丝绸之路南道，由喀什到敦煌，然后经河西走廊、宁夏、内蒙，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由上都到北京。第二条路线是到西南地区：从北京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西藏东部到云南，由云南再到缅甸、越南，然后回到云南，经四川等地，原路返回。第三条是到东南地区的路线：从北京经河北、山东、江苏，到浙江杭州，由杭州继续南行，经福州到福建泉州。1291年，马可-波罗从泉州航海归国。我想再次强调，这三条道路都是当时元朝的重要驿道。
    记者：《马可-波罗行记》对东西方的交流起到了什么作用？
    党宝海：这本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游记著作之一。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对西方而言，它促进了西方对东方的了解。书中全方位地、生动地记载了中国的安定与繁荣。哥伦布从《马可-波罗行记》中了解到东方的巨大财富。除了中国，马可-波罗还记载了亚欧大陆和太平洋、印度洋的其他地区，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英国学者约翰-拉纳(JohnLarner)在《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一书中，专门讲到《行记》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
    对东方而言，《马可-波罗行记》是一个史料宝库。它对深入研究13世纪的中国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通过《行记》，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自己遥远的过去。在很多方面，它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变得形象而丰富。
    地理大发现以来，马可-波罗逐渐成为人类友好交往的一个象征。对他及其《行记》的研究有助于增进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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