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臣”到奴仆：漫谈古代君臣礼节的变化

    现今荧屏上的古装剧泛滥成灾，有一个场景是比较常见的：君主上朝时一群大臣趴在地上三拜九叩的三呼万岁，无论历史背景由春秋战国到清朝，大凡君主上朝就是一堆大臣磕头，君主高高在上稳坐不动。其实这是大有问题的，完全是这些历史剧导演图省事搞出的“硬伤”。
    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礼仪，并非自古不变的，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大臣叩拜君主的那种突出君权威严的场面，大多是明清时期君臣礼仪的表现。在先秦时期曾有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广泛使用，中国古代君臣之礼向突出君主专制权威方向变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后。下面随便说说一些礼仪变化的历史，先从秦朝统一前说起：
    1．先秦的君主之礼
    上古先秦的礼仪繁褥，所记述的经典史料文字古朴，十分艰涩难懂，现代的研究者不得不参考后世经学家们的注疏进行解释。
    古代君臣之间的礼节，可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举止性礼节，主要是站立礼与跪拜礼;二是称谓之礼。
    先说举止性礼节：
    先秦时期，君臣之间的举止性礼节，不仅仅是臣下向君主施行，而且君主也有向臣下施用仪制。站立礼中，君主向臣下所施行的主要是“揖礼”，即后世所说的“作揖”。据《周礼》载，周王召见诸侯之时，向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姓诸侯，施以“推手小下之”也即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动的“土揖”礼。向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时揖”礼。向同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举的“天揖”礼。
    周王与自己的直属臣下在朝仪之时的礼节，《周礼.夏官》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门右。”
    上古人写文章惜墨如金，如果没有注释，估计现在没几人能看懂这里在说什么意思。这条记载，郑玄的《注》、唐朝贾公彦的《疏》、清朝孙贻让的《正义》，皆认为是描述周王向臣下行揖礼各定班位的场景。孙贻让说得比较具体:“此朝仪，……孤、卿、大夫皆未就位，王揖之，乃各就本位。士则亦先立在位，待王揖与彼”（孙贻让《周礼正义》卷59）大致意思是：
    对孤、卿，一一行揖礼;对大夫，因其同爵者多，且分等，故以对众而行的旅揖分等而揖之:对士,因士分上中下三等，所以分三次行揖礼。所谓“王还，揖门左、门右”，是王回首而对侍从之故士、虎士、太仆辈们行揖礼，因王御朝之时，这些人在王的身后两旁门左门右，王向左右作揖完后还得向后左右作揖,所谓“王既出，(背)负屏，揖卿、大夫讫，乃还，面微向后而揖门左右。”〔孙贻让《周礼正义》卷59〕
    以上所述，周王天子无论是对诸侯，还是对孤、卿、大夫、士乃至更低级的故士、虎士、大仆等行揖礼，都属于君臣之礼的范畴，而且是君向臣先施礼,还得是向大臣部下一一行礼，而大伙只要对周王行一次礼就行了。可以看出这时的朝堂上最忙的人就是君主了,后世君主高居宝座巍然不动的景象，周王们大约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再看跪拜礼。先秦时的人席地而坐，正规的坐姿，是双膝跪席，臀部压在脚后跟（呵呵，日本人就是这样坐的）对同坐的对方表示敬意，则臀部抬起离开双脚，上身挺直。若再施以手或头、上身的其他动作，则形成各种形式的跪拜礼，如所谓稽首、顿首、空首什么的。《说文解字.手部》段玉裁的注:“凡不跪不为拜”，所以史籍中提到具体的“拜”礼，就是指的这种跪拜礼。先秦时期，无论是礼制，还是史事，都有君向臣“拜”--也即行跪拜礼的记录。没错，就是君主向臣下跪拜。
    据《礼记.曲礼下》记述:“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这段话所涉及的君主行礼有两方面，一是国君对别国来的大夫行拜礼。二是对“同国”即本国始任为大夫者行拜礼。“拜其辱”之“辱”，按经学家解释是谦指对方的屈下来见，所以“拜其辱”便是行拜礼以欢迎对方的来见,君主以跪拜礼对初任大夫的臣下表示敬意与拜托。《战国策.秦策三》记载秦昭王恳请范睢帮他，也是“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唯应允而向秦王“再拜”，“秦王亦再拜”，并对范雌说:“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对范雌待以极高礼遇。
    君对臣还礼的跪拜礼是“空首”，所谓:“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动作是两手拱地.叩头至手而不触地，故名空首。君主还跪拜礼的次数是一拜，所谓奇拜是也。《仪礼.士相见礼》亦载:“始见于君，……士大夫则莫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载；“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君主对臣下表示特别的敬重，还有施最重的稽首礼的，但不属礼制的规定，而是“非常礼”也，《尚书》中就记有“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之事，说的是商王太甲向大臣伊尹行稽首礼，西周成王向周公稽首，不过可能被后世儒家理想化过了。
    除站立礼、跪拜礼外，还有一些礼节也体现出君对臣的礼敬。.如:降阶，下台阶相迎或行礼。例如诸侯国国君—公对其臣下降阶行礼表示欢迎的礼制:“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立。公降阶揖之”如此等等。
    离席，或曰避席。指离开跪坐之席起立，再施以揖礼或拜礼。如春秋时齐桓公大宴臣下，鲍叔牙向桓公敬酒致辞，希望他不要忘记昔日国乱出奔时的苦难。桓公大为感动，而离席再拜，这是君离席向臣行两拜（再拜）的礼。
    还有所谓“兴”(兴席)，是在座席上起立以示敬。《仪礼.士相见礼》记述:君赐臣下宴，臣下食毕拜谢退出时，“君为之兴”，便是君对臣之辞去以起立作为相送的礼节，这时大臣们就要说:“君无为兴，臣不敢辞”，然后才离开。更重的礼节是君不仅起立，而且“降送之”，即降阶相送。
    此外，还有君为臣“抚席”—抚一下席子请坐、“撇席”—象征性掸席上灰尘之动作让坐等等礼节。
    在称谓礼上,古人姓名外还有字，先秦时期有“国君不名卿老”礼制，君主不以名称呼高等官员，以示尊重。
    正因为先秦之时君对臣有诸多礼敬的仪节，与后世大不一样，因而令后人对古君王之圣德及礼敬臣下的行为心仪、叹赞。清人康有为很羡慕的加以总结说:“《礼》: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
    2.秦至唐时期的君臣礼仪
    中国古代君臣之礼的变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后，已称皇帝的君主在礼制方面提高与维护其至尊的身份地位，礼敬大臣的仪制与行为减少，君尊臣卑的纲常由此强化。秦统一后，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称皇帝，君臣之礼方面突出了强化皇权与提高皇帝尊威，先秦时期君主礼敬大臣而卑己尊臣的礼仪，当然有损皇帝至尊身份，因而从礼制中取消，皇帝只向极个别的大臣主要是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行礼，所以在朝仪及其他场合中已见不到像先秦时期的君主那样，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臣属先施以揖礼、跪拜臣下的场面了。此后，只有那至尊的皇帝在朝仪上心安理得地接受百官的跪拜。
    汉代，最高级的官员为三公：即丞相(东汉称司徒)、太尉、御史大夫（东汉称司空)，皇帝对他们的礼敬仪节有“兴”，是以起立作为对他们进见的迎接礼，或对其叩拜的还礼，相比先秦时期君主的向臣下行揖礼、空首礼要怠慢多了，不需向臣下俯身作揖或叩首，无伤皇帝至尊身份，因而尚作为礼仪制度保留。例如汉代元旦朝贺之仪，其制为:三公上殿后面向皇帝座位，赞礼之太常就高声唱喝:“皇帝为君兴”，即皇帝起立对三公的礼贺表示敬谢之意。三公于是跪伏，然后皇帝坐下。皇帝册、授王、公爵、职时，王、公拜谢，皇帝也以起立作答礼。
    王应麟《汉制考.序》还曾叙述:汉制丞相进见时，皇帝为其起立以示敬：皇帝在车上时，若路遇丞相求见，要下车以示礼敬。
    君臣处理政务之时，皇帝与三公等在朝堂之中共坐商议，这就是明清之人在追述那时的君臣之礼十分羡慕的“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大臣与皇帝“坐而论道”。召见个别大臣时也是如此，西汉文帝召贾谊在宣室(未央殿前)谈论，文帝听得着迷，不知不觉以膝行挪动靠近贾谊所坐之席，贾谊也没什么特别的反映,显示出当时君臣“坐而论道”的场景。皇帝与宰相等高级官员共坐议政的礼制，一直延续到唐、五代，其时仍是“大臣见君，列坐殿上”(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1）宰相还有特别的礼遇,“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历代职官表》卷3)
    君主礼敬大臣保留上古遗风最多的，是尊师敬老之礼。西汉的张禹，曾是汉成帝的授业师.后任宰相。致仕家居后，成帝不时派人慰问。张禹病时，成帝前来看望,“亲拜禹床下”。
    这一时期皇帝敬老的礼仪，主要就是三老五更之礼，所谓三老，是乡官之名。战国时闾里及县，均有三老，汉初乡、县也有三老，由年在五十岁以上者担任；所谓五更，乃年老致仕而有经验之乡间耆老。这也是先秦遗风，"三老五更"主要代表了国家重视老人，并使老人"老有所终"的养老制度，所以天子也往往尊礼三老五更，以年老大臣为代表。
    依照古礼，皇帝向三老五更示敬时，不仅要跪拜，还亲自割牲、执酱、执爵。东汉举行此礼时其仪制为:
    举行此礼仪，皇帝要先到太学之辟雍礼殿等候，其御座设在东边之席（以西为上位）。将三老、五更以安车接至后，皇帝于门屏亲迎、行礼。至台阶，皇帝以揖礼相让请他们登阶。殿中，三老被安排在最尊的西席，东面。五更在次尊之北席，南面。皇帝在东席，西面，面向三老更行跪拜礼，以及以三老为师、聆听其讲授且亲自割牲、执酱、执爵侍奉三老，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解释皇帝的这种礼敬原则是“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即以对父兄尊长之礼敬待他们。
    据《周书》卷十五《于谨传》，周武帝宇文邕在太学敬三老于谨，让于谨“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皇帝反而西面“跪设酱豆，亲自袒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授爵以侑”，随后“皇帝北面立而访道。”于谨说了些“虚心纳谏”的话以教导皇帝，“皇帝再拜受之”。这反映这时的君臣之礼还带有上古遗风，唐代的这一礼仪也与东汉相似。
    再看称谓之礼方面，“君前臣名”是君臣称谓之礼的重要原则，它是说:一、臣下在皇帝面前自称必须用其名;二、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大臣，也须称其名。它循从礼俗中的尊卑之礼而成为君臣之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卑”身份的臣子在有“尊”身份的皇帝之前，必须谦称其名以示尊敬。如果某位大臣被破例允许不称其名(不包括自称)，则属于君对臣的极高礼遇了，“赞拜不名”、“诏书不名”等便一属此例。
    被赐予“赞拜不名”特权者，朝仪叩拜，赞礼官在皇帝面前不像宣其他官员那样唱出其名，因为是在天子面前，而且是正规的朝仪当众场合，所以官员们视其为恩遇殊荣。被赐以赞拜不名者，往往还赋予君臣礼制其他方面的特权，如“入朝不趋”—入朝上殿时，不像一般朝臣那样以快步趋行表示对皇帝的礼敬，可漫步而行。“剑履上殿”—一般官员要遵从上殿时去佩剑、脱履的尊君礼制，而有此特权者是着履、带剑上殿。这一时期得此殊荣者不乏其人，如西汉之萧何，东汉末之曹操，东晋之王导、陶侃，南朝齐之萧莺、梁之侯景，隋之窦炽等。这一时期，皇帝对亲近大臣常以字相称，不称其名。如汉高祖刘邦于众臣面前称赞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西汉景帝对窦婴称呼其字“王孙”等。顾炎武《日知录》举唐代为例说，唐太宗时，诸如封伦（封德彝)、高俭(高士廉)等人所以都是以字为名，乃“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故尔”，“常不名之，恒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
    南朝梁武帝时，在君称臣上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蔡撙为吏部尚书，并以纳言(侍中)代宰相职。梁武帝在一次招待群臣的宴会上，连呼其姓名“蔡撙”多次，蔡撙都假装听不见，梁武帝改唤其“蔡尚书”，蔡撙这才起立应答，还正色对梁武帝说:“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以致“皇帝惭色”（李延寿《南史》卷29《蔡廓传•附孙蔡搏传》）
    这里，梁武帝并没有因此感到丢面子发火，而且也认为以名呼臣为失礼，以“蔡尚书”改称之，还被蔡尚书抢白了一番而面有惭色，说明当时确有皇帝在称谓上要敬重高级官员的礼俗。而宰辅一类的官员在朝中也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因而蔡撙敢于对皇帝直呼其名表示不满，并维护自己的尊严。
    皇帝对三公的礼敬，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允许显要之臣赞拜不名、人朝不趋、剑履上殿等，也反映这一时期高级臣僚较尊贵的身份地位，及君臣之间尚不甚森严的等级差距。而君臣共同坐而议政、君对臣“常从容赐茶”、君主常以字亲近称呼臣下，则又是皇帝以比较密近的方式维持君臣关系的表现。
    3、宋以后君臣之礼的变化
    宋以后，君臣之礼变化的重要表现，就是皇帝大力维护自身至尊威严，同时大臣的身份地位在礼制方面越来越受贬抑，文武大员地位身份因此降低，君臣等级的差距向天壤之别发展，君臣间宜师宜友的人际关系再也无法重现了。
    这种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举止性礼节方面。清人康有为对这一变化描述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康有为《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这里说的就是古代中国君臣共同议政的场合中礼节变化的大概情况：唐以前是臣与君共坐，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则由坐改为站立。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臣下跪着向坐着的皇帝察复，明清沿袭而不改。
    君坐臣立的变化由宋太祖开始，《宋人轶事汇编》卷1《太祖》有这么个故事：
    宋太祖在某一天朝堂议事，对仍坐在那里议事的宰相范质说：“我眼昏不明，你们自己看着文书念给我听吧。”，宰相等人奏事时起立以示尊敬，等他们完事后想复位时，太祖已偷偷命太监撤去了座位。从此大臣们坐着和皇帝讨论国事的历史就结束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太祖把易君臣共坐为君坐臣立这一君臣之礼的重大改变，与其“杯酒释兵权”一样做得是如此的巧妙。从此，君臣促膝而谈式的共坐议政，变为君主高坐于御座之上,臣僚站立其下，君臣之间高下分明。个别大臣再坐于殿上，则需皇帝特恩赐坐了，当然他们也只敢侧身坐上半个座位。
    元代，则臣下已须向君主跪伏，如应奉翰林文字官在进实录向皇帝表奏时，便是对皇帝“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元史》卷67《礼乐志一》)。读表时是跪着，读完后，还要向皇帝俯伏行礼，然后起立.归复原位。
    明朝沿袭了元代臣下向皇帝跪拜的制度。《大明会典》记述:君臣议政之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这段话的意思表明:百官即所有官员无论品级多高，都要向皇帝跪奏政事。奏完皇帝令起，才能站立起来。皇帝发布圣谕时，百官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大臣，大臣必须在御前跪受赐物，然后五拜叩头。三拜九叩头的大礼到此时也成为常见的礼仪了。
    由明朝开始，由于尊君卑臣的强化，君主对臣下已表现为非礼对待的地步，其突出体现，便是明代对大臣们的“廷杖”—堂堂大臣在皇宫大殿上被扒了裤子打屁股。《明史》总结:“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公卿之辱，前此未有。”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正德、嘉靖时的两次大廷杖，谏止正德南巡廷杖146人，死者11人；嘉靖争大礼，廷仗134人，死者16人，规模浩大，旷古未有。清代的皇帝也有鞭打官员，板责皇子的老师的事。堂堂朝廷命官们甚至皇子之师竟遭杖责，简直是斯文扫地，也可见当时臣僚身份地位降低的程度。
    清朝继承明制，皇帝与大臣议政，或是御门听政，或是便殿召对，都是臣向君跪，大臣持本章至本案前跪放，起立归班“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内阁大学士、学士也是“依班次跪”，皇帝降旨宣答，“大学士等承旨讫，兴，由东阶降”。御门听政，大臣们是跪在硬地上，而且“动辄逾刻”，甚至一跪就跪上几个小时，年迈大臣实在不堪其苦。乾隆五年严冬清高宗御门听政时才萌生了点恻隐之心，为此降谕给在砖地上向其长跪的一品高官宰辅级的大学士、年老大臣加个跪垫，在乾隆看来，已算是对他们的特别优待了。此时的皇帝，与汉代对三公宰辅起立相迎的皇帝相比，在礼待大臣的观念上已有天壤之别！
    便殿召对，多是在皇帝的寝宫室内，为高级官员设有跪垫，其实跪在垫上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所以有大臣在召见时，在膝间以厚棉裹起来做个垫子。至召对完毕，皇帝令其退出，大臣才能站起来，退后几步，再下跪口祝圣安，然后退出，即所谓“跪安”也。御座之下，天威咫尺，长时间毕恭毕敬地跪，没有顽强坚韧的毅力及一定体力是坚持不了的。乾隆朝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在年已七十余时奏事养心殿，因跪的时间太久，站起时踩到自己衣服角，一下摔倒在高高的御座下，因身体肥胖年纪太老，这位七十多岁的正一品宰辅高官就此跌死在乾隆脚下，不知算不算因公殉职？
    同是君坐臣跪，明清两代从细节上看又不一样。明代君臣议事时，只有奏事者跪，其他人站立，且跪奏者奏事完毕，皇帝即命其起立。清代则不然，御门听政时，轮到某班奏事，该班官员要全邵一起跪下。便殿召对，则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脚下。康熙以后，召对大臣时间久了，也会赐垫于大臣坐，但是慑于皇帝威严与森严的君臣之礼，实际大臣们并不敢坐，所谓得“赐垫坐”者，最多不过是跪在垫上。受优礼的，是各机构的最高级官员，因而被赐坐—跪在垫上。至于正二品的侍郎及以下员，则连跪在垫上的资格都没有。
    皇帝既然要求臣下在其面前站立、跪伏，体现他的至尊威严，向臣下屈尊施礼的事就不可能了，所以，汉唐时期仅存的皇帝向业师、三老五更跪拜的古礼，也在宋代以后被取消。
    我们看看宋朝的三老五更之礼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1.皇帝不出迎三老、五更，而由太常寺博士排皇帝安坐等候。
    2.皇帝不向三老、五更施礼，而是三老、五更来至御座前，先.向皇帝行揖礼“皇帝为兴”，只是以站起来作还礼。
    3.席间，皇帝也不为三老割肉、执酱，而由尚食官代行。
    4.皇帝也不送出，而是三老、五更至御座前行揖礼告别。
    可见宋代，礼敬三老五更的仪节大量省略了，皇帝再也不需要向别人礼拜了。元明以后干脆取消了这一礼仪。至清朝中期，就是那位让年迈大臣在其座下因跪的太久而跌死的乾隆皇帝，一度心血来潮，打算行三老五更之礼，然而大学士张廷玉婉言劝止，说是这种古礼“臣下谁敢受之?!”
    在君臣称谓之礼方面，皇帝对臣下礼敬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如君对臣之称字就已不多见，至于“赞拜不名”，大臣得此礼遇者更为罕见，就连明万历时身为宰辅兼皇帝之师的张居正也未被赐予这种荣誉。明代皇帝对大臣已是直指其名，清代皇帝的“上谕”、对臣下奏折的“朱批”所保留下的称谓看，清帝对臣下也直呼其名，或以“尔”、“汝”称之，宰辅之臣大学士从来也无人敢像南梁蔡撙那样对此表示不满。
    宋以后的宰相，包括无宰相之名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其身份地位和权势都已不能与汉魏之时位极人臣的宰相同日而语。明代虽有严嵩、张居正等权臣，但他们并非如以前依宰相制所当然具有之权，本质上说他们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所以他们之有权，是在皇帝荒政、昏庸的情况下代行了一部分皇权。清代皇帝勤政、乾纲独揽，宰辅之臣就权力轻微，碌碌无为。明代的宰辅如张居正等人，尽管也曾权力炙手可热，只不过是个别的暂时现象。因为他们的地位身份已相对卑下，因而无一不在低级官员的弹劾下，被皇帝轻易铲除。明崇祯朝17年中，被皇帝换掉的宰辅之臣大学士竟有43人，平均两年5人，其中23人为罢免；七卿即六部长官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被撤换52人，平均一年3人，其中27人是罢免，21人以罪削职，以罪削者多下狱、处死或充军（据《明史》卷100《宰辅年表二》、卷112《七卿年表二》统计）。这就是说这些高级官僚身份地位相对低下，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皇权了。
    君尊臣卑的强化，使臣下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不敢主动大胆地匡正君主过失，从而削弱臣僚的辅政作用。明清时期皇帝的威严已被抬高到绝对至尊的地步，卑视臣下，君主容不得臣下对其尊严的丝毫损伤，包括直言谏净，甚至以残酷的非礼手段如廷杖对谏净之臣进行严惩，君主的错误施政与行为已无法得到官僚系统的纠正，而曲从、讨好君主，不顾是非的奸臣，则往往因此得势，借此营私，打击正直的大臣，从而导致朝政的腐败。
    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逐步取消，在礼节上不断卑抑臣下的过程，反映出君尊臣卑纲常的不断强化，君臣之间等级差距加大并森严化。宋太祖要求臣下站立地下，自己高坐椅上，就是借此而造成君臣之间的高下之分，以尊君、卑臣。朝堂之上，对宰辅之臣不让坐的“非礼”之举，更属一种有意贬斥臣下的行为。明初强化君主专制，强调大臣跪拜君主的礼仪，就是要将臣僚变为臣仆。到了清朝，明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延续，又融人满族君臣之礼的旧俗，进一步发展为奏事之臣的全部列跪。这时的君臣礼仪已是一种加强专制君权的手段。
    话又说回来，有皇帝的专制主义的存在和加强，大臣变成臣仆或奴才是必然趋势。考证“臣”字的本来意义；臣，上古就是指男性奴隶。《尚书.费誓》：“臣妾逋逃。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还有《礼记.少仪》所载：“臣，征伐所获民虏也。”据近人研究，甲骨文中的“工”、“奴”、“奚”、“臣”、“妾”等，也都是指奴隶。由此看来，大臣们由先秦到清朝，完成了一个语言学上名致实归的大循环。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想做皇帝座下的大臣，就先得有做奴才的觉悟。
 
    参考书籍：
    《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礼俗》、《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上、下册）》等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