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清文学与历史的真实面貌

    
    很多构建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的中国文明体系的努力，往往如沙上聚塔，禁不住哪怕是一小朵浪花的冲击。原因之一，便在于我们有些专家学者历史意识淡薄，过于被动等待某种西方理论家提供的最新理论武器，结果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渐行渐远。
    人类社会步入现代文明以来，有志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构建堪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的中国文明体系的努力，遗憾的是很多尝试如沙上聚塔，禁不住哪怕是一小朵浪花的冲击。原因之一，便在于我们有些专家学者历史意识淡薄，过于被动等待某种西方理论家提供的最新理论武器，并将之视为研究中国文化的法宝，结果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渐行渐远。要知道，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理论大厦，不能是空中楼阁式的观念演绎，而要建立在大量具体材料基础之上，地基夯实，大厦自能长久屹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只能在充分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深入文学文献学的历史，始能自成特色，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历史价值。在这方面，刘跃进先生的《秦汉文学编年史》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秦汉文学编年史》始于秦王嬴政元年(前246年)，终于汉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具体分为三编：上编，秦代文学编年，始于秦王嬴政元年(前246年)，终于秦二世胡亥三年(前207年);中编，西汉文学编年，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淮阳王刘玄更始三年(25年);下编，东汉文学编年，始于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终于汉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通过逐年排比相关文学史料，涉及有关文人五百多位，试图展现四百余年间文学发展的进程。
    文学史料的编年，并不是随意的资料堆砌，特别是原始资料匮乏零乱甚至互相矛盾的先唐文学，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力和广阔的视野，结果可能真的会成为凌乱的资料杂烩。刘跃进先生长期沉潜先唐文学文献，相关著述十余种，这使他做起编年得心应手，凡历史有疑问处，如《上林赋》之作年、司马迁《报任安书》之真伪等，皆遍引诸家之说，折衷取材，使人信服，于是历史的真实面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翻过此书，心头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在观看有关秦汉文人及其文学活动的历史剧，或喜或怒、或忧或惧、或悲或痴……就这样一幕一幕揭过，如在目前。通过作者的文学编年，我们清楚看到西汉武帝年间，文人竞上赋颂，而大臣奏议，多涉开边伐蛮，在这个充满扩张意志和好大喜功的时代，我们的耳边自然萦绕起“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怨歌声。再如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作者排比有以下文学史实：“王粲劝刘表子琮归顺曹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时年三十二岁。”“邯郸淳归附曹操，曹植科斗拍袒，胡舞五椎锻，跳击丸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杜夔刊定雅律。”“书法家梁鹄随着荆州平定，也归于曹操。”王粲是建安七子之冠冕；邯郸淳是魏初传古文经学的大家；杜夔及其弟子邵登、张泰、桑馥等，皆受魏武命绍复先代古乐，用至两晋；梁鹄则善楷法。这四人皆由荆州内附而入魏，荆州文人集团在汉魏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这种种形象真切的历史感受，全来自作者那功力深湛、缜密客观的文学史料的逐年排比。
    更为难得的，作者对文学史研究早有系统的理论思考，该书不过是他宏大学术构架中的一环。作者认为文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层次是回归原典，依据文学史的实际，尽可能勾画出当时的文学风貌、文体特征及文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如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作家物质生活考察等。因为文学一定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的，一个作家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他的物质环境。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加以考察，才能确定其特有的价值，才不会流于空泛，《秦汉文学编年史》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二个层次是综合研究的层次，即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通盘的研究，包括资料的系统化和检索的科学化，更包括对狭隘文学观念的突破等。然后才能进入最高的理性研究层次，即对中国文学的生成观念和演变轨迹作系统的探讨。作者满怀信心地写道：“研究文学史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广大读者提供某种系统的文学发展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还是应当从丰富多彩的文学史探索中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框架或理论主张。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中西方全面交融的历史实践之后，新世纪的中国学者有条件创建中国的文艺理论学派。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除了《秦汉文学编年史》之外，作者还著有《秦汉文学文献》、《秦汉文学研究》二书，看来，他不仅如是说，也如是做。
    《秦汉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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