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关、张的人神之变

    
    刘备、关羽、张飞是人也是神。考察他们由人变为神的异化过程，探讨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鉴于关羽不仅在与刘、张的异化过程中，有其特殊性，而且后来成了众神之神。为了论说方便，我们先说刘备、张飞，再论关羽。
    一
    刘备出身贫寒，“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虽然他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藉以打出汉室正统的王牌，但家中连谱牒都没有，祖爷爷、祖奶奶的世系都排列不出，充其量不过是个没落王孙。后来武靠关羽、张飞、赵云等哥儿们的奋勇拼杀，文靠孔明的安邦定国，才成就了蜀国大业。章武三年四月（公元223），他在白帝城患痢疾，并引发它病而驾崩，正史载谓“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1]“汉主殂于永安，谥曰昭烈。”[2]并无异象，与常人之咽气伸腿，无不同。但是，后人没有忘记刘备。陈寿评价他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清代川湖总督蔡毓荣谓“昭烈百战之余，屡遭踣踬，翱翔翻飞，卒成帝业……昭烈君臣微独岸视三国，要非三代以下所能并驾比肩者也。”[3]这些都道出了刘备由人变神的原因之一，是国人精神深处的英雄崇拜传统。刘备成神的象征是雄踞庙中，血食一方，在香火缭绕中接受世人的磕头作揖。但这一过程的完型，经历了六百余年。在刘备的故乡涿县楼桑树，直到唐昭宗干宁四年（公元897）才盖起了昭烈庙。此时，已是唐代末年，大唐李姓江山，风雨飘摇中岌岌乎殆哉，忠义精神成了某种社会需求，这应当是昭烈庙拔地而起的重要原因。其后金代承安（公元1192－1200）年间重修，明代宏治二年（公元1489）再修。[4]值得注意的是，庙中的塑像，不仅配以关羽、张飞，而且“像不君臣坐立，而兄弟列，像其侧陋时也。然昭烈王者服。”[5]这些塑像是否唐代始塑时即作此状，还是明代再修时立此形象？不得而知。但是，突出所谓“桃园结义”精神，或者正史所述的刘备与关羽“寝则同状，恩若兄弟”[6]之情，无疑富有人情味，更能迎合民众的心理需求。在刘备寿终正寝的白帝城，何时始建昭烈庙？清修《奉节县志》说，“考旧志白帝城昭烈武侯关张皆各有庙，隋唐无碑碣可稽。”不过唐代奉节就有昭烈庙，而且要早于刘备故里涿县。杜甫的《谒先主庙》诗谓：“……旧俗存祠庙，空山泣鬼神。虚檐交鸟道，枯木半龙鳞。……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7]此诗原诗曰“刘昭烈庙在奉节县东六里。”成都应当是最早建立昭烈庙之所在，杜甫的名诗〈登楼〉谓：“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道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8]作为神的刘备，至明朝以后，影响大增。这是因为刘、关、张合祀的“结义楼”、“三义庙”，越来越多，几乎遍及全国。如云阳的“结义楼”，都御史孙需有诗谓：“伟哉一（丈）夫，义结三兄弟。气量吞孙吴，威武压吴魏……英风尚凛然，千古良不愧。”[9]涿县的“三义庙”，建在涿县鹿驿后。[10]“而北京从明至清末，建有不少三义庙，一在东城，一在崇文，一在宣武，一在房山，还有三座在海淀。”[11]正史在这样的氛围下，刘备的亡灵，增加了不少神秘的光环。嘉靖中，道路相传，在涿县昭烈庙旁，有个王姓农夫，家有石磙，传自上世，“忽有贾胡过视，欲购以十金，其家疑不听。贾既去，其兄弟以失价相诟，斧破之中空，涵水一盂而已，清冽异常。不省所用，置神堂，婢窃饮之，数日肤润面腴，发黑如漆，通知未来事。”[12]后来，风声越传越大，引起朝廷干预，构成冤狱，王氏兄弟“坐妖妄，论死”，所幸隆庆中巡按贺一桂“以怪异恍惚，奏免得释。”[13]这样的咄咄怪事，倘若刘备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大感意外的。历史上的孙夫人，是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祝秀侠先生综合《三国志》赵云、法正等传的记载，称她“进退自如，声势显赫，总没有辱没国家所给予她的使命，由于她的来蜀，几乎使内廷受到威胁，刘备惴惴不安”。[14]不难想象，刘备与这样的老婆同床共枕，又能为欢几何，他们结缡三载，她始终未孕，个中消息不难想见；至建安16年（公元211），她回东吴后，就一去不复返，据顾炎武考证，“孙夫人自荆州复归于权，而后不知所终。”[15]清初一位考据家杭世骏，认为此说“极是”。[16]但是，从宋至明，芜湖西南江中的蟂矶上有孙夫人庙，又有“灵泽夫人庙”、“焦矶娘娘庙”，谓孙夫人自沉于此，亦说溺水而亡。其实，恐怕这是刘备被日益神话的副产品，本着夫贵妻荣的世俗原则，刘备既已成了神，孙夫人也应当成神，让她在江上的庙里看日出日落，潮涨潮退，大江东去，英雄折腰，香火缭绕中受世人顶礼膜拜，自然比不知所终、默默无闻有戏多了。这种社会心理是不难理解的。
    张飞死后，很快就有了庙宇。嘉靖《云阳县志》卷上载谓：“张桓侯庙：在治江南飞凤山隅，汉末建。元顺帝敕修。国朝重修。嘉靖18年知县杨鸾、主簿张一凡重修。”而宋代曾巩写的阆中《桓侯庙记》，则谓“州之东有张侯之冢，至今千有余年，而庙祀不废。”[17]可见，民间为张飞建庙，早在他死后不久，即已开始，早于刘备、关羽，而且建庙之初，就充满了神话色彩。前引《云阳县志》载谓：“值张达之变，以其首顺流。土人云渔人得之，置而弗去，显于恶梦，遂祠焉，若有符契焉者。”这些传说，乃民间附会，与“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18]的历史记载相悖。但是，人民创造历史，也创造神话。张飞的勇冠三军，义释严颜，家喻户晓；虽“爱君子而不恤小人”，但毕竟是性情中人，何况死得又太悲惨，这都足以令百姓敬爱、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据清初彭遵泗记述，遂宁之涪江有“张翼德庙”，长寿县有“张恒侯庙”，均宋代修建。庙甚灵验，连妇人不孕也管，“旱甘霖溢螟蝗疾疠有请辄应。”[19]前引《阆中县志》卷8载有明代成化年间阆中县令李直撰《恒侯灵异记》，说他临事伊始，即晋谒祠下，瞻拜侯之遗像，赫赫有生气，故凡政事之未备，及疑狱有不可决者，咸请成于侯，侯亦随时响应无少爽。“真个是神乎其神。李真并总结到：“能御大灾，能捍大恶则祀之……凡有水旱之灾，疫疠之作，有祷必应。”如此看来，张飞死后，简直与地方守土之官，平民百性，同命运共呼吸，因而倍受尊崇。也唯其如此，涪陵有“桓侯宫”[20]巫山西北五十里瞿塘峡口有“桓侯庙”[21]成都至清朝末年，历经沧桑后，南门、东门、北门外，仍各有“桓侯庙”，而且东门外之庙还是新建的。[22]前引《阆中县志》卷8载吴省钦《桓侯庙记》说，“蜀所在有侯庙”，道出了四川各地张飞庙的普遍性。而在张飞的家乡涿州，在全国各地，张飞庙更是不胜枚举。应当说，张飞所受百姓的香火，远远超过了刘备。在百姓的心灵深处，对张飞的追念、尊崇，高过他的刘大哥，这是耐人寻味的。
    二
    关羽成神，比起张飞、刘备，堪称晚矣。据《汉天师世家》谓，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第三十代张天师应宋徽宗所请，为解州盐池降妖，徽宗问用何将，张天师即召关羽于殿左见驾，帝大惊，赐以手中崇宁钱，从此关公即成了“崇宁真君”，这是他受封之始。[23]但是，正如清朝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其立庙之始不可考。俗传崇宁真君封号出自宋徽宗，亦无据。”[24]实际情况是，至迟北宋末年，确有关公庙的出现，就北京而论，有记载说，“关王庙，一在积庆坊，宋建。”[25]别地方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可见北宋祀关羽，并非空穴来风。解州盐池，事关国计民生甚大，对关公更是倍加崇敬。有记载说，“至宋大中祥符之甲寅，盐池大坏，关壮缪以阴兵与蚩尤大战而破之，始为之建祠。至崇宁元年，加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又以加武安王。盖关自以桑梓之乡，加意拥护。而盐池之功，遂超盐神而上之矣。”[26]有的关羽庙更被称为“太平护国武安王庙”。也有资料说，从北宋到南宋，关羽先后被封显烈王、忠直公、义勇王、英济王等。至明代，关羽作为神，达到辉煌的顶点。明中叶后，时人惊呼“关庙自古今，偏华夷，其祠于京畿也，鼓钟接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27]真是日新月异。至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李恩齐捧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但祭礼时，正式称帝，是天启四年（公元1624）七月，礼部复题得旨之后，从此，关帝更是名震华夏了。
    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势积弱，强虏入寇，边患日重的北宋末年以及明朝万历后期，关羽日益被人神化，而终于成为众神之上的最高尊神，正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呼唤：需要一个文武双全、勇毅盖世的武将，来护国保家，激励世道人心，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清代学者曾指出，“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关羽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惊之。威声所垂，于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28]请关羽出来伏魔——扫除“虏夷之患”，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或神选了。明朝人彭梦祖《题关公祠》诗曰“……我公赫赫雷在天，虽亡未亡千百年。戈戟森森乍明灭，处处拯人无危颠。慷慨无洒玉泉涕，万户尸祝同蒸祀。煌煌帝阍庙貌尊，填门拜寿岁复岁。吁嗟乎，古来如公几丈夫，愿公辟天关，提昆吾，东净海氛西击胡。”这最后几句的呐喊，可圈可点，实在是喊出了三百几十年前人们对关羽至诚至敬的深情呼唤，道出了关公何以在明后期那样显赫的缘由。
    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开始打出的旗号，是为崇祯皇帝复仇，此后他们一直声称是从李自成手里夺得天下。因此，“清承明制”，连祀奉关羽也被全盘继承。但是满清毕竟是外族入主中原，让祀奉曾经坚决抗击过他们先辈金的岳庙滔滔天下皆是，显然对大清王朝的统治不利，而进一步抬高忠孝节义俱全的关羽的地位，盖过岳飞，就势所必然。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的不断提倡，关羽成了武圣人，与文圣孔子平分秋色，这是关羽生前做梦也万万没有想到的。
    三
    刘、关、张成了神之后，对于下层民众的政治、经济生活，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小说《三国演义》的风行天下，无疑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在政治方面，刘、关、张成了民间秘密结社供奉的神祗，在经济方面，他们又成了社会上诸多行业供奉的神——通称行业神。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学术界看法不一。但刘、关、张所谓桃园结义的故事，歃血结盟的方式，无疑对天地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去年夏天，笔者应邀参加在福建东山县召开的“海峡两岸关帝文化学术讨论会”，得以认识东明寺住寺道玉师傅，多年来，他一直大力支持学者深入福建民间调查天地会起源，研究天地会的中坚“香花僧”的历史。蒙他出示民间秘密流传的海内孤本《香花僧秘典》，其中盛赞关羽“威名满华夏，真义士，真忠臣，若论千载神交，合与睢阳同俎豆；戎服读春秋，亦英雄，亦儒雅，试论九霄正气，当随奎壁焕光芒。”并在每年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时特设法坛，贴出此联语。关羽对天地会的深刻影响，于此可见一斑。明末清初，风行结盟，清初统治者曾迭加严禁。而这些盟誓，多半效法桃园结义，举行仪式时，或对关羽像叩首，或烧化结盟疏后，歃血为誓。笔者藏有宣统二年江南民间流传的《时令底疏》，其中有《重阳日结盟疏启》，谓：“恭联帝座，迓三义之圣，涉降茅庐，先圣桃园横范尊，芳馥千秋……今歃血于神前……勿陨越于生前，愿终期于世后。惟兹哀情，神灵鉴察。是启。”这里的“三义之圣”，当然指的就是刘、关、张。近三百年，直至1949年，清、红帮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清帮世代相传的“三把半”香中，第二把烧的就是“忠义香：纪念三国时代刘、关、张桃园结金兰，为振兴汉祚愿同年同月同日死。”[29]而在红帮中，有所谓“见三哥”，称道“威风凛凛一桓侯”，“见圣贤”，赞美“二哥出世义气长，春秋丈夫天下扬”[30]，都可以看出张飞、关羽深刻的精神烙印。当然，青、红帮相当复杂，不同时期起过不同作用。
    在三百六十行中，刘备是编织业供奉的神，张飞是盐业、屠宰业、肉铺业供奉的神，而关羽则是描金业、皮箱业、皮革业、烟业、香烛业、绸缎业、成衣业、厨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肉铺业等等不下二十几种行业的行业神[31]，足见其影响之大。
    神是人异化的产物，有的人，还活着，却被“奉若神明”。最典型的，莫过于秦汉以来在高度封建专制主义极权体制下被几乎捧到九霄的帝王，一个个成了“君权神授”光环辉映下的人间非神之神。但是，他们的地位愈高，离臣民的距离越远。以明代皇帝而论，到宪宗、孝宗时，皇帝与大臣“竟以面对为可怪，一逢召对，遂有手足茫茫之感”[32]。成化七年（公元1471），有此召见时，群臣“皆同声呼万岁，磕头”而已。万历皇帝召见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商量张差闯宫的案件，方德清只知连连叩头，吴崇仁“则口禁不复出声，及上怒……崇仁惊怖”，竟吓得昏死过去，“及至便液并下”，“如一土木偶，数日而视听复始。”[33]清末的慈禧太后，祸国殃民，虽然借用鲁迅的话说，“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34]，竟被尊奉为“老佛爷”，与如来佛、弥勒佛辈大佛平起平坐，实在是岂有此理！然而，他们的迫害忠良，诛戮功臣，株连九族，残民以逞，臣民对之何尝有半点亲近感？非神却以神自居，这是中国政治史极不光彩也最为黑暗的一页。
    与其相反的是，刘、关、张成了神，虽然不乏统治阶级的提倡——尤其是关羽。但总的看来，天下苍生供奉他们是真诚的。从时间上看，张飞最早受到百姓的尊奉，刘备次之，关羽后来居上，影响最大。百姓对神的选择，毕竟有他们的标准。虽然一切神都是人造的幻影，但相比之下，刘、关、张比起那些在“君权神授”云山雾海中的所谓神，以及在极端个人迷信泛滥下的神乎其神者，在人民的心坎里，要朴素、实在多了。在香火的背后，是人们对刘、关、张这三位英雄人物真诚的追思与景仰。这是统治者可望而不可及的。
 
    注释：
    [1]陈寿《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第二。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0，魏记二。
    [3]光绪《奉节县志》卷36，“艺文”，〈白帝城重修昭烈殿记〉。
    [4]同治《涿县志》卷3，“祠庙”。
    [5]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8，“楼桑”。
    [6]《三国志》卷36，关羽传。
    [7]康熙钦定《全唐诗》卷229，杜甫14。
    [8]同上，卷228，杜甫13。
    [9]嘉靖《云阳县志》卷上，第13页。《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10]同治《涿县志》卷3，“祠庙”。
    [11]王铭珍〈北京的三义庙〉，见《燕都说故》第41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12]同〔4〕，卷6。
    [13]《日知录》卷31，“蟂矶”。
    [14]《三国人物新论》第118页。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
    [15]《订讹类编》卷2“孙夫人无自尽事”。
    [16]
    [17]民国《阆中县志》卷8，“祠庙志”。
    [18]《三国志》卷36，张飞传。
    [19]《蜀故》卷7“宫室”，光绪重刻本。
    [20]《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5。
    [21]《巫山县志》第70页。抄本。
    [22]《成都通览》，“成都之寺庙”第14页。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印。
    [23]清钱曾《读书敏求记》。
    [24]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4。
    [25]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9。
    [2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
    [27]《帝京景物略》卷3“关帝庙”。
    [28]清赵翼《廿二史杂记》卷7“关张之勇。
    [29]吴继荣编《近三百年来的青帮》，第217页。台湾大方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30]卫聚贤《中国帮会》第126－1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本。
    [31]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
    [32]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第259页。中华书局印本。
    [33]《万历野获编》卷1，“召对”。
    [34]《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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