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和张謇

   
    郭嵩焘和张謇都是清末人，张謇还进入到了民初。两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可圈可点的人物，但似乎走着不相同的道路。郭嵩焘走政治救国的道路，张謇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救国的理念上，两人殊途而同归。
    郭嵩焘是道光进士，光绪年间官至兵部左侍郎。这时的清朝，在列强的压迫面前，不得不对外交往。在这种形势下，郭嵩焘成了清朝驻英国的首任大使。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郭嵩焘这个大使当然也地位显赫了。郭嵩焘出任驻英大使，并非偶然，乃是因为在当时的官场里，他的思想相对说更与西方“接轨”。他不仅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在这点上他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坚定的支持者，并且更进一步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这就使他比李鸿章走得更远。因此，国内对他几乎是一片骂声，其中知识界、读书人对他的骂声最猛烈，也最响亮，说他“不能事人，安能事鬼”!“鬼”者，指洋人也。他不是风光地去赴任，而是灰溜溜地去赴任。
    但他不改初衷，深入考察英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仍然对英国的社会称赞有加。在与英国人的交往中，也不摆所谓“上国”“天朝”的架子(说来十分可笑，与人家英国两次开战，都一败涂地，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不少人却还常常以“上国”“天朝”自居，大摆其谱)，按外交礼仪同英人交往。这竟被与他同赴英国的副使认为有失国格。比如他拜访英国官员，按外交礼仪互相行礼，副使认为有失“天朝”威仪；一次天气忽冷，他披了一件英国人的衣服，更被认为是丧失国格。副使秘密向国内打小报告，清朝政府中的守旧派早就厌恶他，于是解除了他驻英大使的职务。郭嵩焘回到国内，不只大受冷落，更遭唾骂，甚至被视为“汉奸”。他也郁郁地走完了自己人生的路。史家称其为“孤独的先驱者”。
    张謇1894年考中状元，其时他已经44岁了。欣赏他的翁同龢很想重用他，他却突然厌恶了做官，借故父亲去世回到家乡南通。他痛感中国衰弱，就是因为经济落后，所以一心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学习西方国家的办法，实行股份制，集资筹建纺纱厂。一个状元，不去做官，竟然要经商，这无疑是对中国数千年读书人价值观的颠覆。嘲笑、蔑视和漫骂几乎能把他淹死。原来答应入股的一些人也都打了退堂鼓。而南通的秀才们则群起声讨他，好像读书人的操守、品德都被他丧尽和糟踏了。张謇万分痛苦，一度都想自杀。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南通办起了纱厂。结果旗开得胜，接茬又开办了好几家企业，不但给了许多南通人就业的机会，也使南通从一个无名小镇发展成当时一个响当当的工业城市。张謇也成了清末民初名声大噪的实业家。虽然他的企业因经营理念的错误最后都资不抵债破产了，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开创和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郭嵩焘与张謇都曾受到保守分子的激烈攻击、蔑视和嘲笑。这里面尤其受到读书人，也就是知识者的攻击、蔑视和嘲笑，以其为耻，甚至不共戴天。这不能不使我们感慨和玩味。知识者被称为社会的精英，但是这精英却也是一分为二的。一部分知识者是先知先觉者，是开创者，是社会前进的推手。郭嵩焘是，张謇也是。但另有一些知识者，却恰恰是顽固的保守者，是社会前进的阻碍力量。那些群起声讨郭嵩焘的读书人是，那些群起攻击和嘲笑张謇的秀才们也是。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是知识者，改革的死对头司马光也是知识者。司马光派中的苏轼更是中国历史上的天才作家。由于他们也是知识者，比非知识者有更多的话语权，在社会上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的反对也常常对开创、对改革、对前进有更大的杀伤力。
    诚然，不同的观点、看法在任何人群中都有，知识者当然也不能例外。但从知识者本身对社会推动作用这个角度去观察，成了知识者，并不都是精英、都是社会前进的推手、都是社会前进的积极因素，其中的保守者恰恰是严重的阻碍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这话一万年也不过时。因此提倡人们从书本获取知识，从实践获取知识。但是，当你有知识以后，或被视为是知识者以后，万不可以为自己是知识者了，就注定是社会的精英了，凡事都无不合于圣道了。未必，未必。当你虽有知识，却不能与时俱进的时候，却固步自封的时候，却老大自居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像上述湖南那些声讨郭嵩焘的知识者一样，像上述南通那些嘲笑张謇的秀才一样，反而被后世所嘲笑。这是每一个知识者都应该时时自问、提醒和警示自己的。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