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将军的大学文凭

    
    1973年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工作岗位对调之时，南京军区的政委是杜平将军。
    在司令员们的对调事务会议结束后，12月22日，毛泽东一一接见了这些解放军高级将领。当有人准备向毛泽东介绍这位南京军区政委时，毛却一眼认出了杜平，并先开口了：“哦，杜平啊，大学生哩!”毛泽东又向一旁的许世友等人继续说，“我是师范生，杜平是大学生。”
    杜平当时很是惶惶，不好意思地说：“我算不了大学生。”
    所有在场的人却都被镇住了：大学生!杜平是大学生?可原来为何从没有听人说起过呀，更没听杜平本人说过这事?
    要知道，大学学历，对这些大半生从事革命斗争与戎马生涯的解放军将领，几乎是一件不可能有的事情。然而，现在却知道，杜平竟然是一个曾上过大学的将军，并且是由毛泽东主席亲口证实的。这使与杜平共事多年的许世友等将军们，一下子几乎是目瞪口呆了。
    一
    在抗美援朝时，杜平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1954年后任东北军区(后改为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军衔时，杜平被授予中将；1963年调任南京军区政委，文革中短暂停职，1977年后则仍复任此职，直至离休。
    杜平在任上，有两件大事与他有重大关系：一是发现并宣传雷锋。是杜平第一个将下面报来原仅仅只是“节约标兵”材料的雷锋，批示提升为全面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之典型的，从而在中国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运动之序幕；二是1963年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的命名大会，是杜平代表南京军区党委主持的。
    杜平原名杜豪，江西省万载县黄茅乡人，其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父亲种田，母亲织布，兄弟姊妹8人。因家境不宽裕，他的父亲便决定只让杜平一人上学。由此，农家子弟杜平便得以在家乡小学及县里的最高学府东洲中学，先后接受了8年的文化教育。1927年9月，中学毕业后，杜平想继续求学的愿望，得到了他父亲的支持。虽然当时杜家每年的收入仅够家人温饱，并没有什么余钱，但是，杜平的父亲要将他认定有大出息的这个儿子培养成才的企望，却非常坚定。他千方百计为杜平筹借了学费，供杜平外出求学。
    走出黄茅乡，走出万载县，又走出了江西省，杜平来到了长沙。没有去江西的省会南昌而到了湖南的长沙，是因为湘赣边的黄茅乡，离南昌很远，而离长沙却较近。到长沙后，杜平进了一所大学，并就读二年后，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
    一般人不知道杜平是读了大学的，就是那些和他一起奋斗多年的诸多战友，也都不知此事。
    然而，毛泽东却知道了。
    毛泽东是解放后在一次与罗荣桓元帅和杜平谈话时，从罗帅的介绍中，得知了杜平上大学的事。
    罗荣桓对毛泽东说：杜平同志还是我们红军中的大学生哩!
    对旧时长沙再熟悉不过的毛泽东，忙问是什么大学。
    杜平说：是长沙的群治大学。
    毛泽东一听，当即冲口而戏言道：那是野鸡大学。不过，随即毛泽东又补充说：野鸡大学也有好的。
    杜平为什么对自己曾有的大学生身份不愿张扬，甚至对此事，自个儿的底气也不足呢?这是因为，杜平所就读的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湖南群治大学。
    但是，它却不是毛泽东所戏言的什么“野鸡大学”，而的的确确是湖南当时仅有的几所大学之一。
    二
    既然如此，杜平将军为何有些羞于说自己是大学生呢?
    可能是因这所大学当时的学习条件、学生数量，都远不如后来的大学规模，又是私立的，因而，杜平对这所学校能否称之为“大学”，也没了信心。所以后来他对采访者仍说：“我是大学生，是罗荣桓向毛主席说出来的，过去我一直不愿承认自己是大学生。因为我上的是湖南长沙群治大学，是个私立大学，读了几年书。”
    其实，20年代大学的规模，普遍都是远不能与后来的大学情况相比。1937年，“湖南大学”虽已改为国立，学校共有3院11系，有教员90多人(其中教授70人)，而学生却也不过535人。群治大学(群治农商学院)的学生想必也不会有很多。因为，包括湖南大学、私立湘雅医学院、群治大学在内，当时全湖南省3所大学，总共也只有教职员200多人，学生则不到1000人。
    杜平因为在湖南群治大学完成了二年学业而毕业，因此，他的文化修养与做人理念，显然是得以上了一个重要台阶。这一切，在他参加革命的起始，直至走完人生的道路为止，都显现了浓重的痕迹。一个原本来自山野乡村的青年人，他的眼光，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行事准则，都因这个大学经历，而从此渗透了儒家的点点智慧，显露了学者的种种风范。
    甚至，从开始选择革命的具体方式起，大学毕业的杜平就有了与众不同的思考。
    土地革命时，苏维埃与红军运动席卷了湘赣边区，成千上万的男女都不同程度参加到苏维埃革命运动之中。万载县以农民传奇英雄陈昆山(共产党员)为首，也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红色赤卫队，1930年初，改编为地方红军5大队。当时，陈昆山见杜平大学毕业归来，便邀他去5大队，做他的政委。然而，此时的杜平虽然早已有了革命的理想与热情，但对投身军营，他却认为自己这种情况，是不适合在全由同乡农民组成而结构相对散漫的赤卫队工作，一开始就应进入到正规有序的部队里，才能更好发挥自己的才干。因此，他打定主意，谢绝了陈昆山的邀请，而去了黄公略领导的红6军。
    红6军政治部秘书长郭实秋接待了杜平后，得知杜平上过大学，非常高兴，立马将他介绍给军长黄公略。来了个大学生，黄军长自然也很高兴，便将杜平直接留在了军部政治部工作。从此，杜平便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永远结上了缘，并一直处在了部队高层的政治工作岗位上。
    杜平后来能成为将军，可以说他参加红军的第一步，即只当正规红军的想法，是个较明智的选择。从而尽可能避开了知识分子在人员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军队中常会有的一些麻烦。
    这是极为难得的一种坚持。显然，也是因有大学经历，他才拥有了一种高远智慧。
    所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在军人的杜平身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知识分子的情结、涵养和智慧。因而，他能够很人道地处理抗美援朝中的敌方战俘问题；在彭德怀事件中遭受牵累却没有做任何落井下石的事情；虽然他是“四野”政治部秘书长，但后来的林彪事件中，他却是干干净净。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尽管杜平也有左右为难、进退维艰的时候，也有过一些违心之举，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违背做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杜平将军晚年爱好书法，并以此为乐，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家，更是他知识分子性格的回归和升华。
    也许，正是湖南群治大学的学历，才让从山野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杜平，具有了知识分子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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