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驻日使馆访书逸事

    
    中国赴日访书之举自古有之，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始成规模。其中，黎庶昌的《古逸丛书》、杨守敬的《日本访书记》、傅云龙的《纂喜庐丛书》、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以及董康的《书舶庸谭》等已为世人耳熟能详，现举一鲜为人知的事例。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在本邦清国公使请求誊写足利学校所藏皇侃论语义疏一件》之档案，它生动地记录着100多年前中国公使馆访求逸书的感人事迹，现介绍如下。
    1887年8月15日，清代第三任驻日公使徐承祖致函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内云∶“昨准总理衙门来文拟借贵国足利学校所藏《皇侃论语义疏》一书照钞发刻，以广流传。当派随员姚文栋前赴该学校商借，据该学校干事委员面称，需请橡木县（引者注∶即枥木县，“枥”为“橡”之日本国字）之命方可借出等语。本大臣并闻该学校尚有宋刻及古写各种旧书，兹将书名另单开明附上，即祈贵大臣转知橡木县知事转饬该学校委员将单开各书借送敝署一，容俟择要钞出即当归缴无误”。
    徐承祖同信所附书单全文如下∶
    计开∶皇侃论语义疏二十卷，古写；尚书孔氏传十三卷，古写；毛诗郑氏笺二十卷，古写；古文孝经一卷，古写；孟子注疏十四卷，古写；周易注疏十三卷，宋刻；尚书注疏二十卷，宋刻；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宋刻；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宋刻；礼记注疏六十三卷，宋刻；巾箱本周礼郑氏注十二卷，宋刻；文选六臣注六十卷，宋刻；足利学校藏书目一册。
    凡12种，皆古写、宋刻本，外加书目一册。足利学校位于枥木县，为日本中世享有声誉图书馆，明代郑舜功在其著名的《日本一鉴》书中也有记载。枥木县接到外务省的文件后，知事桦山资雄8月19日回函，以足利学校藏书向不外借为由予以婉拒。
    8月26日，徐氏再次致信井上，云“《皇侃论语义疏》一部系总理衙门来文嘱向贵大臣设法商借，本大臣可以作保，决不至损坏遗失。尚祈贵大臣再赐力商橡木县，务将《皇侃论语义疏》一书推情允借，当在敝署谨慎钞写，一俟钞毕，即当奉还无误。”
    翌日，井上迅速复函，认为该校既有此规，“橡木县知事亦似不能枉成规”，建议公使馆“派员到往该校钞写”。8月31日，徐氏复致函井上，表示“遵示即派敝署随员姚文栋带同书手前往该校钞录”。不料，外务省却回函称∶“顷接复称（指橡木县回函），该校所藏之书，世所罕有，以是尤慎报存。今若于该校内而交诸他人之手钞录，则向来援以为例，效其颦者纷纷而起，散逸之患由此生矣，缘是难应贵需。”足利学校恐开此先例，后人争而效之，不利古籍保护，再次予以拒绝。虽此，外务省又网开一面，献策曰，“因已蒙恳嘱，可令该校看守之人钞写”。于是，公使馆请求代为抄写。11月30日，足利学校遗迹保护委员会根据中方的要求开出估价单。
    “足利学校藏本，粱国子助教吴郡皇侃撰，论语义疏，古写本，拾册，纸数凡三百六十叶，用纸上等美浓，半面九行，有细注，誊写料并校考纸代诸杂费共金七拾五圆，从着手之日起约五十日落成。”
    后因徐承祖期满归国在即，足利学校加急费时三周钞成。徐氏对日本的钞本甚感满意，“是书钞写精细，该学中执事勤劳，可知从此传之汉土，读者必思所由来矣”，并许以三百重金予以奖励。紧接着，徐氏又提出派人较对∶
    “惟是圣经儒疏，苟有一句与今本不同，皆学者所当考订。即一字行体之殊亦学士大夫所极讲求，使雠校稍有未到则虽得至瑶，犹有遗憾，且亦非贵国广其传本之本意也。千载一时之盛，不得不加以郑重复校一过”。
    徐承祖卸任后，黎庶昌接任此事，他在派随员徐致远前往校对的介绍信中，高度评价足利学校立法严格，笃守古籍∶
    “我国乾隆中于扬镇、浙江等处设立三阁，颁贮四库书籍，听人入观钞写，但其书列不出阁，立法极善。私家似此者亦多有之，而范氏天一阁最显，行之数百年至今勿替。今观日本足利学校立法与中国同，且自变法以来，周孔之学日就衰废，独足利旧藏书籍笃守弗失，诚为吾道千钧一发之寄”。
    此事一波三折，自1887年8月至翌年3月，历时半年有余，假二届公使之手，清使馆、外务省、枥木县三者之间来往信函数十通，终成夙愿。中国访书热情之殷切，学风之严谨，足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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