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反之谜

    
    不反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宣告失败，同时也宣告了曾国藩率领的湘军面对太平军经过长达十余年的作战后最终取得了胜利。
    早在两年前，当湘军攻下安庆，曾国藩把两江总督府设在安庆后，时任江浙巡抚的左宗棠就派人送过一封密信给曾国藩。
    左宗棠请胡林翼转交给曾国藩一封密信，信的内容是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据说曾国藩看完密信后，面色沉重，沉吟半晌不语。后来过了很久，才拿起笔来在这八个大字上改了一个字，然后交还胡林翼，胡林翼又转给了左宗棠。
    那么，曾国藩到底改了哪一个字呢？
    是那个“似”字，他把“似”字改成了“未”字，于是这句话就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胡林翼在转还这封信的时候，还附有他自己的一句话，叫：“一似一未，我何词费！”说明他和左宗棠一样，也想劝曾国藩造反，可见了曾国藩改字表明不反的心迹后，也颓然无话可说。
    但即使无话可说，胡林翼还不死心，他后来专门写了封密信给曾国藩，信中只有一句话：“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可曾国藩还是不为所动。
    此后不久，曾国藩手下水师主帅，也是晚清政坛最忠诚、最廉洁自律的奇男子、大丈夫彭玉麟也派人给曾国藩送来密信，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只把胡林翼的话改了两个字，可见左、胡、彭之间都是有默契的，那还是让曾国藩造反。因为趋势很明朗，胡、彭的意思是打下天京之后，就算不趁势打过长江去、打到北京去，依我们的实力，占据东南半壁江山，清廷拿我们也是没办法的。
    曾国藩接到彭玉麟的劝反信时，连连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说完，把信揉吧揉吧，一张口，塞嘴里嚼烂掉，当时就把这封劝反信吞下去了。
    不久，又有一位天下闻名的大名士来湘军大营拜会曾国藩，此人是后来写了《湘军志》的王闿运。他跑到曾国藩这里来，两个人关起门来大谈王霸之道。曾国藩默然不语，王闿运口若悬河。王闿运讲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曾国藩一语不发，只是皱着眉头用手蘸着茶水在茶几上不停地写写划划。讲了一阵，下人来禀报，说有要客来拜访，曾国藩听了对王闿运拱拱手说：“先生请稍坐片刻，我去去就来。”说完，一个人就出去了。
    王闿运这才发现曾国藩在几案上写的字竟然全是：“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造反劝谏就不是个体行为了，而是一场群体行为。
    据说就在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湘军警惕起来，江北各处绿营和八旗都有紧张布防的迹象。而清政府更是第一时间派了钦差大臣来南京，名为犒赏，实为暗查。另一方面，攻下天京的湘军将领曾国荃，虽然是曾国藩的亲弟弟，也因为纵兵劫掠并放跑了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受到朝廷的点名批评，另外户部还要审计湘军的账目。这一下湘军内部群情汹汹，尤其是曾国荃部就起了拥立曾国藩效仿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心。
    传说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这四位顶尖的人物，在南京的玄武湖曾经有过一场密谋，被称为玄武湖会议。之后曾国荃率三十多位湘军的高级将领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对弟弟和手下这批将领的意图心知肚明，便推辞不见。大家见曾大帅不肯出来相见，更是群情激动，反复让人进内府去请。但不管怎么请，曾国藩也坚决不出来见大家。后来僵持了半天之后，曾国藩让人送了一副对联出来。据说所有人看到这副对联之后，有的感慨，有的摇头，有的叹息，甚至还有人热泪盈眶。最后曾国荃说了一句话：“大家什么也不要再讲了，今天的事儿以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老九一人担当好了。”如此一说，众人才纷纷散去。
    那么，曾国藩到底写了一幅什么对联，居然可以让要拥立他造反的这些将领们心甘情愿地散去？
    这副对联很有名。上联是“倚天照海花无数”，下联是“流水高山心自知”！
    这副对联只是一个集联，上联是苏东坡诗中的一句话，下联是王安石诗中的一句话，曾国藩各取其一，放在一起，居然妙对天成！
    曾国藩这副对联依然说的是决不造反的决心，并把不造反的理由也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我自有心中的坚持，自有人生的境界，那些如“花无数”一般的绚丽景象对我是没有诱惑力的。
    信仰
    如此说来，我们不由要问——曾国藩心中的坚持与境界到底是什么呢？
    我所理解的答案，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信仰！
    曾国藩当年以一介书生领军，起兵之时就在出征檄文里说过，他是为“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文正公文集·讨粤匪檄》）的理由而出兵的。也就是为了拯救传统儒家文化，而非拯救那个腐朽的满清朝廷而出兵的。当然曾国藩身上确实充满古代儒生愚忠、愚孝的伦理思想，他不反清廷也确实有这种愚忠、愚孝的思想在起作用。但从更大的历史背景上看，他这种愚忠的最终指向不是指向封建君王，而是指向对儒家文化的忠诚，对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信仰的忠诚。
    所以他克己修身，一生把不断自省与学习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习惯。他之所以在为官为政、带兵打仗的同时，还写下无数家书、无数家训名篇名句，是因为在儒家文化那里，“齐家”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在他这样标准的儒生看来，要想成为顶天立地的“士大夫”，要想成为民族文化的脊梁，不仅要做好自己，更要带好整个家族。因为所谓“国家”，在中国人看来，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家国是同构的，所以唯有“齐家”才能“治国”，家尚不齐，国又焉治？所以曾国藩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还挤出大量心血来完善家庭教育，又把这种家庭教育智慧引申到社会教育层面，他是要用这种智慧不仅来齐家，更要来救国。
    这种带有强烈儒家色彩的精神追求与信仰坚守在曾国藩那里最终转换为一个现实的选择，也就是反与不反的选择——是做英雄？还是做圣贤？
    曾国藩的答案很明确——倚天照海花无数，霸业雄图非所求。流水高山心自知，圣贤事业方不朽！所以他根本不会选择做英雄，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早已选择了做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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