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支军队。正因为部队困难、有需要改进之处，才需要我和我们。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们干什么?因为爱而无私，因为无私而无畏。
    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官帽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哪一顶能掉到你头上?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疆界无限宽广。
    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真正能够刺痛你的，真正能够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锋芒。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职，那都没有用。
    我写过不少书。我宁愿我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有人读得懂我。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
    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收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
    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缥缈的，实际上做不到。
    有人说，我们这辈子是什么都缺。我们小时候缺菜，长大了缺钙，老了缺爱。年轻时缺知识，安了家缺房子，上了三十缺文凭，有了年龄又缺健康，开放了我们又缺青春，有青春时又缺开明。我们这辈子就是不缺四面八方的提醒，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这一点很可贵，很难得。我们不仅要使用他们，还要珍重他们。
    如果大家都不讲真话，那就让我一个人来讲真话好了。欲上天堂，必下地狱。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在中国，讲真话真难啊。但我还是要讲真话。我为什么如此?我为什么孜孜不倦地如此，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退缩?那是由于我太爱这支军队，太爱共产党了。“我把党来比母亲”，儿子对母亲能不讲真话吗?儿子如果欺骗母亲还叫儿子吗?
    李先念主席当军长时，手下有一个英勇善战的师长，叫熊厚发，24岁。西路军失败后，他跟随李主席一起撤往祁连山。这时，他的师政委逃跑了，还偷了李主席一匹马。熊厚发大怒，猛地一拍，把胳膊拍断了。我问李主席：“拍桌子呀?”李主席说：“哪有桌子拍?是拍在石头上!”后来伤口化脓，不能随部队走，留下养伤，被马匪俘虏，押至西宁，绑在炮口上用炮轰死。马匪把其他战死和被杀害的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尸首用毛毡包起来，用火车运往南京邀功。天气寒冷，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居然可以不用人扶就直立在车站月台上，排成一排。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当时我的眼泪就淌了下来。想想先烈，我们凭什么患得患失?
    我写过《大国策》，有人说我有亲美倾向。那是他们没读懂我。真正读懂我的反而是美国人。美国人一直对我非常注意。当年对我是不错的，数次邀请我赴美访问、学习，很下工夫。但是最近他们在研读了我的著作之后，知道我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国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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