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眼中的领袖风范

    
    最佩服毛主席的外交战略思想
    黄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党员，很早就对毛主席十分敬慕。1936年7月，黄华和斯诺相约去陕北后，途经西安逛书店时买了本刚出版的进步杂志，里面有鲁迅先生1936年6月9日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赞扬毛主席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7月中下旬，黄华到达陕甘宁苏区的前沿白家坪，见到周总理后，请他将刊有鲁迅文章的杂志转交给毛主席。不久，黄华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收到了转给他的那本杂志，很高兴鲁迅先生如此高度评价红军的斗争。毛主席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详情。北平的年轻人干得好哇。毛主席当即指示黄华：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这就是黄华第一次和毛主席的见面。
    1961年8月14日至19日，黄华作为中国驻加纳大使，陪同加纳恩克鲁玛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8月17日，他陪同恩克鲁玛飞抵杭州，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黄华得知毛主席有空闲时常常写作诗词，并刚创作了一首《登庐山》。他便在陪同恩克鲁玛结束杭州之行专门向毛主席告辞时提出，希望毛主席能够给他写几个字学习，毛主席欣然同意。回到北京后不久的一天，黄华在外交部见到黄镇副部长。黄镇脸带笑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走过来对他说，这封信你要不要，若要就要请吃饭。黄华说让我看看是什么信吧。黄华接过一看，大喜过望，是毛主席用苍劲挺秀的笔锋为他书写的《登庐山》一诗。他便马上对黄镇说，好！我一定请客。
    1971年5月下旬，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总理、叶剑英元帅、黄华组成的中央外事小组。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带着黄华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说到基辛格将在巴基斯坦山区“失踪”时，毛主席说：“黄华同志，你也‘失踪’嘛！”此前黄华已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北欧四国驻华大使都已经设宴为他饯行。从中央的决定和关于“失踪”的提醒，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黄华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认可，也可见毛主席对基辛格访问的高度保密十分关注。
    毛主席是党的最高领袖，是重大问题的最主要决策者。黄华在外事工作中，对毛主席在外交方面的大战略、大手笔、大气魄印象最深，特别佩服毛主席在处理与美国、日本等大国关系以及联合国问题上的果断、智慧和游刃有余。
    两任朱总司令秘书
    外交风格受周总理影响最大
    黄华对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印象很深，70年后回忆起1936年7月的事情还是那么清楚：我见到早就心怀崇敬的周恩来同志，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和苏区人民都称呼他周副主席。他蓄着黑里透亮的浓密的络腮胡子，穿着灰布衣，笑着迎向我们。
    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任弼时同志要黄华到团中央工作，调他到北平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总理见到了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这样黄华在南京解放后两天就进入该市。在同司徒雷登的接触中，黄华了解到，美国政府看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会战后，国民党已无力组织战略性攻势，再用多少美元和军援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故采取脱身政策。司徒雷登告诉黄华，解放军打到青岛、上海之前几个小时，美军即会撤走。这一战略性情报使我中央了解到，美国不会对我进行像十月革命后十四国对苏俄的军事干涉。
    作为周总理的老部下，黄华在外交工作上受周总理影响是全方位的、十分深刻的，他的整套政策思想乃至个人作风都是周总理一步一步教出来的：一是风格上的不卑不亢，时刻铭记国家的利益、自己的立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指针，广交朋友，争取支持。二是随时准备请示汇报，外交工作无小事，做过的事要如实汇报，主动请领导给予指示。三是作风上要特别严谨，细节应该特别注意。有一次，周总理因为着装批评了黄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时候，黄华的中山装有点不太好了，而且他觉得穿中山装进入有些场合显得过于庄重，正好有两件料子，就做了很讲究的西装。他曾穿这件西装。结果，黄华受到周总理的批评，说必须穿中山装，这是代表中国。当然，后来无所谓了，大家也可以穿西装，但是黄华出席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等正式场合的时候都穿中山装。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打开外交新局面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消息一公布，举国欢庆。12月1日，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要他在10天内完成辞行拜会并回国，但未说明回去干什么。回国后才知道，中央决定让他担任外交部部长。此后，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活动十分频繁，外交部工作千头万绪。这段时间，黄华作为外交部部长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完成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开创但未及完全实现的对日对美关系正常化和深化的任务。黄华也深得小平同志的信任和重用，无论是访问日本还是访问美国，小平同志都请他随行。黄华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体现了小平同志对黄华外交工作的认可和支持。
    1982年冬，有人写工作总结报告给中央，其中说，我国对美工作存在路线错误。黄华不同意这个观点，就给小平同志写信说明。小平同志不久就在他的信上批示，大意是：对美工作主要由我（即小平同志自己）主持，如果有问题，由我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黄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黄华差点背上一个“黑锅”。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的问题。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让香港记者围住，脱口而出说“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香港”。这是违背当时中央口径的。那天小平同志正在会见香港各界代表人士，有人向邓小平报告了这件事。小平同志一听就火了，把正在散去的香港人士和香港记者请回厅内，大声地说：某某说可以考虑不派驻军队，那是胡说八道！旁边主管香港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说，还有黄华。邓小平说这都是胡说八道。香港记者在报纸、电视上大肆炒作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黄华上述情况。黄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票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1982年9月24日，黄华陪同小平同志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见证了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寸步不让、针锋相对的谈话场面。对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上的坚决态度，黄华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怎么可能作出那样的表态呢？小平同志很快知道其中有不实之处。次日，小平同志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黄华甚为熟悉，他亲自向黄华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是黄华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黄华的感受最深，感悟也最多。因此，在回忆录中，黄华就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专门作了论述。他认为，小平同志身上兼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主要优点，既是战略家，善于抓大事，深刻而扼要地认识和阐明问题的本质，果断明快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又善于在策略上细致地指导具体工作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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