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和王国维：新世纪的解读

    
    北京西北面曾经有两个湖，一是昆明湖，一是积水潭。如今昆明湖还在，积水潭则早已填平了。当年，王国维和梁济，分别选择这里做了他们最后的归属。
    一
    八十多年前，积水潭还是京城一个富有野趣的小湖，1918年11月初，梁济离开家里住到湖边。这时，天气忽冷忽暖，树叶乍黄还绿。梁济在萧萧的落叶声中，伴着微明的灯火，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写下了长达几千言的〈敬告世人书〉和一系列信件。
    似乎，题目做得有点大。但梁济的个性并不喜欢矜夸，和儿子梁漱溟日后比起来，他的名气和声望也小了许多。也许是即将做出的自沉举动，给了他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要用这样一个大题目，向世人和自己证明一些甚么。
    在〈敬告世人书〉中，梁济一开头就写道：「吾今竭诚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而死也。」正是这句开场白使得陈独秀、胡适等很多人都认为，梁济的自沉，只是出于对清王朝的愚忠。其实，梁济自己很清楚，他距清王朝垮台七年之久后的殉身，所殉的决非简简单单一个清朝，之所以不惜被人讥为愚忠而高标殉清旗帜，其中当然别有深意。毕竟，浪掷生命既为梁济毕生信守的儒学传统所不取，也不是立身谨慎之梁济所愿为。
    确实，梁济可以说是前清遗臣，且「累世仕清」。但他在清朝做的只是一个小官，而且身处京城，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可谓历历在目。1893年秋，华北暴雨成灾，屋塌地陷，灾民成群，他扶门而望，忧心忡忡。与此同时，京城的达官贵人们却仍然奔走于「热闹场中，庸庸碌碌，全不介意」，使他愤怒和失望之极。紧接而来的甲午之役、庚子之变，更使他对清王朝丧失信心。宦途内的坎坷遭遇，因清廉正直而郁郁不得志的现实都使他与旧体制逐渐离心。翻检梁济的阅读书目，所涉相当广泛，其中包括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予不少支援。
    正因如此，武昌起义爆发后，梁济采取的是并非臣子尽忠之道的旁观态度。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对清朝他已没有甚么愚忠情绪，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这样一个思想并不迂腐，甚至可以说是对现实保持高度敏感的文人，在清王朝垮台七年后，却声言殉清，个中原因，值得深究。梁济本人在遗书中对此做出的回答是：「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由此可见，梁济所谓的清朝只是一个代名词，一个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象征。也许清王朝本身并不足以担当道德模式的重任，但梁济以为，他要通过为旧主自沉的行动表明一种道德的选择，用超常的忠义行为对抗忠义观念的流失，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捍卫道德精神的尊严。
    从选择「忠义」作为捍卫道德精神传统并不惜为之献身的原则看，梁济对世纪初中国思想的走向是敏感的。清王朝覆灭后，中国社会经历着大分化、大转折，社会思想也剧烈动荡，通常我们注意到的新文化运动实际只是这一变化的滥觞，而远不是变化的起始。就现实政治言，当时社会政治失序，民主政治遇挫，各派军阀武力自恃，一些当政要人「空谈高远政治，无一事从人民根本着手」，政治道义被弃之如敝屣；从社会思想角度看，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使选择成为自由，新思想带来了新观念，但囫囵吞枣，也难免鱼龙混杂，欲望泛滥于社会，现实利益的旗帜压倒了忠信的呼声。当梁济说一些人「以骄盈矜夸不求事实之政治，导国民以狡诈之行为」时，其所指称的大概应包括如上种种事实。而且，在对腐败政治已见怪不怪的梁济看来，道德信仰的崩溃也许更值得担忧。世事人心，世事固然可怕，而人心的失去也许更为可惜。
    面对此一局面，梁济既不赞同儿子梁漱溟当时选择的沉迷佛老，别求出世之道，也无能入世为言，维护世事人心。痛苦之余，终于出于自沉一途。对梁济而言，他本不愿殉，本可不殉，却不得不殉。生命在他，已成为唯一的赌注，最后的希望就是能以自己非同寻常的殉清举动，以超常的忠义行为，警醒世人，为忠义观念的重新培植尽尸谏之力。他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遗言：「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梁济死后，在京城仅仅激起了小小的几点浪花，忙忙碌碌的世人们并未认真理会梁济道德的警醒。事实上，日后地位远非梁济所能比拟的大人物发出的礼义廉耻呼声，也每每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20世纪中国对道德、忠义的呼吁常常是抵触的，革命者视之为封建余孽，改革者也每以制度为言，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关注，要远远超出观念的培植，更何况这种观念本身，在许多人看来，还在当废弃之列。有人说，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救亡压倒的，又何止是启蒙，而启蒙背后，也未始没有无谓的牺牲。20世纪中国的成成败败，说远一点，和这些也许都不无关联吧。几十年后，重温梁济这篇遗书，很难再说它有多大的价值，其在20世纪中国遭遇冷落的命运似也难以避免，只是这种结果对梁济、对20世纪中国，也许都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
    二
    从梁济自沉的积水潭出发，沿着一条蜿蜒的河道，曲曲弯弯向西北方向走去，便是颐和园昆明湖。和积水潭的野趣不同，昆明湖精致、华贵，处处显出一副雕琢过的皇家气派。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此时，他刚届识天命之年。
    和梁济相比，表面上看，王国维的自戕得到了更多的注意，关于他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可惜，和梁济相比，王国维辞世前写下的遗书只有短短的几句。要了解他辞世前的心境，可能还得追索他更长久的心路历程，从辑录其一生大部分著作的《王国维遗书》着手。
    《王国维遗书》展示了一个敏感的心灵和才华横溢的精神世界。青年时代的王国维，倾心于哲学真义的求索，在日本留学时，对西方意志论者叔本华、尼采等一见钟情，叔本华忧郁的气质、悲悯的精神对他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中国文人往往都天生有着自悲悲人的气质，王国维更是如此。加之生命意志哲学和东方思想的某些相通之处，使王国维迅速得出其可爱的结论。
    然而，王国维没有浅尝辄止。当他由表及里，深入这一哲学的内核时，其强烈的非理性精神和赤裸裸的欲望追求使他颇感震骇，而其彻底的、甚至有些残忍的悲观情绪，也和王氏「温情的悲观」有着本质区别，毕竟，「和而不同」的中国意识在他心底有着更深厚的沉淀。不久，他得出结论，「其所说非不庄严宏丽，然如蜃楼海市，非吾人所可驻足者也」。可爱者不可信，王国维没有在生命哲学中真正找到自己的生命理想。
    从叔本华哲学中走出，王国维一度又进入到更为宏大的康德哲学中。康德哲学如星空般深奥、广博的思辨体系，使他为之钦叹、折服，不由自主地浸润其中。但是康德纯粹理性的逻辑架构，终究和王国维性格中的诗人气质难以融合，短暂的亲和之后，又发出可信者不可爱的叹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以学问作为终极追求，希望从哲学中「豁然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完成圆满人生的王国维，终于「疲于哲学有日矣」。
    1907年，正当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开始了学术历程的第一次转变。西方哲学探求的失败，使他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精神传统，最初的回程停留在最熟悉的古典文学诗词、曲赋中。他徜徉于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化回廊，追寻着曹雪芹在大观园中展示的理想世界，从《遗书》的一系列诗词创作及有关文论中，可以看到王国维遨游在中国文学中的足迹。也许，文学最适合王国维的性情，他的《人间词话》堪称绝世美文，而《宋元戏曲史》则被推为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并列的「中国文艺研究史上的双璧」。但是，文学可以予他性灵以「直接之慰藉」，却无法满足他内心中求真、求善、求知的渴望，毕竟，文学的世界还是稍显空幻，在他中国文化回程中，注定只能是一个中转站。
    1911年的辛亥革命，加速了王国维向中国古史的转移。革命在他心中激起了深刻的波澜。和梁济一样，对革命本身他并无反感，但革命后持久的武人争雄、「礼崩乐坏」局面，却使他深感困惑、迷茫。正是由此开始，王国维逐渐向古史挺进，希望在曾经那么耀眼的古典中国，发现一些能支撑其信念的永恒价值。
    也许，王国维不虚此行。民国初年，他写出〈殷周制度论〉一文，盛赞周公与周代的改制。认为，周公改制实际开中国道德规范建立之先河，写道：「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乱。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王国维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国传统道德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有其学术思想价值；更重要的是，文章表明了王国维对传统道德典章制度的态度。在民初政治失序、道德蒙尘的背景下，他高扬亲亲、尊尊、贤贤的意义，强调道德对政治的中心作用，当然不纯为学术之言。两千多年前曾被孔子盛赞为「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再次在王国维这里得到了强烈的认同。
    从哲学到文学到史学，从西方到中国，从宋元到殷周，王国维完成了其复杂的精神寻路历程，最终停留在代表原初中国的殷周古史中，并取得了20世纪中国无人可与比肩的学术成就。和很多人一样，这时，他也「悔其少作」，把汇集青年时期作品的《静安文集》，投入熊熊燃烧的炉火中。
    但是，古史展示的理想世界毕竟和现实有着太大的距离。古史虽然给他提供了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却无法使他从容直面现实。王国维并不是一个纯为学术而生的避世学者，他有敏锐的思维和善感的心灵，也有追求纯真、至善、尽美的执着信念，他将学术探求等同于生命理想，因此，学术的欠缺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他人生的欠缺。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使他理想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社会距离越来越遥远，冲突越来越激烈，学术乃至生命的意义，也相应地成为问题。其实，这种痛苦迷惘的经历又何止王国维独有，在「整理国故」中暴得大名的顾颉刚谈到：「我要忠实于自己的生命，则为社会所不容，若要作委蛇的生存，又为内心所不许。」只不过，王国维之为王国维，决定了他的这种痛苦要更甚于常人。因此，当他最后决定赴死时，留下的短柬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这凄凉的意表，无可奈何的心境，怎一个「欠」字了得。
    和梁济一样，王国维与世界的告别也十分从容。6月2日上午，他照常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任何异样。离院后，径赴颐和园，在湖心一小亭中默默沉思一会，便起身投进湖水的拥抱中。
    死，对他们而言，似乎只是完成一个多年的预约。
    梁济、王国维之死，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绝唱。一曲哀歌，在近代中国显得那样微弱，当时就被风云激荡的思想狂飙所压倒，随后更在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中随风飘去。只有如史家陈寅恪辈才愿也才能解读他们的心灵：「古今中外仁人志士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此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在世纪交替后的中国，梁济、王国维离我们已经那样遥远，他们所展示的精神世界，今天也已成空谷足音。幸，抑或不幸，谁知道呢。或许，他们在新世纪仍然要顶着遗老、保守的谥号；又或许，他们可以让我们在寂冷的青灯下垂首叹息：20世纪的中国，还有这一些别一样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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