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忠奸之别

做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做官有忠臣奸臣之别。忠臣，泛指德行好的一类臣子;奸臣，泛指德行坏的一类臣子。忠臣，虽然由于各人性格、职务、时代、环境等的不同，表现各有不同，但他们同属君子，因而有君子的共同特点;同样，奸臣，虽各有不同，但他们同属小人，因而具有小人的共同特点。君子与小人之间，却是有着迥然不同的各自特点。

信念操守方面

君子大都有理想信念，有做人的原则。他们心系朝廷，关心社稷民生。正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信守做人的原则，正如欧阳修所说，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君子中有大志者，大都会努力实践孔子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导，重视修身，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先正己，后正人。他们居家讲孝，在朝讲忠，对百姓讲仁，做人处事讲义。一事当前，先讲义，后讲利;违背义的利，虽予不取，必要时，可以舍生而取义。

小人则与君子大不相同。唐代李翱，担任过谏议大夫、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曾上书宪宗皇帝对用人问题进行劝谏，其中说道：奸佞之人“皆不知大体，不怀远虑，务于利己，贪富贵，固荣宠而已矣”。不知大体，就是心中没有百姓、社稷和朝廷。不怀远虑，主要是指他们不知道忧国忧民;同时，也包括目光短浅，做坏事时往往不计后果，不考虑自己的最后下场。总之，他们没有建功立业的理想，缺乏爱国爱民的信念，更没有为人处世的正确原则，他们全然不顾礼义廉耻，只知道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贵荣华和受宠的地位。

行为方式方面

“贤人好正，奸人好邪。”贤人喜欢走正道，奸人喜欢歪门邪道。君子坚持原则，敢讲真话，作风正派;小人见风使舵，阿谀逢迎，惯使阴谋诡计。

南宋大臣罗点曾直言不讳地给孝宗分析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他说：“君子志在天下国家，而不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行必直道，言必正论’，往往不是得罪了君主，就是得罪了显贵;不是得罪了当权者，就是得罪了时俗。小人的志向在于为自己谋利益，而不为天下国家，他们所做所说，都是为了取悦于人。”这段话将君子与小人的行为特点概括得很好，尤其是说君子“行必直道，言必正论”，可谓言简意赅。罗点接着说：“因为君子常得罪人，所以飞黄腾达的人少;小人用的是讨好的办法，所以不飞黄腾达的也少。”因此，“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

唐代李翱则描述得更加形象：“奸佞小人必然会说些甜美讨好的话，来迎合君主的想法：君主所看重的人，他们就把他捧为贤人;君主所恼恨的人，他们就加罪于他;君主喜欢钱财，他们就献上横征暴敛、积聚钱财的计策;君主喜欢声色，他们就进献美女，演奏靡靡之音;君主喜欢长生不老做神仙，他们就去研究炼丹术。总之，他们就是看着君主的脸色，揣摸着君主的意图，顺着君主的指示，尽力去奉承迎合。”

生活作风方面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性廉，小人性贪。君子所守者道义，小人所守者私利。君子有贫穷的时候，也有富裕的时候;小人也有贫穷的时候，有富裕的时候。但君子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作风与小人迥然不同。

君子贫穷时，仍坚持做人的原则，小人则做不到。孔子周游列国，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病了，不能站起来走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回答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固穷”，就是在穷途末路时，仍能坚持做人的原则;小人一穷困，就没有底线了。“滥矣”，就是什么都干，无所不为，或蝇营狗苟，坑蒙拐骗;或为人当狗腿子，为虎作伥，甚至出卖灵魂，卖身投靠。

君子如何对待自己的贫穷呢?孔子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唐朝诗圣杜甫一生没过过富裕的生活，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专门写了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描写了“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真实感受，遭受了这般境遇的诗人，仍不忘在诗的末尾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并说如果天下寒士们能住上广厦的话，“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现了伟大诗人先人后己、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这就是君子们面对穷困生活的态度。君子不是不想富，而是要取之有道。这里的有道，就是指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得到应该得到的。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不得意、不得志的时候，就加强个人修养，提高自身能力;等到得志、发达的时候，便拿出自己的本领为国家、为百姓服务，为社会作出贡献。他们“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心里始终装着国家百姓，最高追求是能够青史留名，“留取丹心照汗青”。朱元璋说：“正人君子是这样做的，处理公事不偏私自己的家庭，坐在公堂上不偏私个人利益，执行国法不偏袒自己的亲人;奸邪之人则正好相反。这也是可以辨别清楚的。”在个人生活方面，君子富贵后，仍然喜欢恬淡、高雅的生活，不喜奢侈，对财富取之有道，享之有度。与之相反，小人得志，则贪污盗窃，拼命聚敛财富，在生活方面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热衷于声色犬马，出入于勾栏赌场，骄奢淫逸，夸富、比富、斗富，甚至养一批走狗打手，欺男霸女，巧取豪夺，无所不为。

为人处世方面

君子宽仁厚道，小人心胸狭窄。魏征曾给唐太宗上疏说：“君子和小人，外貌差别不大而内心各异。君子不宣传别人的过失，而张扬别人的优点;遇到祸患不丧失原则去躲避，必要时杀身以成仁。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也不怕担上不义的名声，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会危害别人保全自己。如果可以不顾道德去危害别人，那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小人之所以心胸狭窄，是出于争名逐利的私心，正如唐太宗所指出的，他们是“憎恨忠良贤能之人处于自己之上”，“唯恐富贵不被自己占先”。

君子能团结大多数，小人则党同伐异。孔子的弟子中有一个叫子张的说过：“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君子尊敬贤人，同时也能包容团结大多数普通人;君子称赞好人，也会怜悯同情没有能力的人或有缺点的人。君子自己可能很优秀，但不骄傲自大，能团结大多数。君子是非分明，见好人好事就支持和鼓励，但对有缺点、犯过错误的人也不歧视，对能力较弱的人不鄙视，而是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小人则不同，小人一旦得势，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遇不同意见很难容忍，必排除异己而后快。

同样是交朋友，君子与小人则大不同。孔子说：“君子之间是团结，而不是勾结;小人之间是勾结，而不是团结。”团结是以共同遵守道义为基础的，勾结是以暂时的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北宋时期，官员当中党派斗争十分激烈，欧阳修针对结党现象写了《朋党论》，认为掌权者不可笼统地反对结党，关键是要弄清结党的性质，做到用贤人、退小人。其中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这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之后，他又说，小人是没有真正朋友的，只有君子才有真正朋友。因为小人好利贪财，“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一致时，会暂时勾结在一起做朋友，但这样的朋友是假的。等到他们见利而争夺，或者已经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便会疏远，甚至反过来互相残杀，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而君子就不一样了，君子所奉行遵守的是道义、忠信、名节。按照这些原则进行自我修养，朋友之间能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按照这些原则服务国家，朋友之间能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并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之朋啊。所以，做国君的人，应当是斥退小人们的团团伙伙，任用君子们组成的贤人群体，那么国家就会治理好了。”

(来源：共产党员网 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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