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的精神

    所谓中世纪的制度安排，是建筑在分权的现实基础上的权力分享和权利保障的封建制度。
    刘军宁先生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是对历史的误解。要知道，欧洲从10世纪发展到到13世纪，确实有相当的商业繁荣。这种繁荣，大部分是建立在中世纪制度和人口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文艺复兴”所发生的14世纪，正是黑死病和饥荒不断来临，人口大幅度下降，商业急剧衰落的时代。（参见Abu－Lughod，43－131，North，19－89.）要从商业发展中直接导出“文艺复兴”的结论，实在非常勉强。其实，市场经济并不新鲜。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很发达。但是，市场经济只有在宪政的框架中才能发展成为现代的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欧洲的得天独厚之处，正在于其中世纪的制度安排为这样的宪政体系奠定了基础。
    所谓中世纪的制度安排，是建筑在分权的现实基础上的权力分享和权利保障的封建制度。其构成的根基是自愿和共识。把这种自愿和共识精神进行宪政总结的，就是《大宪章》等一系列法律文件。
    在罗马帝国崩解之后，欧洲没有一个中央权力为社会提供基本的秩序。社会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求生。所谓领主，最初不过是这种乱局中的“地头蛇”甚至土匪。
    他拉起一小支[秘书工作：msgz.org]，圈出一块地来作为自己的庄园，为追随者提供基本的保护。投靠他的骑士，从他那里得到一块土地或人身保护，同时许诺每年定期或者在紧急情况下为他效力。投靠他的农民或农奴，身家财产也得到了保护，作为交换，许诺每天为他提供一定的劳役（40天是比较普遍的劳役数量）。当然，小小领主并无力抵御大规模的武力骚扰。于是，他又向更大的WZ首领效忠，承诺为之提供军事服务和一定的供品，换来对方的武力保护。这样一层层效忠上去，到最高一层就是国王。
    可以看出，在这一制度安排的每一个权力和权利链条中，都渗透着自愿和互益的精神。上对下有着有限的、受到约束的权力；下对上则享有基本的、受到习俗保护的权利。这种契约式的关系，常常还通过一些传统形式不断“续约”，以保持其有效性。后来，欧洲历史发生了一系列剧烈变化，比如12、13世纪以独立工商城市为核心的“商业革命”，16、17世纪的“军事革命”，16到18世纪的“农业革命”，当然还有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这些革命，都不断挑战了中世纪的制度安排。但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不是什么中世纪被这些革命所横扫，使西方进入了现代，而是下列两点：一、中世纪的一些制度安排，保证了这些“革命”结出有益的果实；二、中世纪的制度安排正是因为在某些层面顶住这些革命的冲击，才能够为现代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提供一个宪政框架。
    举例而言，12、13世纪的商业革命，给中世纪的制度安排带来了巨大冲击。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日益货币化。同时，人口的增长带来土地资源的紧缺，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物价普遍上涨，土地的价值提高。对拥有土地的领主来说，农民和农奴所提供的劳役不断贬值，逼着领主不断把这种劳役转化为实物和货币形式的义务。同时，货币化的经济，也改变了封臣骑士和其国王或诸侯的关系。国王或诸侯可以用自己收上来的实物和货币招募雇佣兵。这一倾向，到了15世纪后演化成了“军事革命”：由一个中央权力统一调动、装备和供应的职业军队，取代了由分散的、自我WZ的骑士们组织的封建军队。这一革命，强化了欧洲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刺激了以供应职业军队为目的的中央财政体系的生成，加强了国王的权力，打破了中世纪制度安排对权力垄断的限制。
    但是，在一些地区，贵族们成功地抵制了这种王权扩张。比如，13世纪的《大宪章》，就是英格兰贵族不堪王权扩张和国王以支付军事开支为借口对他们无休止的经济收夺（许多是超出传统封建义务的货币支付），于是以武力为要挟，逼着国王接受他们对中世纪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解释：在治国的大事上必须听取由贵族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的咨询和建议；政治过程要遵守合法程序（dueprocess），不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同意，不得法外收税。这一文献，最后成为英国宪政的基础。在16、17世纪的军事革命中，欧洲一系列君主以军事动员为借口，僭越了中世纪国王与贵族的权力和义务关系，建立了专制政体。在英国，国王则严格受到《大宪章》以来的封建传统的制约，无法自由动员国内资源，只能限制自己的战争行为，并通过商业借贷和海外资源来填补国库的空虚，最后不仅发展出一套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现代金融制度，而且维护了宪政体制。英国能够从远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霸主软弱的地位，力超群雄而成为“日不落”之国，也在于其中世纪的制度精神限制了国王对国内资源的调集，使社会力量有力地制约了君权，使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体系在宪政的保护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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