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治史者的教科书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在近20多年里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正在形成一个中西对话十分活跃的学术平台。然而，有些西方学者对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估，很是出人意外。例如，麦迪森估算出128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600美元之多；彭慕兰估算出1750年左右，中国平均每人糖的消费量为3．8磅—5．0磅，而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人均消费量则高达10磅（按今之折算标准，1磅约略等于0．45公斤）。由于这类耸人听闻的数据推演，是与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明清江南世界先进”等新论联在一起的，因而不能不给予一定的关注。
    其实，生活比什么都真实。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数据的难觅以及数据的真实程度，常令学者不得不特别小心。时间越往前，问题就越大。至于像“人均收入”这样的“大概念”表达出来的经济意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民众生活的真实，更是存疑多于笃信。
    史学研究无疑非常需要社会科学（包括计量统计）的新鲜输入，但更要讲究进入历史情境。后者凭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苦功夫，借助于史料，以实证回归“历史现场”。而一切数据的推算、逻辑性的解释，都只能依据史料事实陈述的可靠，都应该与特定的历史情境吻合。容易被忽略的是，治史者在选择与解读史料的过程中，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以及来自生活的社会阅历和经验性的观察能力，也对这一认识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治史者因生活经历的某种局限，有价值的史料会在眼皮底下悄然溜走，有些则被明显放大，失误时或有之。
    明清时代，江南农民的日子过得比江北农民好，这是可以相信的；是不是比英国农民过得好，不敢妄然置疑。然而，要说他们的日子甚是惬意，消费水平如何之高，则期期以为大不然。或许是因为多了一份生活的实际体验，故而对这一时期“历史文本”中偶或出现的有限数据，常于不疑处有疑；由于数据在时间与空间上严重地不连贯，更不敢触犯数理统计方法的大忌，去推算出诸如GDP之类现代式的经济概念。
    就说核算农家的经济生活水平，治史者倘没有一定的乡土生活阅历，很容易出错。例如，计算江南农民的亩产收入，常常不区分此类数据是稻谷还是白米或糙米，更不考虑同一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甚大，以及由灾害程度带来的收入风险。在折算其产粮或织布收入时，取的又是市场销售价，而非商家收购价与季节差价。在估算其生活水平时，又忽略诸项成本费用的算入，以及来自政府方面的法内法外税费负担。仅就上述说到的种种收支“误差”，就决非小事一桩。
    17世纪—18世纪江南农民的生活到底如何？明清江南的方志笔记中并不缺乏这类的记述。例如，纂修于1630年的《松江府志》，主修者为时任知府、湖北谷城人方岳贡。他的序文写得很特别，一反溢美乡土的格调，说松江一府“粟米、布缕、鱼盐之利，貌称东南陆海，然糊口则盈，终事则诎”。近200年后，到1817年孙星衍主纂嘉庆《松江府志》，志文犹说：“农家最勤，习以为常，至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苟免公私之扰，则自以为幸。”至于文人笔记里有关缫丝、织布农妇身无一缕丝、一寸棉的民谣，几俯拾皆是。因此，不联系明清中国的整体历史背景，丢弃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分析，一味在数据上打算盘，变成一种纯而又纯的数字演绎，这样的走向会不会变成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生活的“数字魔方”？
    历史是已经凝固了的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正在流动着的历史。现代中国，从上到下都在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完全可以从一个历史的侧面为“三农”问题的改善提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应该是历史与现实互动的一个极好舞台。其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便是，治史者要与大众生活息息相通，多多了解农村，贴近农民的生活情境。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