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大公报》的一段曲折

    
    1949年2月27日在解放后的天津创办的《进步日报》，是解放区新创办的第一份民营报纸。关于《进步日报》的创办，还得从天津《大公报》的停刊说起。
    天津《大公报》的停刊
    《大公报》是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中经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盘后组建新记公司，该报的声誉和影响逐步扩大，成为旧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份大报之一。《大公报》以天津为发源地，又陆续创办了沪版、汉版、港版、渝版、桂版。抗战胜利后，该报以沪馆为总馆，统辖各馆业务。但在1948年10月底，《大公报》(总管理处)总编辑王芸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离沪抵港候船，准备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因此，总馆对各分馆暂时起不到“统辖”作用。天津《大公报》为维持局面，组建了临时馆务委员会，坚持每天出报。
    1948年底，解放大军包围平津。此时的天津，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极力顽抗，迫害进步人士，一片恐怖。天津《大公报》在张琴南的带领下，坚守岗位，保护财产，并以自己的言论，有力地配合了平津战役的最后胜利，为天津的解放做出了贡献。1949年1月1日，该报发表题为《迎岁之辞》的社评：“今年可能是中国历史的转捩点。……岁序更新，曙光甫启，敢望我同胞抱定信心，燃起希望，向前迈进，凭借着光辉活泼而有生命力的信心和希望，就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而克服一切苦难。敬贺同胞新岁健康，并祝今年大量进步。”2日，又发表题为《新年的新希望》的社评：“中华民国已度过整整三十七年，然迄今为止，人民对于国事，多是消极被动，听天由命，而绝少积极主张，主动参与的事实。要中国繁荣强盛，必须人民积极而主动，要排除本身疾苦，尤须人民积极而主动。‘民主’为今日主宰国族命运的人们所昌言，而中国人民大众对于国事应取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则是天经地义。我们愿祝这最低度的期望能于今年实现，更愿全国同胞从新年开始努力，争取这最低度期望的实现。”对中国的前途寄予期望。这一时期，天津《大公报》临时馆务委员会审慎把握言论尺度，以保全平津文物和工业基础为重点，压迫城内守军不得借“倚城作战”而肆意破坏，斥文化界、工商界中的南逃分子，鼓舞倡导工人护厂运动，深望各界坚守岗位，安心工作，以迎接光明。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当天中午全市戒严，断绝交通，炮声隆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警备司令部连连中弹。张琴南、李光诒、于效谦、刘洪升等报馆同人坚持继续编报，报道了天津解放的消息，张琴南还撰写了一篇庆祝解放的社评。印厂工人们用手摇平印机印报，一张张掀过……直至印完，天已破晓，15日的报纸出版了。清晨，市民涌上街头，而报童和报贩们却未出现。《大公报》职工拿着新印刷的报纸，在报社门前摆了一张张条案，充当临时报贩，当街叫卖起来。正在市民争购时，来了两位佩带军管会臂章的解放军同志，友善地劝告他们，在未获得军管会批准以前，暂停发售。这一天的报纸(15日)，仅售出5881份。
    早在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对于像《大公报》这样的私营报纸，按照“决定”精神，“不得没收，亦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对报社人员“一般采取争取、团结与改造的方针，应以我们党员及进步分子为领导组织新闻团体，进行学习，改进工作与生活等方式，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天津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由于缺乏经验，决定将天津各报一律停刊。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发出了《关于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给平津两市
    委的指示》，19日又发出了《关于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23日再次发出了《关于天津大公报、新星报、益世报的处理办法的指示》，纠正了一些不妥做法。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天津市委改而采取了“对停刊各报除已确定封闭者外，即以秩序恢复为理由，先令出版，待审查后再发许可证”的办法，以做补救。
    天津解放以后，津版《大公报》处于停顿状态。张琴南等报社领导不知应该怎么办，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因都是单线联系，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具体指示，也不知该怎么办，而报社内的200余名职工的生活因工作停顿而陷入困境。张琴南找到军管会，希望代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很快得到批准。报社职工都参加了折叠书页印张的装订劳动，维持了职工生活。但津版《大公报》还能不能出版，大家心里都没有底。这时，杨刚、孟秋江、宦乡受党组织的指派，一身戎装来到报社，其中杨刚、孟秋江大家并不陌生。杨刚是1928年参加共产党，并于1939年任《大公报》编辑、记者；孟秋江也曾是《大公报》战地记者。他们到报社后，马上联络了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杨邦祺(李定)、李光诒、胡邦定、傅冬菊、刘桂果等，投入了报社的改组工作。
    从1949年2月3日开始，报社编辑人员分成小组，学习政策，检讨过去。许多人提出取消“大公报”三个字，代以新名继续出版。19日，报社召开临时职工大会，230余人参加。大会通过了4项决议：第一，原津版《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向军管会申请登记，再行出版。第二，通过了《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第三，通过了《进步日报暂行章程(草案)》。第四，选举了临时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管会”)的组成人选，张琴南、杨刚、宦乡、徐盈、孟秋江、李纯青、高集、李光诒、彭子冈等9人为委员。20日，“临管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临管会”主任由宦乡担任，副主任由张琴南、徐盈担任；还决定了《进步日报》的领导人选：宦乡任总编辑，李纯青任副总编辑，杨刚任主笔，高集任新闻编辑部主任，孟秋江任采访通讯部主任，李光诒任社会服务部主任，赵恩源任研究室主任，徐盈任经理，杨刚、宦乡、李纯青、张琴南、徐盈任社论委员会委员。同时，报社内的中共党组织也组建了，杨刚任党组书记，李光诒任支部书记。
    1949年2月21日，张琴南、徐盈、王秉衡等代表“临管会”来到军管会文教部，递交了申请出版《进步日报》的请示：“天津《大公报》同人一致决议停办天津《大公报》，联合愿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工作者共同创办《进步日报》。当于本月十九日举行临时全体职工大会，通过职工同人宣言与报社暂行章程及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名单。次日，临时管委会举行会议，推定经理、编辑两部负责人员着手筹备各项事务。现全体职工二百三十余人均加紧工作，并渴望能够早日核准出版。”2月26日，天津军管会发出由主任黄克诚、副主任黄敬签署的给《进步日报》社的“通知”。“通知”说：“兹据天津《大公报》同人代表张琴南等前来本会陈述该报同人一致决议进行改革，出版《进步日报》。今后以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事新闻事业为宗旨，一切言论记事业务，均以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依归，并以民主集中制之原则进行内部组织与管理，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选定张琴南等人为委员，以宦乡为主任，张琴南、徐盈为副主任。经本会审查，认为尚属可行，准予登记出版。”这样，《进步日报》就完成了全部出版登记手续。
    经过“临委会”讨论，确定了《进步日报》的编辑出版方针：第一，“本报读者对象应确定为初中以上的学生、教师、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职工、店员、一般市民以及一切政治上还未进步或开始进步的群众”。第二，“本报应反映上述各阶层人士的生活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从解释法令文告、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实践中给以教育帮助，使能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团结他们在政府周围”。第三，“本报坚决拥护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并应尽最大的努力，揭发敌人，孤立敌人，瓦解敌人，发动民众，热烈支持前线，促进革命战争迅速获得全国性胜利”。第四，“本报应为扩大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革命阶层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第五，“本报同情并支持全世界反帝人民，特别是东方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独立的斗争，并反映其动态”。第六，“本报应反映、宣传、阐释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和行政措施，同时亦应根据具体真实的事实，对所有偏向或违反政策之行为，展开建设性的批评”。第七，“鉴于本市接收阶段似以大体上可告段落，今后中心任务似将转入恢复与改造阶段，本报应配合此项转变，鼓励并协助人民组织起来，消灭反动残余，重建人民民主的经常秩序，系统地建设人民革命政权，推行新民主主义政策”。
    1949年2月27日，天津《进步日报》创刊。它是解放区新创办的第一张民营报纸，但情况极为特殊，报社内建有中共党组织，又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领任何方面的补助和津贴。它既不同于解放前的私营报纸，也不同于解放后的各级党组织的机关报。
    在《进步日报》的创刊号，刊登了两篇著名的文章，一篇是由张琴南、杨刚、徐盈、高集、彭子冈、赵恩源、李光诒等署名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另
    一篇是《〈进步日报〉是如何产生的——大变革中的一个故事》。这两篇文章经新华社播发通稿，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西方各大通讯社都作了报道，着重指出它是中国解放区出现的第一份民营报纸，并评论说，允许民营报纸在解放区创刊，标志着中共新闻政策在转变，同时预示着在经济政策上对私营企业在放宽。但香港《大公报》编辑肖乾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1949年2月27日晚，正当我轮值全面负责报纸版面时，忽然在刚送来的当晚新华社的电讯稿中，瞥见一条消息：‘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并转发了《进步日报》的两篇文章。这时，各版编辑统统放下工作，争相来看这篇晴天霹雳的新闻稿，各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那时，香港《大公报》接到新华社发来的电讯，只字不改，一律照登。肖乾拿着新华社的那篇电讯稿连同《进步日报》那篇《代发刊词》，他迟疑了，要不要把全文发到排字房？“也就是说，要不要第二天早晨在香港以及全国各地千千万万读者面前痛挝一通自己的嘴巴？”肖乾说：“感情上难以接受，而政治上我又担当不起这个扣发的重责。可惜当时杨刚和王芸生都已相继北上，不然的话，也轮不到我来值班负责全面。于是，我就过海去找住在九龙的夏衍——他那时代表中共地下党负责同港版《大公报》联系。从他翻阅新华社通讯稿时脸上呈现的茫然神色看，我估计天津的党组织在这个改名问题上，事先并没有同香港的党组织有过任何联系。夏公沉吟了好一阵子，然后咬咬下唇，果断地对我说，一字不改地照发。于是，港版《大公报》次晨就在世界新闻史上开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新纪录：在自己的报纸上登出痛骂自己的社论。那天出版的港版《大公报》也应是收藏家们的一宗珍品。”
    在《代发刊词》中，对解放前的《大公报》作了严厉的批判：“我们是前天津《大公报》社的从业人员，现在开始来办一个新的报纸——《进步日报》。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要向全国各界人士作下面这番自白。……我们要说一说《大公报》的真实面目。大家知道，在北洋军阀时代，《大公报》是依附于军阀官僚买办统治集团而生长起来的。等到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卖国独裁的反动政权以后，它就很快的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并列举了在近二十年来每一重大政治事件中，《大公报》和蒋介石政权结成了“分解不开”的事例。在谈到《大公报》主持人“善于在所谓的‘社评’宣传上运用狡诈手段”时，《同人宣言》写道：“他们懂得如果完全正面为罪恶昭著的反动统治阶级说话，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他们总是竭力装成‘在野派’的身份，用‘在野派’的口气来说出官僚家要说而不便直说的话……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它所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偻，它所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统据国家地位的法西斯匪首，即其所谓‘国家中心’。长期处于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的读者，看了大公报的小骂，觉得很舒服，无形中却受了它的‘大捧’的麻痹。大公报以‘小骂’作为欺骗读者的资本，也以‘小骂’来向他们的主人要索更多的代价。……因此，大公报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同人宣言》还表示了决心：“现在，我们有机会永远脱离《大公报》这个丑恶的名义而工作了。我们利用天津《大公报》原有的物质基础，创办这张簇新的人民的报纸。如果我们在《大公报》中工作的期间也曾犯过对人民的过失，我们将以今后认真的工作自赎。而我们从来所自信的一片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诚心诚意，将能不受拘束地充分地发扬在工作上面，使我们不能不万分的兴奋鼓舞。” 
    这篇著名文章的观点，是明显有误的。正如当时参与《同人宣言》署名的李光诒(中共党员)所说：“那篇《宣言》等于是一份宣判大公报死刑的判决书。”对于这些明显有误的看法，当时的“临管会”成员之一的李纯青(中共党员)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撰写的论文《抗战时期〈大公报〉》，以其亲身经历和感受，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逐一批驳，力图以一个老大公报人的良心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来还其事物的本来面目。后来，毛主席亲自决定保留沪版《大公报》，实际上是对前述不实之词的否定。
    《进步日报》出版发行一周后，3月7日该报发表题为《新闻事业的新方向》的社论，畅谈了对新民主主义的新闻事业的认识。社论说：“本报创刊已经一周。我们的态度和作风，读者大致都有了解。在这里，我们愿就自己所感觉的新闻事业的新方向提出来谈一谈。……我们认为新闻事业首先是服从于经济的政治的方向。它不是脱离了经济政治的事实而超然自在的东西。它一方面是剥削及压榨阶层控制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人民反抗剥削和压榨的武器。因此，新闻事业的方向就不能不有两种分歧。一个是压迫阶级的方向，另一个是人民的方向。……我们以为解放了的新闻记者和读者，应该认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虽然太阳在它突破了乌云忽然出现的时候，是难以看清，似乎生疏的，但是热与光的吸引力却会使我们自动的欢迎它，跟随它。我们的新方向就是我们的太阳，它会引导我们走向更丰富更广阔的人民的世界。”
    《进步日报》创刊后，由于领导和编辑力量强，宣传上很有生气。但不久，杨刚、李纯青调往上海《大公报》，宦乡调到外交部工作，领导力量出现“真空”。8月9日，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给中共天津市委并华北局暨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进步日报》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改变和充实组织机构的问题。经上级批准，《进步日报》领导机构和人选为：孟秋江任党组书记兼经理，张琴南为总编辑，徐盈任主笔，李光诒任副经理兼新闻编辑部、采访部、印刷部主任，胡邦定任社会服务部主任，研究部主任赵恩源，彭子冈任采访部副主任。
    这一时期，《进步日报》每天发行2万多份，收支平衡，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银行贷款也能按期归还。报社在经营方面，充分利用原有《大公报》管理经验，狠抓广告工作，除春药、迷信、反动、可疑的广告拒登外，积极拓展广告来源，在创刊半个多月后就在第一版用整版刊登广告，收入逐步增加。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对《进步日报》这期间的工作是满意的，曾有这样的评价：“前《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以来，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在知识界、工商界中发挥了某种特殊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读者主要阅读《人民日报》等几份中共机关报刊，像《进步日报》这样的“民营”报纸，不被读者重视，其发行量逐年下降，最少时只有1.8万份，甚至有些订户不再订阅了，形势日趋严重。特别是在编辑方向方面的缺陷，也是发行量下降的原因。例如，只是“一般的注意到面向知识界、工商界，发扬特点，与《天津日报》分工。但在客观上，尤其是后一时期，缺乏应有的特色，社论减少，采访跟着《天津日报》跑，两家报纸趋于雷同。再有就是私营报纸采访问题以及各机关部门发布新闻的问题没有解
    决，致使引起若干争执、抢先和排挤的现象，报道工作难以深入。”加之当时报社内部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发挥得不够，也削减了工作干劲。与此同时，上海《大公报》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发行量下滑，经营出现隐忧。1952年夏，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帮助解决报社的暂时困难。不久，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王芸生，当面向他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即：“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馆，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全国性政治类大报，分工报道财经政策和国际新闻。两报合并迁京，富余人员由津沪两地政府负责接收，安排适当的工作。”王芸生听罢愁云顿消，激动得说不出话。毛主席见状便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意思是说，原津版《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现在又恢复了原名，王芸生便是收复失地了。王芸生还担心两报合并后不好管理，更担心两报的编采人员不熟悉财经业务，怕承担不起这项重任，搞砸了。毛主席笑着鼓励他说：“你们两家本来是一家人嘛！《大公报》人才济济，团结起来，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吗！”
    1952年秋，中央宣传部指派孟秋江、李光诒到上海《大公报》了解该报人员的情况，准备北迁合并时遴选。是年底，孟秋江、李光诒和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编辑李纯青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谷牧、副部长夏衍、姚溱共同议定了上海《大公报》人员去留的原则，决定编辑部人员基本北上，经理部和印刷厂人员根据需要择优录用，留沪人员由上海方面另行安排。随后，决定北迁的人员分批北上，立即开始筹备出版北京《大公报》。
    1952年12月29日，《进步日报》刊登“启事”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为了加强力量，有效地在建设祖国、保卫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分担宣传报道任务，决定实行合并，于1953年元旦起在天津出版《大公报》。今后《大公报》的报道方针是：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传保卫世界和平。对国家财经工作，特别着重于贸易、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工商业等各个方面的报道及讨论；同时以较大篇幅，加强关于国际新闻的报道及讨论。为此敬告全国各地读者，并希多予指导与协助。”因国家正在北京为《大公报》社筹建新馆，该报暂时在天津出版。合并后的《大公报》，王芸生任社长，孟秋江、李纯青任副社长，张琴南任总编辑，李光诒、孔昭恺、赵恩源任副总编辑，孟秋江任党组书记。
    1953年元旦，《大公报》在天津出版，自此创办了三年零十一个月的《进步日报》终刊。1956年夏，《大公报》的新馆在北京宣武区永安路18号落成，10月1日《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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