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文化创举：不可复制的历史

    
    大师的“国学”和大学的“国学”
    1.胡适和梁启超的“国学书目”
    国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较大事件，都发生在二十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国学讲座，在二十年代之初，已如前述。然而几乎在章氏上海演讲的同时，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并因此引出一番争论。
    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胡适开的书目，题目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开列的。所列书籍共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此书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的来信质疑，认为胡适所说的国学的范围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学史，而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又显得太深。这封来信说：“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是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5）我们今天来重新检讨胡适开的这个书目，不能不承认《清华周报》记者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适并没有被说服，他写了《答书》，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学两部分，是考虑到“国学的最低限度”，拟的是一个“门径书目”，如果还要把“其余民族史、经济史”一一列出，“此时更无从下手”。他针对来书所提意见，作了反驳，他写道：
    “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倒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般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6）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无法不觉得胡适之先生有一点“强词夺理”。所以他说，如果一定要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那么不妨在原书目上圈出一些，于是他圈出了38种，包括《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璧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另加上《九种纪事本末》。
    梁启超的国学书目，是应《清华周报》记者的要求所开，题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写于1923年4月26日。他说是在独居翠微山，“行箧无书”，“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须说，以我个人读饮冰主人的著作所达成的了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箧无书”的情况下，能够开出几百种适当书目的人。他的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做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30种。总共141种。不仅列出书名，每种书之后大都有导读式的说明。
    例如在《论语》和《孟子》书名后写道：“《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平生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说来不好意思，我在读任公书目前，也是这样主张。读先秦经典，细读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对朱熹《四书集注》的评价也极精到，一是大大好书，二是不免有时为“理”所障。又如对于《老子》，他说这是“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诚哉斯言，自是白文细读慢悟最妙。对《周礼》，任公先生写道：“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对《管子》，他概括说：“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关于《管子》一书的来路、性质、价值及传注之优者，一一道明，虽只几句话。又如对顾炎武《日知录》和《亭林文集》，他说：“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对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文集，任公先生说：“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事条理及朋友风义。”只此一句，即给人无限回味。又如于《张太岳集》说：“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于《水经注》：“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等等。列举书目的同时，并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给出阅读门径。
    因此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显得道高一丈。如果我是读者，要我对“胡目”和“梁目”作出选择，我肯定投梁的票。“梁目”及其读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不是因为别个，主要就读中国载籍的多寡而言，胡适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让给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样存在列目过多的问题，与“初学”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开毕上述书目之后，也拟了一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任公先生说，如果连这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也没有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大书目不必说，即以“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为例，胡、梁书目的不同处亦甚明显。“胡目”有佛经四种；“梁目”一种没列。“胡目”的文学部分，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梁目”却不具大的类书，只列《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几种。“胡目”有小说四大名著；“梁目”则根本不列小说。“梁目”的子书部分，孔孟之外，老、墨、庄、荀、韩均有，“胡目”则没有墨子。“梁目”有前四史，“胡目”一史也无。“梁目”全列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五经”；“胡目”只列诗、礼、左传，而缺易经和书经。照说开列国学书目，“五经”、“四书”、诸子、前四史，无论如何不能或缺，但“胡目”缺失得令人诧异，竟然乙部之书，一部全无。至于集部之书，当然是“梁目”的举要的办法更好些，对于初步接触国学者，李、杜、韩、柳、白诸家，远比笼统的《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来得真切便利。尤其将《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国学书，更属拟于不伦。
    我们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开列自己的书目同时，对“胡目”还作了尖锐的批评。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开首就明确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所以然者，是因为胡适本来的目的，“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但他却开了那样一大堆一般青年人无法卒读的书。而如果是为国学研究者开的书目，则又嫌不够专门。所以梁任公责备胡适“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了。对“胡目”的不著史书，却列出许多小说家言，梁启超尤致不满，他质问说：
    任公先生上述这些辩难，平心而论胡适是无法反驳的。“胡目”中还有《正谊堂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以及戏曲《缀白裘》和小说《儿女英雄传》，于是一并成为任公先生批评的把柄：“《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文章最后梁启超总结道：“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为是不合用的。”等于否定了“胡目”。
    但胡适之先生的学者风度却是了不起，虽为梁启超所痛驳，却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里，全文附录了“梁目”和梁的批评。这种风度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了。两位文化领军当年开列的国学书目和关于国学书目所作的讨论，对二十年代的国学推动产生的影响作用，自然可想而知。虽然，对“梁目”也不是全都赞成，一位叫徐剑缘的就以《评胡梁二先生所拟国学书目》为题，在批评“胡目”的同时，也批评了“梁目”。另外还有陈钟凡也开了一个《治国学书目》，以及李笠的《国学用书撰要》，影响益发扩大了。
    “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胡适全集》第2卷，页152）
    2.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关乎国学的两件最大的事情，还是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
    先说北大国学门。蔡元培先生1917年掌门北大之后，他的学术理念之一是建立分科的研究院所。1921年通过《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第二年，即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宣告成立。所长由蔡先生兼任，主任是太炎弟子、研究文字训诂的沈兼士，委员包括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蒋梦麟、马衡、陈垣、沈尹默等硕学、健将、老师，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国学门下面设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民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等分支机构。国内外一些大儒被聘为国学门导师，有钢和泰（AlexanderVonStealHolstein，俄国梵文专家）、伊凤阁（Alekseilvanovichlvanov，俄国西夏文专家）、柯劭愍、夏曾佑、陈寅恪。开始也聘了王国维，已经获允，后来王退出。并按照国外高等研究机构的惯例，施行通信员制度，请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担任，例如法国的伯希和（PaulPelliot），德国的卫礼贤（RichaidWilhelm），日本的田边尚雄等。罗振玉也被邀请，但后来罗亦退出。我们从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可以看出，北大国学门是一个开放的重视与国外汉学界交流的研究机构，显然这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胸襟有关。
    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影响似乎大于建树，下属各学会做的实在事情比较多，真正具体的国学研究，反做得不尽如人意。到国学门从事研究的研究生，人数也并不很多，1922至1927六年之间，审查合格的研究生只有46人。这些数字我根据的是台湾陈以爱女士所著《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一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一本征引资料丰富、学风严谨的著作。因为她的论说是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加以探讨，所以当我涉及相关材料时，不能不佩服她叙论的精当。
    北大国学门的大举措是1923年创办《国学季刊》，而尤以胡适执笔撰写的《发刊宣言》影响最著。胡适在《宣言》中首先对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学研究的历史给以检讨，肯定三百年来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缺点则是：研究的范围太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然后提出研究古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特别对如何系统整理的问题作了详尽阐释。最后以三个方向的期待作为治国学的互勉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页17）当胡适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他明确说，这是一篇“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是“新国学的研究大纲”（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页205）。因此不妨说，上世纪20年代以北大国学门为代表的国学研究，应该属于新国学的范畴。
    除了《国学季刊》之外，北大国学门后来还有《国学门周刊》和《国学门月刊》的创办。《周刊》于1925年出版，因经费和稿源都存在问题，第二年即1926年改成了《月刊》。但也只出版了一年的时间，到1927年的年底，《国学门月刊》也停刊了，而且北大国学门也在这一年陷于停顿。
    再说清华国学院。认真说来，当时清华大学的正式名称叫清华学校，还没有定名为清华大学，直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而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也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因为清华研究院之设，略同于北大设研究所国学门，本来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由于经费的限制，也有学科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最先办起来的只有国学一科。所以就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简称而偏好的叫做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了。吴宓担任清华研究院主任，他几次提议正式定名为国学研究院，都未能获准。可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虽未获准，人们还是那样叫，而且叫开了，到后来大家以为当时成立的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与北大国学门的不同之处，是清华国学院的设计和建制更周详细密，更便于实施。它没有请一大堆名流、教授，导师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人，人称“四大导师”。讲师一人，考古学家李济。助教三人，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助理员一人，事务员一人。再加上主任吴宓。就这么几个人。同时导师和学员都必须住校，四大导师亦不能例外。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2号，赵元任住南院1号。陈寅恪报到的时间比较晚，1925年9月9日国学院开学，第二年7月8日他才来到清华。他开始住工字厅的西客厅，与吴宓一起，后来与赵元任同住南院。学员的水准比北大国学门的学员似乎也要高一些，共招生四届，毕业人数为74人，其中王力、贺麟、张荫麟、吴其昌、姚明达、周传儒、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罗根泽、蒋天枢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
    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课程设置和研究范围，可以说不仅和章太炎先生倡导的国学不同，与北大国学门的设定也有区别。四大导师授课的内容为：王国维讲《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和《最近二十年来中国新发现之新学问》，梁启超讲《中国文化史》、《史学研究法》，陈寅恪讲《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佛经翻译文学》，赵元任讲《方言学》、《普通语言学》和《音韵学》，李济讲《民族学》和《考古学》。可见讲授之内容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学的范围。事实上王国维、陈寅恪的学问途径，与西方汉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原本就是国外汉学界最看重的中国学者。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也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所以，如果北大国学门被胡适视为新国学的话，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更应该是新的国学了，而且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持续的时间不长，1925年成立，1929年就停办了，只有短短四年时间。1927年王国维自杀、1929年梁任公病逝，导师后继乏人，固然是清华国学院不得不停办的理由，但深层原因，应和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的学科整合及学科建设有关。北京大学国学门持续的时间也是四年，1923年至1927年，两者恐怕不完全是巧合。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结尾有句写道：“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清华国学院作为二十世纪直接和国学相关的一件大的事情，作为世纪话题，它的学术创生的地位和它所播撒的学术种子，其影响力八十年后亦未见其少衰。
    3.历史的“文化创举”不能重复
    回观20世纪头二十年的国学景观，对当时一些有影响的国学刊物和重要的国学出版物，不能不稍加留意。单是以“国学”两字入名的刊物就有好多种。当然1905年印行的《国粹学报》，创办者是邓实、黄节等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虽没有以“国学”名刊，“国学”二字的义涵已在其中。梁启超设计的《国学报》，应该是最早的一个以“国学”为名而未获实施的刊物。尔后就是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罗振玉和王国维辛亥革命前均供职学部，《国学丛刊》即创办于此时，原拟每年出版六编，结果只在1911年出了两编，便不再办下去。所以王国维写于1911年正月的那篇有名的《国学丛刊序》，反而比《国学丛刊》本身影响还大。罗亦有序，曾经王的润正。再就是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因胡适撰写宣言而名声远播，前面已经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刊物是1927年出版的《国学论丛》。此外还有地址在北京的中国大学办的《国学丛编》，上海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上海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南京东南大学和高师国学研究会的《国学丛刊》，以及厦门大学的《国学专刊》等。其实厦门大学1926年也有国学研究院之设，只不过因人事纠葛，事未成而先已停办。此一过程桑兵先生《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考订至详，大家可参看。
    至于以“国学”入名的书籍，亦复不少。曹聚仁记录整理的章太炎1922年上海讲演的书名叫《国学概论》，钱穆1928年以讲义成书，也题书名为《国学概论》。我的看法，章、钱这两种《概论》，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最重要的综论国学的著作。其余三十年代出版的谭正壁的《国学概论讲话》、顾荩臣的《国学研究》、马赢的《国学概论》、蒋梅笙的《国学入门》、张振镛的《国学常识答问》、李冷衷的《国学常识述要》、叶北岩的《学生国学答问》、谢苇丰的《国学表解》等等，立名虽多，学术含量及影响不过聊胜于无耳，可不置论。
    因此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有过一阵子“国学热”（曹聚仁曾以“春雷初动”四字加以形容），于事实恐怕是相符的。不过处此“国学热”中的核心人物，还是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没有这三位大儒的鼓动，国学研究纵加力而行，也不会有“国学热”出现。如今历史的挂历已翻过九十个年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去夏以来的国学“热动”，和二十年代颇有相似之处，连历史转换的背景也感到雷同。1917年以《新青年》为表征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这似乎是我们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年代初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号召大家进研究室，很像我们的九十年代；然后就是上面说的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也就是我们的今天了。只不过当年历史转换的快，三种思潮轮替才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呢，用了二十多年。历史有时是会“重复”的，但重复不应该是“蚁蝗磨转”，原地踏步，而应该是螺旋式上升。
    然则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动”，其学术水平是否已经高过二十年代？恐怕谁也不敢这样说。时下热卖的相关图籍，不还是当时的那些著作吗？大家感到最具参考价值的，仍逃不脱章太炎和钱穆的两种《国学概论》，只不过印制的更精美罢了。即使有的大学办起了国学研究院，能够和当年的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相比吗？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这三位有资格当众说点“胡话”的国学大家了。更不要说，不愿与“热”，只肯一意深研的王国维和陈寅恪，我们能读懂他们的书，已非一件易事。
    历史可以重复，历史的文化创举却是不能重复的。何况北大国学门也好，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好，都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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