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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忠奸之别

繁体中文】  作者:佚名   发布:2016年04月27日   阅读: 次   【以稿换稿

做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做官有忠臣奸臣之别。忠臣,泛指德行好的一类臣子;奸臣,泛指德行坏的一类臣子。忠臣,虽然由于各人性格、职务、时代、环境等的不同,表现各有不同,但他们同属君子,因而有君子的共同特点;同样,奸臣,虽各有不同,但他们同属小人,因而具有小人的共同特点。君子与小人之间,却是有着迥然不同的各自特点。

信念操守方面

君子大都有理想信念,有做人的原则。他们心系朝廷,关心社稷民生。正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信守做人的原则,正如欧阳修所说,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君子中有大志者,大都会努力实践孔子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导,重视修身,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先正己,后正人。他们居家讲孝,在朝讲忠,对百姓讲仁,做人处事讲义。一事当前,先讲义,后讲利;违背义的利,虽予不取,必要时,可以舍生而取义。

小人则与君子大不相同。唐代李翱,担任过谏议大夫、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曾上书宪宗皇帝对用人问题进行劝谏,其中说道:奸佞之人“皆不知大体,不怀远虑,务于利己,贪富贵,固荣宠而已矣”。不知大体,就是心中没有百姓、社稷和朝廷。不怀远虑,主要是指他们不知道忧国忧民;同时,也包括目光短浅,做坏事时往往不计后果,不考虑自己的最后下场。总之,他们没有建功立业的理想,缺乏爱国爱民的信念,更没有为人处世的正确原则,他们全然不顾礼义廉耻,只知道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贵荣华和受宠的地位。

行为方式方面

“贤人好正,奸人好邪。”贤人喜欢走正道,奸人喜欢歪门邪道。君子坚持原则,敢讲真话,作风正派;小人见风使舵,阿谀逢迎,惯使阴谋诡计。

南宋大臣罗点曾直言不讳地给孝宗分析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他说:“君子志在天下国家,而不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行必直道,言必正论’,往往不是得罪了君主,就是得罪了显贵;不是得罪了当权者,就是得罪了时俗。小人的志向在于为自己谋利益,而不为天下国家,他们所做所说,都是为了取悦于人。”这段话将君子与小人的行为特点概括得很好,尤其是说君子“行必直道,言必正论”,可谓言简意赅。罗点接着说:“因为君子常得罪人,所以飞黄腾达的人少;小人用的是讨好的办法,所以不飞黄腾达的也少。”因此,“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

唐代李翱则描述得更加形象:“奸佞小人必然会说些甜美讨好的话,来迎合君主的想法:君主所看重的人,他们就把他捧为贤人;君主所恼恨的人,他们就加罪于他;君主喜欢钱财,他们就献上横征暴敛、积聚钱财的计策;君主喜欢声色,他们就进献美女,演奏靡靡之音;君主喜欢长生不老做神仙,他们就去研究炼丹术。总之,他们就是看着君主的脸色,揣摸着君主的意图,顺着君主的指示,尽力去奉承迎合。”

生活作风方面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性廉,小人性贪。君子所守者道义,小人所守者私利。君子有贫穷的时候,也有富裕的时候;小人也有贫穷的时候,有富裕的时候。但君子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作风与小人迥然不同。

君子贫穷时,仍坚持做人的原则,小人则做不到。孔子周游列国,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病了,不能站起来走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回答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固穷”,就是在穷途末路时,仍能坚持做人的原则;小人一穷困,就没有底线了。“滥矣”,就是什么都干,无所不为,或蝇营狗苟,坑蒙拐骗;或为人当狗腿子,为虎作伥,甚至出卖灵魂,卖身投靠。

君子如何对待自己的贫穷呢?孔子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唐朝诗圣杜甫一生没过过富裕的生活,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专门写了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描写了“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真实感受,遭受了这般境遇的诗人,仍不忘在诗的末尾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并说如果天下寒士们能住上广厦的话,“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现了伟大诗人先人后己、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这就是君子们面对穷困生活的态度。君子不是不想富,而是要取之有道。这里的有道,就是指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得到应该得到的。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不得意、不得志的时候,就加强个人修养,提高自身能力;等到得志、发达的时候,便拿出自己的本领为国家、为百姓服务,为社会作出贡献。他们“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心里始终装着国家百姓,最高追求是能够青史留名,“留取丹心照汗青”。朱元璋说:“正人君子是这样做的,处理公事不偏私自己的家庭,坐在公堂上不偏私个人利益,执行国法不偏袒自己的亲人;奸邪之人则正好相反。这也是可以辨别清楚的。”在个人生活方面,君子富贵后,仍然喜欢恬淡、高雅的生活,不喜奢侈,对财富取之有道,享之有度。与之相反,小人得志,则贪污盗窃,拼命聚敛财富,在生活方面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热衷于声色犬马,出入于勾栏赌场,骄奢淫逸,夸富、比富、斗富,甚至养一批走狗打手,欺男霸女,巧取豪夺,无所不为。

为人处世方面

君子宽仁厚道,小人心胸狭窄。魏征曾给唐太宗上疏说:“君子和小人,外貌差别不大而内心各异。君子不宣传别人的过失,而张扬别人的优点;遇到祸患不丧失原则去躲避,必要时杀身以成仁。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也不怕担上不义的名声,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会危害别人保全自己。如果可以不顾道德去危害别人,那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小人之所以心胸狭窄,是出于争名逐利的私心,正如唐太宗所指出的,他们是“憎恨忠良贤能之人处于自己之上”,“唯恐富贵不被自己占先”。

君子能团结大多数,小人则党同伐异。孔子的弟子中有一个叫子张的说过:“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君子尊敬贤人,同时也能包容团结大多数普通人;君子称赞好人,也会怜悯同情没有能力的人或有缺点的人。君子自己可能很优秀,但不骄傲自大,能团结大多数。君子是非分明,见好人好事就支持和鼓励,但对有缺点、犯过错误的人也不歧视,对能力较弱的人不鄙视,而是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小人则不同,小人一旦得势,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遇不同意见很难容忍,必排除异己而后快。

同样是交朋友,君子与小人则大不同。孔子说:“君子之间是团结,而不是勾结;小人之间是勾结,而不是团结。”团结是以共同遵守道义为基础的,勾结是以暂时的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北宋时期,官员当中党派斗争十分激烈,欧阳修针对结党现象写了《朋党论》,认为掌权者不可笼统地反对结党,关键是要弄清结党的性质,做到用贤人、退小人。其中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这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之后,他又说,小人是没有真正朋友的,只有君子才有真正朋友。因为小人好利贪财,“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一致时,会暂时勾结在一起做朋友,但这样的朋友是假的。等到他们见利而争夺,或者已经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便会疏远,甚至反过来互相残杀,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而君子就不一样了,君子所奉行遵守的是道义、忠信、名节。按照这些原则进行自我修养,朋友之间能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按照这些原则服务国家,朋友之间能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并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之朋啊。所以,做国君的人,应当是斥退小人们的团团伙伙,任用君子们组成的贤人群体,那么国家就会治理好了。”

(来源:共产党员网 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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