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袁承志下南洋的足迹

    
        “唐人”、“明乡”遍布东南亚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的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以前，已有少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发达，东南亚的华侨更多了。到了明朝和清前期，前往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剧增。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逃避战祸或政治避难。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祸的普通百姓和失权没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就长期承担了中国移民避难所的角色：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特别是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３０００余人、战船５０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桂王朱由榔）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
    华人血汗成就东南亚盛景
    移居东南亚的这些避难者大多是贵族、军事将领、知识分子和巨商富贾，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社会的精英，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有不少是掌握一定技术的工匠。他们为当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上川率领官兵历经１０年把同耐河到湄公河的广袤土地开垦为越南一流的良田，并兴建了一个城镇“堤岸”，将该地区发展成远东最大的大米市场。这些华侨深得越南人的敬重，被尊称为“伯父”。
    华侨还开发了东南亚的工矿业。在印尼加里曼丹，特别是三发一带，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就连马来亚的英国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精力和事业成就了今日的马来亚。”
    还有许多华侨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海外贸易的侨居地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侨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行当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华侨的传播，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明代的菲律宾成了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番薯、烟草等拉美农作物经这里传入中国。
    至于小说中主人公袁承志是否到了东南亚，则无法考证。但金庸先生借用当时大量中国人避难东南亚的历史大背景，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归宿，既赋予小说历史的厚度，又让人感觉亦真亦假，其驾驭历史知识的能力和绝妙笔法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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