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角落的“天桥读本”

    
    提到北京天桥民俗研究，便无法绕开张次溪的那本《人民首都的天桥》。这本书首次比较“系统”完整地对旧京天桥民俗呈现，可谓有开山之功。其书初版于1951年，史学家陈垣为其封面题名，周作人、李景汉、孙至诚、黎锦熙赐序，北京修绠堂书店出版。史树青曾回忆：“友人张君次溪，早年服务于北平研究院，从事社会历史调查，继其《天桥一览》之后，撰成《天桥志》一书，积稿盈尺……由于当时时局不定，未能问世。新中国成立后，《天桥志》始于1951年北京修绠堂书店出版，书名曾改为《天桥新志》，最后定为《人民首都的天桥》，由于此书内容近于‘新瓶装入陈酒’，未能体现时代风貌，‘人民首都的天桥’则与当时客观存在不尽相符，故此书出版，即被停止出售。”以上可见，为了“适应”时代需要，此书几经易名，作者积累资料近三十载，而其所反映仍属“旧京天桥”，故而此书未得“公开”发行，影响仅限于学界，其运命可谓不见容于两个时代。
    张次溪与《人民首都的天桥》
    张次溪，名江裁，初名“仲锐”，广东东莞人。其父张篁溪是康有为的学生，曾与秋瑾等一起留学日本。4岁时，他即随父亲到北京，一生研究北京民俗不辍，编辑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北平史迹丛书》、《燕都风土丛书》、《中国史迹风土丛书》及有关北京记其他方面书籍87种，为研究北京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周作人曾为《京津风土丛书》写《序》，顾颉刚为《北平史迹丛书》题签，陈砚秋、郑振铎等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作序，其对京剧研究的积累功不可没。而张次溪一生最大的兴趣却是在天桥民俗的研究上，其所在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职位，有如“考察民风”以供参政者咨商之类，这也使其可以充分利用“官方身份”与天桥民风有着紧密的接触与游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作者陆续编写有《北平天桥志》、《天桥一览》、《天桥丛谈》、《天桥杂技考》、《天桥景物图录》等众多以“天桥”为名目的著作，其中最早的《北平天桥志》，曾收于《“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署名张江裁，仅有薄薄12页；而《天桥一览》1936年由中华印书局出版，署张次溪、赵羡渔编，知堂题写书名，齐如山作序，118页；《天桥丛谈》似为1938年作者为《实报》专栏“天桥丛语”的基础上集成，后改名为“天桥丛谈”，后又改为“天桥从语”；《天桥杂技考》、《天桥景物图录》据史志学者姜维堂的考证，当为业已成书，惟不悉曾否发表，仍有俟考证。
    之所以不避烦琐地考定以上名目，乃是后来的《人民首都的天桥》，不外乎是以上著作的合编或改写、总结的“变体”，可谓“集大成者”，作者于自序中说：“一共写了三十万言，因为排印纸张等费用太巨，不得已把一些材料缩减，如叙述各类杂耍中的情景和天桥各摊贩的事情，未能尽量说全，是一件最遗憾的事”。现稿18万字，压缩近半，且各章文字留有不同时代的印记。
    今天来看这部著作，有些不够纯粹，前三章略而梗概，文字也略可窥见不同时代造改的痕迹，有些修改或是作者不得已而为之，而作者本初的理想乃是写出如同《东京梦华录》这样的“佳构”，其叙述的情感主体仍是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
    以“生态”的眼光描绘天桥民俗
    这点，若对比同时代云游客所写的《江湖丛谈》，分野尤为明显，云游客“描述”的那个江湖更加鱼龙混杂，充斥各类江湖黑话春典，叙述者“老云”也更加“地道”，所叙述的是一个更加喧嚣的“蚁民社会”，既有言说愉悦的快感，又有着一种焦虑不安。此好比郎中坐堂，论性抓药，甘苦自知，那个江湖大之弥之于四海，小之可卷而怀之，有着飘忽的不确定性。这与张君笔下的那个天桥社区里迥然不同，此书独特之处，在于已然初具一种“生态”的眼光，将天桥民俗作为一个变动不居而正在远去的“生态”，叙述者既浸润于风物之内，又尽力跳脱出来，寂静地“俯瞰”这个生态的生、老、病、死，还有那些古老的“市民社会”生活方式正慢慢发生的异变。
    一方面，作者需顾及民俗研究的环境需要，亦即“新瓶”的形式，即要用社会学的眼光来关照研习天桥社区之习俗，试图采用一种科学调查的构架来分析研究一种民俗生态，如末章节之《天桥调查研究方法》，可看作是全书框架之方法论；而另一方面，本书主体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却多少是用“写话”的语气写成的，娓娓而谈，作者所写乃是多年浸润于其中的风物，对其消逝有着深厚的感怀，所以写来一点不“隔”。
    如知堂翁在序中所道：“我欢喜次溪的《天桥志》，觉得它有意思，有意义，因为在那里表现出中国人民的生活……第四章专讲天桥近时所演出的曲艺和杂技，分属于说唱和属于软硬杂技的两类，第五章为天桥人物考叙述近百年来天桥艺人的事迹，加上若干难得的图画，差不多把天桥演艺方面的面相整个地映写出来了，在这上面可以说是空前成功的著作。”对于北京的民俗论著，我们历来关心“表述什么”更甚于“如何表述”，用今天的话，乃是“北京的叙述”与“叙述的北京”之分野（这也是今天民俗常常被简单粗暴地等同于地方常识，而关于“常识”表述的形式、方法、体例等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北京在方志学、民俗学的笔下是斑斓多彩的，从《日下旧闻》、《燕京岁时记》、《燕都竹枝词》，到后来的金受申、侯仁之、邓云乡、刘叶秋、老舍……不同的文人、学者乃至底层艺人一起构建了一个“叙述的北京”。
    以风格而论，若说侯仁之侧重于“地理的北京”，金受申的北京更侧重于“日常的北京”，百姓日用而不觉，那么张次溪的北京，既有“日用而不觉”的方面，作者充当的乃是“江湖”围墙之外的那个守门人，既是一个文化生态的“观察者”，亦是这个生态的“养生送死者”。看家恁自读完整本书，但见宝气珠光空锁七宝楼台之内，而终归寂然熄灭于其中。那是一种文化生态在时间与空间中不可抗拒的消逝，无可奈何花落去，故而书之底色苍茫，叙述者心中惆怅，这类的气质有点近于“梦呓”了，不同的乃作者多了一种“人间”的眼波，在世俗的风物里获得一种诗化的提升。
    张氏晚年有严重的高血压，此书也可谓随其主运命一同沉浮，至上世纪50年代后少有浮出水面。此次“隆重”出版，其印数不高，但超过过去几十年所有累加之印数，可谓“衣锦还乡”。由此，一本书和一个时代的失之交臂可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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