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政见者马寅初

   
    说得夸张一点，1945年的马寅初，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这个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摆脱了当权者的重压，结束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非常生活，以教授之名重返重庆大学的讲台。
    马寅初本是一介书生，自32岁那年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这个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一直躬耕于三尺讲坛。如果不是孙中山的长子、彼时的立法院院长，邀请他担任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年轻时就扬言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的马寅初，可能不会趟上政治这摊浑水。
    马寅初与众不同，是立法院中卓尔不群的异类。1939年的一次立法院会议上，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银行顾问、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的马寅初，抛出一份议案，建议政府征收“临时财产税”，矛头直指抗战后方的达官贵人，斥责他们利用政治力量，趁火打劫的行为。马寅初说，这种行为突破了官员的底线，实行资本税，必须从他们开始。
    如果仅仅在立法院说说，哪怕过火，还算是正常的参政议政。毕竟，抽取资本税不是马寅初信口胡诌，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英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向豪门巨室征过资本税。当局最不能容忍的，是马寅初在立法院之外四处“乱讲”，诙谐幽默的他将抗战中的人分成四等：出力的下等人；出钱的中等人；既不出力也不出钱、专发国难财的上等人；掌管大权，手握机密，投机外汇，将不义之财存于国外，一旦亡国就跑到国外吃喝玩乐的上上等人。
    有一回，蒋介石接到报告：马寅初在重庆向陆军大学的军官们发表了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之流的演讲。演讲中，他骂孔祥熙、宋子文“猪狗不如”。
    得罪孔祥熙、宋子文，蒋介石肯定不答应，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受益于“蒋宋联姻”的蒋介石想答应也答应不了，他马上派人约谈马寅初，马寅初回复说，自己是老师，蒋介石要谈，应该执弟子礼，来看自己。
    蒋介石没有耐心跟他玩礼贤下士那一套，他派宪X长，恭恭敬敬地把马寅初“请”出了重庆大学。马寅初是蒋介石的拥趸，身陷囹圄前后，无论是发表文章还是发表演讲，他都坚持“今日中国，惟有蒋委员长为全国唯一拥戴之领袖”，对于自己所主张的资本税，他说，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没有蒋委员长，是万万不成的。不知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马寅初拥护自己的政治态度，反正，他既没有借助法律程序，公开逮捕马寅初，也没有“玩失踪”。派特务秘密羁押，他编纂了“立法委员奉派考察”的名义，把他作为政治犯秘密囚禁了。
    我们说，这就是蒋介石的不对了，马寅初的行为，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立法委员行使言论自由的行为。即使有什么不妥，兴师问罪的只能是他的大姐夫、大舅子，他们若是觉得委屈，可以控告马寅初诽谤，法律自有了断，轮不到蒋介石以领袖的名义，替亲戚们出头。事实上，因为是秘密囚禁，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公开陈述过限制马寅初人身自由、政治权利的理由。
    即使蒋介石找了个什么理由，也搪塞不过去。且不说立法委员有没有言论豁免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马寅初有自由批评公共官员的权利，也有建议政府征税的权利。蒋介石不能以国家处于战争这样的非常时期，肆意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的确，战争年代的言论自由不像和平年代，和平年代可以自由谈论的问题，战争年代未必可以自由谈论。但是，判断某个战时的政治言论是否逾越了言论自由边界的标准，不是蒋介石及其家族的感受，而是这个政治言论是否会置国民政府于即刻而现实的危险当中，这个危险，是现实中的危险，不是想象中的危险；是即刻的危险，不是潜在的危险。若非如此，国民政府就不能借口国家备战，封住马寅初的嘴。
    要不是美国人一再施压，1942年夏天的马寅初可能还回不了他在重庆的家。人回来了，自由却打了折扣。虽说立法委员的帽子没有摘，立法院会议照常出席，重返重庆大学的脚步却被神秘的力量所中止，学成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离开家，去偏远的民办学校做教书匠。直到1945年，63岁的马寅初才重返重庆大学，回到阔别已久的讲台。这个时人瞩目的政治犯，也算是彻底赦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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