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百年

    １９００年５月２１日早晨，一个名叫王圆录的道士挖开了敦煌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第１６号窟的积沙。从这一刻起，一座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辉煌的文化宝库便现世于中华大地。
    从前天开始，由文物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百年纪念活动”拉开帷幕。这个活动７月份将在敦煌莫高窟的现场进行。一台特别编排的四幕大型古典舞剧《大梦敦煌》以史诗般的气势４月２４日起将在北京上演。而７月份，这台舞剧在敦煌现场的演出，将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同时，大型展览、庆典、研讨活动穿插其间。回溯敦煌百年，将使世人再次感悟这一世界上独一无二历史遗产的文化价值。敦煌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
    敦煌百年祭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端。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前有阳关，后有玉门，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汉代起敦煌是辖六县之郡。东汉大家应劭称：“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一“繁盛大地”以其拥有的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而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今年５月２１日，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世一百周年的日子。如果把敦煌的百年比作一道万世经传的长诗的话，那么它的第一句是令人落泪的。重述那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文化价值的存续。
    敦煌莫高窟起建的年代大约在公元３６４至３６６年间。１６００年间，这里先后开岩凿洞，最盛时，曾有石窟千余，号称千佛崖、千佛洞，至今保存在编的洞窟仍有４９２个，彩塑２４１５身，壁画４５０００多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５座。
    汉代起，敦煌作为西陲重镇一直是兵家互争之地。每次兵灾之际，管理莫高窟的和尚就要逃一次难。
    宋景祐二年（１０３５年），西夏之乱祸及敦煌莫高窟。和尚照例要避祸他乡，遂把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都封闭在一个洞窟的秘室里，外面用泥壁封堵，并绘上壁画。然而，这批和尚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这个秘室便盛着５万余件“宝藏”静静地安息了七八百年。
    清朝末年，出生在湖北麻城的王圆，结束了在军队当小兵的生涯，因无所事事，便做了道士，迢迢千里来到敦煌。当时的莫高窟寺院，多为红教喇嘛，只有王圆能用中文诵道经，倒有些香火，生涯不错。于是他就雇了个姓杨的为他打下手，写经文。杨某抄经之暇爱吸旱烟。用芨芨草点火，并把剩下的草插在洞窟墙壁的裂缝中保存。一天，他在插草的时候，发现墙缝深不可止，便用旱烟袋头敲了敲墙，感到里面是空的！于是他赶紧叫王道士，两人夜半破壁，发现里面有一个泥封着的小门。此时天已渐亮，去掉泥块，出现一条通道，进入通道后，一个黝黑的高１．６米，宽约２．７米的复室出现了。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王道士当时对这批５至１１世纪文物的价值几乎一无所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就这样无意中回到了人间。
    接着，一系列不幸就在这片繁盛大地上发生了。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这批宝藏价值连城，可他毕竟明白用它们换点钱是没问题的。于是，他取出几卷给当时的县长汪宗瀚去鉴别。汪是识货的，依他的权势向王道士索要了一批画像和写本。三年后，甘肃学台叶昌炽闻听此事，便让汪为他搜求。叶对古物的学养颇深，对藏经价值心知肚明，便向甘肃的藩台衙门建议将这批古物运到省城来保存。但因运费需五六千两银子，清政府觉得银子比这批“废纸”更有价值，没有采纳这项建议，只是发了一道旨令，让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仍为保存”。汪责令王道士经办此事，王道士一下子就成了经卷的看守人。王道士便将这批古物重新封起来，成了古物的实际拥有者。
    当时在新疆一带，有一位受英国政府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他在１８７９年曾来过敦煌。闻知洞窟存有宝物后，便于１９０７年５月第三次来到敦煌，他是历史上盗劫藏经洞文物的第一人。他来敦煌，通过一位师爷与王道士接触，得知王道士已将秘密通道砌死，斯坦因便在莫高窟安营扎寨，软磨硬泡。终于，他从洞窟壁画上看到了王道士请人绘的《唐僧取经图》，遂生一计，称自己是印度的佛教徒和唐僧的崇奉者，来敦煌是受印度政府的委托，把印度已不存在的佛经再取回去等等。这番话竟然说动了这位“司库大人”。王道士第二天就拆开封墙，让斯坦因进入秘室。斯坦因在其所著《西域考古记》中写道：“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其中“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斯坦因以捐一笔钱给庙里的方式，得到了装满写本的２４只箱子。另外还有五只，仔细装满了画绣品及其他美术品遗物。
    １９１４年后，他又从王道士手里得到五只大箱。１９３０年再来时，因中国学术界的一致反对而未得逞。据英国目前公布的数字，斯坦因劫去的文物达９０００余件。
    继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于１９０８年７月来到这里，凭他渊博的汉学知识，劫走了比斯坦因更有价值的文物６０００余卷。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也于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５年间从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盗走１万余件文物资料及壁画。美国的华尔纳１９２４年到莫高窟后，由于无经卷可窃，便用特制的胶布剥走了第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４、１４５号洞窟中精美的唐代壁画２６方……
    莫高窟的文物精品被斯坦因大量盗走的消息被清政府知道后，命令将剩下的经卷装成两只木桶，封钉坚固，施以彩绘，制成“转经桶”置于佛殿之中，又责成王道士看管，并且还赏给他３００两银子作为他看守经卷的补偿。而这两只“转经桶”今日仍竖在第１７号窟中，桶中一无所有。王道士变本加厉地“私卖”，几乎使藏经洞内的古物为之一空。经过有良心的学者一次次上书呼吁，才迫使清政府下令把所有残存的经卷写本悉数运回北京。然而，起运时清理在数的８６００余卷，经沿途大小官员强取豪夺，所剩下的就是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那四五千卷。
    百年前洞开的一幕，至今回溯起来仍令人心颤。一个巨大的中华文明的宝库竟由屈屈一个假道士据为己有，写下了令世代垂泪的一笔。今天，敦煌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已是全世界文明价值中的重要部分。敦煌的保护得到了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重视。没有人可以回到百年前，再行掠劫盗贩之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百年前的历史今天没有重演的可能。
    这段历史在提醒人们，历史文化遗产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今天人们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着对历史价值认识上的盲点，尊重历史就是一句空话。再者，百年前敦煌文物的流失与当时社会动荡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王道士的个人所为已经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今天的问题可能在于另一个方面，即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与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大到敦煌这样珍稀遗产，小到一个城市的文化风貌，如果不以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看待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我们有可能失去第二个、第三个敦煌。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每一位今天的共和国公民。保护文物，维护文化遗产的尊严不仅仅是国家、政府单方面的事，而是人人有责。我们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身边是否存在着新的“王道士”、“李道士”，但首先，我们自己不作任何一个“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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