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瘤北京与中国命运

    
    或许很多人会相信，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将会给北京这座古老名城带来历史上最大的荣光，但稍有理性和良知的人，却应该承认，北京基本上已经濒临了不适合人类安居的边缘。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水土资源的严重危机，文化古迹的广泛毁弃，城市规划得一塌糊涂，任何一项都足以成为人类城市发展史上自我戕害的典型案例。因此，迁都问题在私下里，也成为了一些忧患之士的议论焦点。
    任何政权的创立和更迭，都要选定首都以为其权力中枢之所在，除了早期游牧民族之外，古今中外大抵如此。一旦遇到内乱外患，或出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动，迁都之举并不稀奇。中国历史悠远绵长，其间大一统朝代与割据王国的兴衰起落不断上演，也导致中国又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丰富的首都变迁史。仅就著名古都而言，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都称得上历尽辉煌沧桑。探讨中国的首都变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趣味的话题。
    所谓首都，必然是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但未必是经济或文化中心，今日的美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治、经济中心分离的状况有相当漫长的历史，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经历了从西向东。由南至北的转移。但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若脱离经济中心地带，因其城市规模必定不小，宫廷人员、中央官吏和驻军等脱产人口数量庞大，使得他们的供养会出现极大难题。（国家？社会）可以肯定地说，研究中国自形成统一王朝以来的历史发展，首都位置的变迁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在西汉时期，首都的政治、经济中心分离趋势尚未显露。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可见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带，在当时为全国的首富之区。但此后的几百年内，战乱瘟疫对长安、洛阳这两座名城及周边的打击极为沉重，特别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以及西晋后期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令华夏农业文明的发轫广大之地备受摧残。另一方面，因中原移民的大批南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程度迅速提高，到了东晋和刘宋年间已成气候。据宋齐间人沈约记述，当时已形成以扬州（三吴）和荆州（南楚）为中心的富庶经济区，远非残破的关中可比。至此，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完成了初步的转移。同时，对于北方的首都大城来说，经济（主要是粮食的匮乏）压力成为长期挥之不去的困扰。在古代技术条件下，远距离运输数目巨大的粮食，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南北朝重新统一后的隋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定都长安的全国性政权。侯仁之指出，以商业密集和国际交流密切程度来看，此时的长安尤胜汉代，但已丧失了司马迁所说的优势经济地位。唐朝的长安“竟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皇帝在歉收之年还要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长安作为隋唐帝国的首都，“已经缺乏应有的物质基础”。
    那么，各朝代为何不曾迁都南方呢？江南的建康（金陵）已有六朝故都的经验，在经济上因就近长江三角洲，必无乏粮之虞。主要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中国历史上北方势力往往武力强大，能削平南方实现统一，则朝代开创者多为北人，自然对起家的根据地恋恋不舍，不愿迁移到新降之地；二是古代中国的外患一半就是指长城以北，玉门以西的游牧民族，都城置北利于组织防御；三是建康生活条件虽然优裕，但立国于此的尽是偏安半壁，最后“一片降幡出石头”，对实现天下归一的帝王而言大不吉利，有损帝国气象。然而，凡事有利亦有弊，利弊之消长又总在发展变动之中。北宋的定都决策，就足以昭示这个抉择将会给帝国和整个华夏文明的命运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经过唐末和五代之乱，长安洛阳不仅凋敝不堪，关中与河洛地区也民生艰困。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开国，但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最棘手的就是因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赠契丹，导致游牧民族的兵锋可以轻易直抵黄河。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宋代立国“没有国防”，因为辽国骑兵只花三五日就可到黄河岸边，倘若渡河之后便能直趋开封，而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据说宋太祖在定都问题上曾有相当的考虑，洛阳和长安本来为他中意，两处在地形地势上都比开封好得多，但定都开封的理由首先就是经济要求。
    宋代政制军制都以强干弱枝为首要原则，在首都附近屯集以禁军为主的重兵，仅军粮供给就不是小数目，何况还有皇家和官僚。这些人口所需食粮全靠江南补给，依赖隋炀帝时开凿的通济渠，终点正是开封。从开封再转运洛阳的汴渠此时已不可用，若从陆路运输则成本过高，于是，定都开封成了赵匡胤的权宜之计。他本人曾明言，将来若国家太平，还是要迁都。
    宋因经济情况局限而定都开封，同时接受其安全上的缺欠，此局在才干卓绝的太祖是可以采用的抉择，可一旦后任统治者平庸甚至昏聩，安全隐患就凸现出来。把皇帝放在临近边患危险地区的做法，古人称之为“天子守边”。对宋人的“天子守边”，还是钱穆说的精辟：“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他指出，宋代若有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主动以攻为守，获得胜利才能立国。这种攻击性的积极防御，也是汉武帝的战略，但赵匡胤早亡，太宗志大才疏，既然不能在宋初犁庭扫穴，燕然勒铭，其后代子孙就只好在易攻难守的都城里提心吊胆了。
    靖康之变后，中国形成实质上的南北朝状态，此后蒙元虽攻灭南宋，但实行南北有别的统治政策，这导致中国的南北差异日益显著。许倬云认为，这种差异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上的不同，也表现为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的重大区别，因此，“若说中国的大范围内，实际上有风貌迥异的南北两大板块，也未必为过甚之词。”
    正在这个时期，地处幽燕之地的北京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之一。尽管它的历史或可上溯到燕国的蓟，但在一千多年里，规模地位都局限于一座北方的门户城市，直到936年契丹以此为陪都，命名为南京，才使其发展为行政中心。金国海陵王完颜亮治下的1151年，以北京为中都，到1214年，金为逃避蒙古打击迁都汴梁，这六十余年是北京作为一个王朝“统治中心的开始”。然而，中都北京市中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还是粮食供给，需要的漕粮数字“每年少则数十万石，多则百余万石”。由于通州地势较高，而中都的昆明湖、高粱河和莲花池等水源均极有限，于是只能陆路运输，“所费很大”。（侯仁之《元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
    元大都的规模尤胜金中都，漕运和水源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瓶颈。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通过导引白浮泉和开凿通惠河，部分地克服了障碍。特别是南来的漕运船队，可以直接停泊在皇城北端的积水潭，堪称重大进步。但是，这个成果是以人力工程改变自然环境实现的，仅为节制流水修筑的船闸就有十处，除了耗费甚巨，最重要的是硬生生扭转、擅改当地的水文地理条件，会造成深远的不利影响。（海运）
    1368年，明军北伐攻克大都，改名北平，缩减了北城，平毁了宫城。在洪武、建文两朝，北平只是燕王驻守的边防城市。事实上，朱元璋即位后，对都城的选址也颇费脑筋。南京算朱元璋的龙兴之地，中国历史上更首次出现以南京为都而一统江山的政权。但朱元璋对南京最初仍有犹豫，缘由还是前面所述的几点，既忧虑以江左遥控诸王对付北部边患有鞭长莫及之危，又忌讳南京作为都城过去“偏安短命”的不佳声誉。所以，洪武元年，朱元璋就亲往汴梁考察，探讨建都的可行性，可宋代无险可守的前车之鉴也让他无法放心，遂有实行东西两京制的念头。按他的构想，以汴梁为北京，以应天为南京，皇帝轮流驻跸。可当北平被攻克后，华北的形势发生变化，定都汴梁又变得意义不大，朱元璋由此产生了建都家乡凤阳的想法。凤阳地处江淮，而朱也正是以江淮子弟集团为主打下了江山，大有衣锦还乡之意。此外，因南北差异日剧，位于南北之间的江淮或许能有助于弥合这一分裂趋势，推进“南北一体化”。日本学者新宫学在《北京迁都研究》中提出：“洪武帝实现这一课题的强烈愿望显而易见。”
    可是，凤阳（临濠）的物质条件根本不具备建都所需。刘基就直言相告朱元璋：“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朱元璋是一位头脑清醒的帝王，他自洪武二年起营建所谓中都，六年后因“民不堪命”停建；洪武十一年，他下诏正式立南京为都城。不过，南京的缺点他始终不曾忘怀，洪武二十四年又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实有探讨都长安的筹划，但朱标早逝令他此后再无动作。
    平心而论，朱元璋对南京的不满并非无端挑剔，但明成祖的迁都北京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败笔，这个差不多算得上最坏的选择，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前途。
    永乐元年，有礼部尚书李至刚上疏说北平是“承运兴王之地”，宜立为北京，明成祖采纳之，改北平为北京（行在）从此，他很少住在首都南京，长年滞留北京。重开海运漕粮，移民江浙富户，浚通大运河等措施都显示出他早有定都北京的打算。终于，永乐四年，他下诏兴建北京宫殿，并在永乐十八年宣布迁都。
    成祖迁都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晁中辰在《明成祖传》中提出四点原因，但能够说得通的只有两条，即抵御北方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和避开他杀戮太重的南京、扎根自己藩王时就苦心经营的老巢。至于说“中华民族长期融和和发展的政治需要”纯属附会，晁文以设立奴儿干都司和哈密七卫证明建都北京有利于控制管理东北西北，那么岂不是不利于管理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域，何况明朝开国的主要敌手陈友谅、张士诚等皆是南人，靖康内战又很难说没有留下隐患。最为荒唐的莫过于北京地理自然条件优越的说法，晁著引明末人孙承泽称北京“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和明末北京数度被满清铁骑叩关，最终沦于李闯之手的现实对照，何其具有讽刺意味！晁文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北平为京师正好可以削去边关诸蕃军权，朱棣本人就是由此起兵篡位，焉有不防微杜渐之理？
    之所以说成祖的迁都之举是战略失策，主要有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的理由，而环境是最本质的决定要素。
    首先，在经济方面，成祖的北京皇宫工程虽号称不能逾制而模仿南京，但在已经破败殆尽的金元遗址上重兴土木，其耗费可想而知。比建设更难办的，还是如何维持粮食供应。元代大都的漕运最大特点是开辟了海路一途，最高时运量达350万石。而成祖除了在永乐元年命陈瑄运粮49万石以外，宁肯不惜人力财力疏浚多有淤废的大运河。这是明初的一个不显眼，却贻害无穷的祸患。元代自至元十九年起开始海运，开辟了一条海上运输线。这条运输线在明初仍然有效，曹永和院士指出，洪武帝用它来运送北伐部队的军饷，后来则为经略辽东的驻军输送给养，可永乐定都北京之后，却决定将海运中止而重开河道。海运的困难，不外乎风浪的气象变化和所谓倭寇骚扰，但鉴于元代积累了丰富经验，天候海情当不成其为阻碍，倭寇之患亦未到炽烈地步，以成祖时期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既然能够远涉印度洋，何至拙于短短的江南至天津浅海航路？此乃成祖定都北京的大错之后的又一个大错。当时，每年需运往北京的漕粮约400-500万石，《明史》载成化八年起的中叶以后“定400万石，自后以为常”，海运若能解决十之六七，可节省大量财富。钱穆为此叹息称：“（海运）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
    至此，必须提及大运河的利弊问题。从表象来看，沟通南北水系，实现南粮北运的浩荡运河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伟大工程，因而也被国人赋予自豪的光环。但事实上，大运河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帝国都城的粮食供应，却令整个国家付出了惨重的可悲代价。
    中国北方水利因黄河之患本来就不太平，其根本原因莫过于钱穆所说的“迄于清代，莫不以人力强河流。河水日失其性，遂溃决不已”，而“以人力强河流”的代表作就是大运河，“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早在宋代，丁谓已说运河“抑有深害”，到了明成祖时期，他命宋礼疏浚的会通河“更逆自然之地形”。为了大运河的通航，要令山东等地一些东流入海的河流逆流向西，还要克服海拔北高南低的现实条件，用船闸等方式抬高或降低水位，这些强迫河流改变其本性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流域内的水文结构，加剧了本来就频繁肆虐的水患。以运河沿岸重要的枢纽山东临清为例，当地地势较高，水易干涸，所以明人就哀叹：“堤密于田畔，地破于坏瓜。人力已尽，水患方烈。”山东本身就是缺水省份，一遇干旱，为保证运河水量，只好禁止农民使用运河水和水源用泉水。更无奈的是，在黄河水患时仍要把保运放在首位，不堵黄河决口听任其泛滥，或“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结果“淮水亦成大害”。
    钱穆感慨地说：“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淮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而成祖的草率迁都北京，绝对难脱其咎。
    在北京的城建方面，成祖亦表现不佳。侯仁之称其设计规划严重破坏了旧有的水道系统，截断了城内的水上交通，皇城向北向东和都城向南的推移扩展，使漕运船队不能停泊于积水潭。城内水源的枯竭，又使通惠河陷于淤塞，漕粮只能卸在通州，还是要陆运入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比经济不利因素更致命的是安全弱点。成祖定都北京，固然利于他五次统军北征大漠，但游牧民族的威胁绝非一时之疾，这种“天子守边”的设置在宋代已有殷鉴。成祖五次北征，并不能把蒙古人赶尽杀绝，后三次更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另外，他愚蠢地把重要的大宁故地让给兀良哈部，设三个羁縻卫，可事实证明这无异于在首都侧近埋下定时炸弹。正统年间土木之变后，瓦剌曾兵临北京城下；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部又在京师周边掠虏而归；更不必说日后的满清八旗，数度突破长城防线，频频震动京师。在游牧民族仍是中原农耕文明的最大劲敌的情势下，把都城放在濒临前线的北京，实在太不明智。
    为成祖辩解的依据，就是他保留了南京的留都地位。留都有一套规模较齐备的政府机构，可以作为日后生变的退路。但成祖的南北两都，显然不同于朱元璋曾构想的两都制。朱元璋设想天子要在两京之间往来居住，而成祖根本就是把北京当作他唯一的重心。朱元璋最后属意的都城似乎是长安，北平也从未受到他的青睐。由于明孝陵仍在南京，故成祖不能将南京彻底废弃，但留都虽然从六部到宗人府，从五军都督府到都察院的招牌俱全，却无甚实际权力，多由年高德劭的闲员充任。所以，到明末大变之际，留都也并未起到维持半壁的作用。只是这里倒不好完全归罪于成祖了，主要责任在于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的崇祯帝。他在本有南迁机会的情况下浪费时间，最后把自己、太子都滞留危城，如匹夫匹妇般上演了“国君死社稷”的悲剧。
    成祖严酷尤胜乃父，故迁都之议，大臣多随声附和，说什么北京“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明中叶的大学士丘浚还说“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也”。但明史的事实表明，此举实为靡费东南之财赋，受迫西北之戎马，令明之国势由盛转衰。
    成祖驾崩之后，反对以北京为都城的声音一下子蜂拥而出，更显蹊跷，说明大臣们本来就有异议，不过碍于成祖法度不敢直言。户部尚书夏原吉向洪熙帝上书称：“当今江南民力困于漕运，请还南京，以省供亿”。其他跟进大臣也纷纷指出，还都南京可“省东南转输劳费”。钱穆认为，明代南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民众生活水准却未超出唐代，供养北地京师的负担不可忽视。当然，在经济原因之外，主张还都南京的大臣们还有一点私心，那就是他们大多出身南方。有明一代宰辅189人，南方人占据三分之二以上。他们必然期望首都离开苦寒干燥的北京，重返熏风腻水的秦淮河畔。
    庙号仁宗的洪熙帝远比其父宽厚，再加上他曾长年监国于南京，所以是坚定的还都派，在死前的遗诏中还说“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属南京，斯亦吾素心。”然而，洪熙帝在宣布还都后仅仅两个月就突然崩殂，成为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的短命皇帝之一。按他的计划是在1426年春天还都，但他连1425年的秋天都没见到。继承帝位的宣德帝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办法，虽仍以南京为京师，北京为行在，却把南京司礼监的藏书都运到了北京。到了正统五年，英宗终于正式给了北京一个“名分”，再度确立了南京的陪都地位。
    宣德帝违背父命的一个原因，或是在位期间鞑靼骑兵的多次犯边。但从性格上看，他无疑不像父皇，更近成祖。对郑和下西洋的态度就是很好地说明。仁宗即位便诏令停止，把船工都遣散回籍，而宣宗登基不久，又令郑和船队浩浩荡荡地出海远航了。成祖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基因传给了宣宗，也传给了英宗。宣宗在位十年曾三次巡边，英宗更亲率五十万大军北击瓦剌。然而，成祖久经征战，算是一代人杰，北征尚且不能克尽全功，才略均远不及他的宣宗、英宗能有什么建树？英宗还落得兵溃被俘，传为笑柄。史家说明代之亡起于万历，其衰当自英宗而始。
    北京在唐代以前的自然环境与今日迥然不同。郦道元《水经注》称居庸关“山岫层深，林障据险”，此后虽经辽、金、元更迭的战乱，到明初又恢复为“林密地险”。转折点是明成组迁都，因为要解决取暖问题，所以大力砍伐树林。据统计，宫廷及官署每年所用柴炭就要2000余万斤，皆取自周边。故到成化年间，不过半个世纪，居庸关就变成“林木渐疏，往来无阻”。木材稀缺后价格上涨，更令牟利之徒觉得奇货可居，滥砍滥伐之风进而扩大到山西、河北。作为边防重镇的大同、宣府的驻军将领甚至“私役官军入山砍木”，贩运来北京，“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这是最荒谬的现象。北京以北的森林是阻挡游牧民族骑兵的天然路障，而明人用最愚蠢的方式主动为敌人扫清了进军的阻挡。
    历史拒绝假设，但我们不妨猜想，倘若洪熙帝延祚哪怕数载，明帝国首都重回南京，中国历史的轨迹是否会出现一种别样的转折？
    满清入主中原，仍旧建都北京，自然没什么好说。此时的北京经过明代二百余年的经营，尤其是紫禁城的恢宏壮美，给统治者君临天下的心理诱惑，别说清帝，毛泽东亦不能免。而幽燕受异族占据的时日甚久，早有“胡化”氛围，加上地处北方，满清贵族在气候、文化等方面均无不适。还有一条需要补充的是，南方虽大略平定，但郑成功为代表的残明势力尚存和三藩之乱等因素，都使清廷把都城放在北京最感妥帖。满清也怀有若不能继续统治中土便退回关外的打算，北京的地理位置正好适合其从容进退。
    清代北京面临的问题和明代相仿，漕运和水源仍是两大困难。在水源方面，清人设计并完成了北京史上“第一个人工水库”昆明湖，但皇家和贵族园林的陆续落成，令京城供水仍有捉襟见肘之憾。至于漕运，这个每年一度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依旧以黑洞面目存在，吞噬着仅为支撑一座城市挥霍的财富。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引用明人马文升的话说“交纳之费，过于所需”，已点明此举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到清代是愈演愈烈。据郑观应统计，运米一石到北京入仓，费银18.2或34两，而仓米售价一石一两。钱穆说：“如此漏厄，而不思为计，真可叹也。”这是个极为简单的数学运算，无需懂得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人皆可知每年四五百万石的漕运意味着多大的损失！
    作为异族，满清自己就出身关外，因此对付其他游牧民族的威胁颇有办法，或以宗教、姻亲手段笼络，或以武力追讨征服。清朝的北京，基本上没有遭到来自北方的强力威胁。可是，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外患是从南方海上而来。
    北京作为都城，此时显出了新的缺陷。中英主要的战斗和外交活动都在广东，波及福建、浙江、江苏等省。而广州和北京之间的路途之遥远，足以令北京发出的多数命令变成姗姗来迟的废纸。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写到，参赞大臣杨芳的奏折由穗抵京用了十五天，那么，道光帝的朱批发到广州，距杨芳最初所议已过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英军舰队可以以逸待劳地休整补充，也可以趁中方没有上谕不敢妄动而大占便宜，甚至干脆移师北上去了闽浙，总之，“广州与北京，犹如现实和梦境”。
    更糟糕的是，漕运于此时成了海军占尽优势的“洋夷”拿来要挟恫吓清廷的一张王牌。倪玉平在《西方势力与晚清漕粮海运》一文中指出，英军中的中国通马理逊提出，江宁是漕运咽喉，英军只需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就可迫清廷就范；若能破坏高家堰堤冲决运河，“计更无不得请者”。被吹嘘为“奇迹”的大运河，此刻俨然是帝国脆弱的生命线。尽管当年度的草量已经北上，但美国学者Harold.c.Hinton认为，英国军队通过控制南京水域，“切断了运河，从而为鸦片战争迅速有结果作出了重大贡献”。
    漕运作为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在鸦片战争及以后的历次中外冲突中都得到了展现，切断漕运总是“洋夷”的一种威胁。但西方的入侵，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推动了中国航海技术的进步。此前，漕粮海运只是在道光六年（1826年）才恢复过一次。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海运再开。此后，因太平天国之变导致运河中断，战火绵延苏皖浙地区，海运就渐渐彻底取代了河运。再后来的津浦铁路通车，更使陆路运输成为可能。漕运似乎终于可以不再劳民伤财了。
    然而，运河失去漕运价值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凋敝，并且令困顿的华北经济雪上加霜。有的史家鼓吹大运河促进南北经济的联系发展，实为谬论，因其无法解释何以运河的漕运使命一旦完结，北方沿岸地域就迅速陷入萧条。通漕期间，运河沿岸的淮阴、临清等地确实一度兴盛繁华，但这是单纯建立在庞大的漕运船队存在的基础上，漕废则归于泡沫。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表示，运河的商业价值其实有限，它对华北平原生态的不良影响却相当突出。他说：“我们应当记住，明清维修运河的目的是为了供给京城……不是为了推动贸易发展，更不用说会有助于运河所经地区的发展了。就山东大部分地区而言，大运河仅仅加重了无偿劳力的负担，同时又给当地自然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大运河的衰败深刻地影响了冀鲁两省的部分地域，经济、自然条件的双重恶化酝酿了一场声势惊人的拳民之乱。
    明成祖着眼于北方边患定都北京，未能令大明江山避免沦于夷狄之手；满清以夷御夏定都北京，最终溃于南方的反抗和外敌入寇。不论国都定于何地，若国力衰颓，民心背离，这个政权都难逃崩坏的结局。而自明成祖起，违背客观的物质条件，固执一己的短视偏见，把不适合作为首都的北京变成消耗国力的漩涡，这个教训不能不发人深省。
    帝制结束了，北京的首都故事仍未结束。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人集团和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集团之间，首都定于何地的争议再起。在1912年8月31日欢迎北京参议院的集会上，孙中山提出未来的首都选择以南京和“首义之城”武昌为佳。他反对定都北京的公开理由，主要在安全层面，强调北京及周边外国军事力量过多，又临近日本、俄国这两个最大的潜在敌人。但在其他方面看来，南京首先具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象征意义（临时政府曾专程拜祭明孝陵），这是南方革命集团中占相当比重的“排满派”的呼声；最关键的是，南京或武昌均在同盟会实力较强的南方数省范围之内，即便让位于袁世凯，也要他脱离北洋大本营，“客居”江南。
    对此，北洋军人集团当然表现出决不让步的强硬态度，主张将首都仍定北京。从此能够看出，南北双方在首都问题上的争执，缺少以国家发展战略为考量立场的动机，更在乎的是如何控制政治对手和反控制。结果，变成政治实力较量的首都之争，由枪杆子强势的一方胜出，北京又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实质上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北京城头也是王旗变幻，皖系、直系、奉系等如同走马灯般你来我往。北京的城市建设非但无从说起，清朝时的旧基业也陷于荒废。唯一特殊的是，北京的文化教育事业进展神速，成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城市；以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等高校为代表的高等教育重镇，给这座古都增添了浓重的知识氛围。一个副产品则是激进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活跃，让北京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名声大噪，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日后无数次学潮、抗议的肇始“圣地”。
    国民政府北伐后建都南京，北京这才恢复了北平的名字。没有了漕运的重负，没有了首都的光环，北平或可以安静地做它的文化古城。但直到蒋介石率部撤至台湾，他的政权始终未能把党政权力彻底伸展到北平，北平处于地方实力派、日本侵略者和中共等多方势力绞缠交错的状态，中央的影响力反而不大。还有近八年的时间，北平是日军治下的沦陷区。这些因素对北平的经济建设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光复之后，北平竟然出现了粮荒。据就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回忆，当时城内有居民两百万，四所国立大学师生上万人，日军俘虏数万人，既无足够粮食，又乏燃料，令李宗仁大感头痛。
    侯仁之在写于1955年的《北京都市发展中的水源问题》中提到，清代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入侵，本已破坏了城西的水源系统，“漕运的废堕……令地上水源日益枯竭”，因为“近郊水稻再无专人修守”。他指出一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时，北京旧城已日益没落，“内外河道淤塞，闸坝废毁，堤岸坍塌，胡迫淤浅……”以此状况，北京的人口生活消耗足已成为负担。傅作义虽然接受了和平改编，但初期仍与蒋介石保持了秘密联络，在致蒋介石的长信中，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共很难应付1950年的春荒。
    中共的新型体制是旧军人出身的傅作义不能明了的，所以新政权不仅度过了春荒，更开始了对首都翻天覆地的改造。关于中共为何建都北京，我们只能从一些公开资料中推测。首先，中共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多在华北，南方新定，局势并不稳固，而且临近台湾与美国的威胁，北京则背靠“老大哥”苏联，获得了可靠的安全后方，便于接受苏联的援助。联想到当年中共为打通所谓苏联联络线而付出的惨重代价，不难理解他们在安全上的高度敏感。新近拿下的东北无论作为工业区还是农业基地都能为北京提供物质支持，这进一步增加了北京的诱惑力。中共此后强势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也不排除为了维护新首都和新政权的安全。
    如果说安全是中共定都北京的最合理理由，那么，其他因素虽不直接显现，但重要性不容忽视。毛泽东对北京的情感，就是至关重要的。进入北京前，他在会议上曾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蒋介石定都南京与江浙财团之间确实有一定的联系，但毛泽东这番话缺少事实根据。进入中国近代史以来，北京从来不是一座工业城市，而是以文化教育著称的消费型城市。中国的产业工人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青岛、广州和光复不久的东北等地，北京找不到工人阶级。事实上，北京能找到的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记忆。
    根据合法出版物中记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25日进京途中的讲话，能够看出这位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不为学界大人物重视的年轻人，如今以新政权领导者身份故地重来的自负、得意与满足。他引用的刘禹锡的“尽是刘郎去侯栽”诗句和“翻天覆地呦”的慨叹，都体现出他三十年后隆登大宝的快慰。
    毛泽东在日后的种种言行表现，证明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唯我独尊的帝王心态，无时不以开国之君自居。碍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他没有入住故宫，但在他掌权期间对北京城区的改造，为全贯彻了他作为“伟人”、“导师”和“领袖”的境界追求。正是因此，他拒不听取梁思成等专家的意见，不惜令北京“翻天覆地”。翻天覆地的是北京的物理面貌，在精神上，毛泽东时期的北京将从元大都起付诸实践的“理想城”设计推向了顶峰。
    侯仁之指出，元大都城的设计，“第一次把一个古代关于营造封建国都的理想设计，结合实际的地理特点，在最近似的程度上，创造性地体现出来。”这个理想设计，反映的是“中央集权制逐渐趋向成熟”，它“企图通过艺术的手法来给封建帝王的统治中心以突出表现，直接地说，元大都城的建筑里年首先不是为了商贸、防御、文化等目的，而是要表达一种政治理念”，侯仁之说它“近乎西方城市规划史上所说的理想城”。这个理念在明清两代，通过紫禁城的建立和完善，将其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侯仁之因而认为，“北京旧城在封建时代一切都城的设计中，算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典型。”美国城市规划学者E.A.Gutkind也认为：“紫禁城大约是唯一的建筑工事是完全按照一种典型理想而建造的。”
    毛泽东与古代帝王的不同在于，他的权力并非天授，而是“人民赋予”，但他是人民的领袖、舵手和导师。这种理念使天安门广场取代了传统的午门广场，使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取代了太庙、社稷坛，其本质非但未变，反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一本质在他出现于天安门城楼的多次庆典、集会中显露无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依旧要面对此前几个朝代的困难，但由于激进狂热的情绪和接近无知的盲目乐观，北京在五十余年内遭到了比过去几百年里更严重的摧残，成为中国北部一座畸形扩展的毒瘤城市。
    导致这个局面的原因，一是人口的严重膨胀，二是城市性质的错误定位。在人口方面，根据《北京通史》，北京从1949年前后的414万人（市区约200万人），到1953年就变为600万人，1960年增加到700万，1973年突破800万，1981年达900万，1988年上升到1000万人。2001年的统计是全市人口1400万，其中77.5%为城镇人口，考虑到流动人口和“黑户口”的大量存在，这一数字将变得更为惊人。即便如此，学者杨东平引述的材料称，2020年北京人口还要达到1800-2000万。这种不到数年就增加100万人的速度，不但是北京历史上旷古未有，也远远超出了它的负荷能力，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增加100万的人口，需要城建、交通、环卫等诸多部门极其慎密的筹备与消化，但北京现状告诉我们，这些“衙门”的能力即使是应付一座现代化中等城市都未必胜任，何况是这样“疯长”的超级都市？
    在城市性质方面，中共建政初期，已有一些专家提出北京不宜发展重工业和化工业，但遭到严厉批评。有领导人要求“从天安门城楼望下去，要处处都是烟囱”，把北京变成“生产型城市”，所以建设了一批如首钢之类的大中型工业企业。这个错误决定，等于服下了一慢 性 毒 药。
    因为运输手段的进步和华北农业的发展，过去令北京的帝王们头痛的粮食供给问题已不复存在，但水危机日益凸现，而且比粮食缺乏更加深刻严峻。
    北京的水危机在六十年代初露端倪，以后大抵每十年一次（接近人口的跃进），程度则不断加剧。七十年代的水危机依靠过量采取地下水勉强度过，但造成地下深含水层的不可补充的消耗。世界银行在报告中称，北京周边要打井到1000米才能钻到干净水，这“将来给子孙后代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据测量，北京地区已经形成2000多平方公里的超采漏斗区。八十年代的水危机，北京不得不动用了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死库容。这两个被视为建国后人类征服改造自然成果的新水源，已濒临油尽灯枯的地步。更可怕的是，北京的水危机开始把河北拖进来。河北历史上本来是水资源较丰富的省份，曾有湖泊1052个，现在只剩83个。1949年以来的过度发展工农业，是河北水资源剧减的主因，这样一个已经透支的干旱地区，根本无法承受北京的额外索取，因此出现了30000多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全国最大，世界罕见。今日的河北旱灾频繁，1999年竟有2029个村，196.7万人因干旱而返贫（《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李志强/魏智敏）。九十年代的北京水危机已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受牵连的地域也扩大到了山西，连大同册田等水库也被迫输水北京，但山西本身仍是一个干旱大省。
    2000年，北京人均淡水资源为284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世界人均水平的1/30。假如北京继续目前的发展模式，即便2010年能实现南水北调，局面还是不容乐观。不能忘记的是，南水北调实际上等于新的漕运，只不过不是运粮，而漕运在人力财力上的两费，在自然环境上的破坏，也同样会出现于“逆天而行”的南水北调，那是不折不扣的饮鸠止渴。
    北京不仅耗水，同时还在污染水。首都年产垃圾约500万吨，亦是全国冠军，并在四周行程4000余座垃圾填埋场，有的因渗漏造成周围十几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受到污染。100多个加油站中发生的输油管泄漏，也曾迫使附近的自来水厂停止运作。据检测，北京下游河道已基本没有生物存活，官厅水库更在1997年就推出了饮用水供应系统。北京之毒扩散到了河北，令周边居民出现了不正常的特定疾病发病率，全省则有一半人口饮水水质不良，570多万人有氟中毒症状。
    这种首都拖累河北的现象，被《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称之为“空吸”，即不但未能因其发展给周边地区带来利好，反而成为攫取、浪费、损毁附近资源的黑洞。该报告称，河北省已形成“环京津贫困带”，有32个贫困县，贫困人口达272.6万。
    在大气、植被等生态环境方面，北京都是劣迹斑斑，尤其是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举世闻名。这座超级城市每年耗煤2700万吨，全球无人可比，仅取暖煤就要用600-700万吨。为空气污染火上浇油的还有每年上百万吨的燃料油，一百多万吨的机动车用油（1999年数字。王海《关于北京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些思考和建议》）。提到机动车，还要说到北京的交通困境，早就是全世界知名的反面典型。究其成因，一部分是市政规划的愚蠢短视和僵化，如虎了公共交通建设、道路设计不合理等；另一部分则应归结于政府在汽车产业发展上的可笑幼稚，以及民众普遍的虚荣自私心态。
    上溯北京的悲剧，可以追至明成祖甚或更早，但不得不承认，毁灭性的“发展”主要是在1949年定都以来造成。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那个文化故都都已不复存焉，只剩下一座越来越不适合安居的城市毒瘤。2008年奥运的虚幻光环，更加剧了它吸纳脂血的能力，对北京对国家都是弊大于利。以如此状态延续下去，北京的癌症大爆发之日应当为期不远，而首都的命运与国运密切相关，这一点，中国历史已有太多的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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