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曾国藩的治幕之道

　　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为官、为政之道历来受到关注，坊间则广为流传着“经商要学胡雪岩，从政要学曾国藩”之语。曾国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时代英才，组成了一支庞大而高效的幕僚队伍。因此时人评价说，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固然由于他自身的素质和努力，“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曾国藩一生爱才惜才、百般访求，加上他久居高位、颇负声望，因此其幕府绵延兴盛近20年之久。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回忆1863年在安庆谒见曾国藩时对曾幕的印象：“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作者按：曾氏谥号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
　　曾国藩不仅汲汲于招揽幕府人才，更善于培育造就幕僚师友。据统计，晚清时期出身于曾国藩幕僚而后文职官至总督、巡抚以上高位的就有20 多人，其中包括大学士2 人，即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东阁大学士左宗棠；军机大臣2 人，即左宗棠、钱应溥；地方总督、巡抚和六部尚书、侍郎共23 人，包括沈葆桢、郭嵩焘、刘蓉、丁日昌、李瀚章、陈宝箴等；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就更多了。就全国8 个总督位子来说，光绪元年至十年间（1875—1884 年）先后担任此职者共有18 人，其中做过曾国藩幕僚的就有6 人，占到了三分之一；其中光绪三四年间（1877—1878 年），8 名总督中出自曾幕的竟有6 人，占到了四分之三。无怪乎时人有“中兴人物，多由辟幕起家”的感叹了。
　　幕府号称鼎盛，幕僚人才辈出，曾国藩这个幕主自然功不可没。他是如何管理幕府、造就人才的呢？ 1862 年，曾国藩用八个字总结了自己的治幕之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不拘出身，不论尊卑，唯才是举。曾国藩每至一地，必定广为访察人才，发现学有专长、精于一道者，都求之若渴，驰书礼聘，必欲延之幕中而后快。有身为京官的，则具折奏请来营帮办；有流落不知去向的，则致书地方督抚代为查明并礼送来营。在与朋僚的通信中，曾国藩常常以人才相咨询，以荐才相托付。当他听说胡林翼处屡屡有人才投效时，致书表示了羡慕之情：“汪梅村洵积学之士，廉卿亦精励可畏。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曾幕人才之多、数量之众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他幕府，与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和姿态是分不开的。曾国藩20 年间共有佐幕人物近500名，不仅超过了左右晚清政局40年的李鸿章幕府的304 人（含洋员），也超过了以幕府之盛自诩的张之洞的400 余人（含洋员）。因此，曾幕被称为“晚清第一幕府”毫不为过。
　　慎用，就是“取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既要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又要量才器使，慎重荐举。曾国藩曾感慨用人之难：“唯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权衡。”因此，幕中人才虽众，但他在使用上从不大意草率，而是反复测试、亲自考察、量才使用，如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等等。即使对于与自己有私交、私恩的人，他也从不无原则地滥施保举；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的幕僚，也从不姑息迁就。当然，对于大多数抱有官场升迁期望的幕僚来说，在保举一事上过于保守则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曾国藩带兵初期保举过于谨慎，减弱了对幕僚的吸引力，“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1854年曾国藩攻下武汉，仅保300 人，受奖人数占3% ；而1856 年胡林翼再次攻下武汉后，一次就保奏3000 多人，比例高达20%。因此，不少人为求官职转而离开曾幕前往胡幕。后来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自1861 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由是人心更加归附。但曾国藩所保之人，都是不辞劳苦、卓有才干者，对于那些才具平平或才高德薄之人，他以“心欲爱之，实却害之”的教训提醒自己，慎重使用，不肯滥保。
　　勤教，就是反复训诲，耐心督课，营造笃实勤学的氛围，努力培养实干人才和“读书种子”。曾国藩认为，“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优秀人才必须靠勤加培养才能造就。对身边的幕僚，他通过谈心、定期考核等方式加以调教；对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以写信、批牍或定期接见的方法，加以开导启迪，“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其在幕府就像先生在私塾教育学生一样：“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并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向其传授经验：“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何!在曾国藩死后奏称，曾氏再次出任江督后，虽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仍然对教育幕僚和访察人才十分用心，“公余无客不见，见必博访周咨，殷勤训励。于僚属之贤否，事理之源委，无不默识于心，人皆服其耄年进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亦在此”。对于曾国藩勤教以培育人才的效果，薛福成如此形容：“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另一个幕僚张文虎，对跟随曾国藩在实践中历练的收获和进步之大深有感慨：“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媈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严绳，就是明立章程，时刻督责，戒骄奢懒惰之气，杜徇私枉法之风。曾国藩不仅要求幕僚们要根据各自的分工勤于任事，恪尽职守，更要求他们勤于学习、有所专攻。在祁门大营时，要求幕僚按专业方向读书学习，既有布置也有检查，还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自出题，亲阅试卷，毫不懈怠。他还专门写有《劝诫委员四条》，从“习勤劳以尽职”“崇俭约以养廉”“勤学问以广才”“戒傲惰以正俗”四个方面对他们进行严格规范。如在“勤学问以广才”方面，他指出：“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战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可谓言之谆谆。李鸿章回忆初入幕府时的狼狈情况：“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朣朦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对于李鸿章被曾国藩教训的窘状，薛福成有更详细的描写：
　　傅相（作者按：指李鸿章）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江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疼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
　　在对待幕僚的态度上，曾国藩颇有礼贤下士的古风，并说：“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在两江总督衙署，他亲笔撰写了一副对联，与幕僚们共勉：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学者王尔敏指出：“领袖的才品作风，学问德行，政治眼光，与其幕府人才的地位与发展有极大关系。”幕府之间的差距也主要由此产生。曾国藩自律甚严，又勤于身教，使身边的幕僚受益匪浅。蒋廷黻评论说：“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显然，这与幕主曾国藩的思想、性格及治幕方法大有关系。
　　“曾门四学士”之一的吴汝纶，先后出入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他回顾自己的幕僚生涯时，对曾幕与李幕作过一番生动的比较。他认为自己在曾国藩手下时“日有进益”，在李鸿章手下时则十多年“故我依然”，究其原因，就在于曾、李二人不同的工作方法。曾国藩要求幕僚作文办事时，从不提出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见，只是把情况告诉幕僚们，让每人各草拟一稿，然后选取最优秀的一篇，并且公示众人共同学习；如果没有可用的，就托出自己的见解或草稿；如果有胜过自己的，就说：某君的文稿超过我的原始想法，我决定采用他的意见。这样，幕僚们就形成了“争自琢磨”的风气，“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从中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和提高。李鸿章则不然，他每次交代幕僚们办文办事，都先和盘托出自己的定见，凡是符合其初衷的则使用，反之则摒弃，毫无讨论切磋过程可言。久而久之，幕僚们只能争相揣摩他的意图，毫无创新，也就无所谓进步了。曾国藩、李鸿章治幕之道，高下立判。
　　（韩洪泉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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